回望百年新文化運動

　　百年前的中國正處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以《新青年》為思想庫，開始了他們偉大的人生實踐，引發了那場改變中國文化基本走向的“新文化運動”。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凝神回眸《新青年》，仍能感受到他們生命的溫度，思想的力度，他們塑造青年、改造國民、影響社會之時不我待的進步理念和責任意識，我們真切地感受到那場文化革命所散發的思想熱能。今天我們重新回溯他們的心路歷程，體會和思索他們的選擇與理念，從中汲取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

　　《新青年》的根本立意沒有偏離過“立人”的主題，是要塑造新的“青年”。陳獨秀寫作了與雜志同名的《新青年》，與李大釗的《青春》表達了同樣 “青年強則中國強”的理念。陳獨秀在文中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與“舊青年”訣別，而李大釗的《青春》則號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撲殺昨日青春之我”。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他們推崇進化論的理路，他們期待以青春鮮活的生命開創未來，他們相信進步將更替保守，光明會戰勝黑暗，歷史、現實、未來是一條向著曙光的延長線。

　　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兩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表明了他們對不同學說、不同文化持開放的立場，努力打破傳統社會“獨尊儒學”的一元獨尊，引導中國文化從一元走向多元的文化生態。百家爭鳴、多元并存是“新青年派”的導師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多元并存的開放心態，“科學”與“民主”的核心理念，塑造新青年的基本訴求，凝聚成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合力，積極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全面展開。

　　史學家鄭大華認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進步觀念，有漸進論與激進論、改良論與革命論兩種類型。運動初期，陳獨秀、胡適都從進化論出發，批評舊道德、舊文學，但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從文章的標題就可見 “改良”與“革命”的不同。胡適受導師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他明確主張漸進論，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不要自以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決’”。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唯物史觀來分析歷史變革，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強調應該承認“遇著時機，因著情形，或須取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李大釗還以《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對進化史觀與唯物史觀進行了比較，他指出 “以歷史進展的動因為準則，唯物史觀更勝一籌，因為它把歷史進化的動因歸于‘物質’，歸于‘社會的生產方式’”。(《新青年》8卷4號)

　　魯迅先生目光犀利地“睜了眼看”，反對瞞和騙，他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他“的的確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他“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提出，中國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他又說，無論社會結構如何變，最重要的還是“改革國民性”。他的《拿來主義》，比喻生動，化繁為簡，結論有力。魯迅以千字文辨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重大問題：東方與西方，繼承與革新，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人和文藝如何獲得生命力的問題。

　　胡適是另一位《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他的為人與為文與魯迅全然不同。他在魯迅之外樹立了另一種坐標。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將“五四” 的根本精神歸結為一種“新態度”，他把這種新態度稱作“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他還說，“做學問要在沒有疑處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主義，他以一種理性的目光審視著動蕩的社會，以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他喜歡研究問題，先假設一個觀念，然后再求證。而陳獨秀的思想理路與他不同，是先設定一個目標，為之不懈奮斗。他們因為理念和主義的不同而分道揚鑣。

　　胡適與李大釗思想上也沒有共同之處，胡適的名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與李大釗論爭的，但胡適敬重李大釗的人格，與他保持了多年的友誼。胡適不僅學術視野十分開闊，他為人處世的寬廣和豁達，他對同道友人的寬厚和熱誠更顯現著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

　　魯迅、胡適、李大釗、陳獨秀，他們個性不同，政見不同，主張不近，文風不近，但他們都有兼容并蓄的胸懷，他們都致力于建立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態，他們不僅以著書立說影響著世道人心，更以自己的現實人生踐行著新文化運動的理念，他們發動、推動、建構著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深入；新文化運動也影響著他們的人生之旅，胸襟氣度，思想理念，塑造著他們的生命情懷，人格品質，煥發出他們身上現代文化人的人格魅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們今天仍處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延長線上，我們要探索民族未來的道路，依然面臨著這些問題的挑戰，我們站在新的時代峰巒上依然要重新審視，探究百年前的命題，傳統與現代、民族與個人、全球化與本土、繼承與創新、資本與市場、大眾與精英、學術與政治、大眾傳媒與意識形態。我們回望歷史，在理解中認識價值，在分析中取用資源，我們在應對新的社會文化實踐的挑戰中，進行著與新文化運動理論內涵與思想價值的對話，我們汲取中華文化的豐富養料，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

　　我們只有在進行當下中國的文化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才能深入認識他們曾經面臨和思考過的問題，才能深入認識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意義和正面價值。在此實踐和探討的過程中，他們發動的新文化運動不再是與我們的人生無關的歷史事件，而是和我們的生命和思想息息相關的真實經驗，他們的人生實踐會成為我們人生實踐和選擇的真實參照，他們的思想探索，才會成為塑造我們心靈空間的堅實材料，建立我們精神譜系的重要資源。只有心靈的對話，精神的相通，我們才能開始接受和繼承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