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活咀嚼透

　　文學藝術的第一源泉是生活。人民是生活的主動脈，是生活大舞臺上無可替補的主人公。作家藝術家若真的想把生活嚼透了，咀嚼出生活中苦辣酸甜的真滋味，把生活的營養化為創作的血液，只有深入生活，扎根到人民群眾之中，才可能創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從而激蕩人心的作品。文學藝術離不開生活，離不開人民，就同五谷、花草和樹木離不開土壤與陽光一樣。

　　文藝界雖然喜歡爭論，但是對于作家藝術家要深入生活這一點，好像沒有人站出來反對。當然有沒有人心里反對而嘴上不公開講出來，那就不得而知了。應該肯定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近年來或有組織或自發地紛紛投入到生活的漩渦中去，直接感悟時代的脈搏，深度地體味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從“第一源泉”中打撈文學藝術的“第一范本”，從而給讀者講述了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國故事” 。

　　作家藝術家們深入生活的目標基本一致，而深入生活的方式就不盡一致了。新時期以來文學藝術界深入生活大體上分為兩種：一種是“走馬觀花”，如巡演、采風、訪問、參觀等；另一種是“下馬觀花”，如到一個基層蹲下去，一蹲數月或幾年。后一種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掛職”深入生活，如到某地掛個副書記、副縣長、副廠長、副鄉長等；另一種是一竿子插到底，就是去當工人、農民、戰士，與普通群眾同吃同勞動，真正了解到人民群眾思念什么，企盼什么，反對什么。這種方式在衣食住行上可能要艱苦一些，對身體弱的或年紀大的作家藝術家，或許適應不了，不一定強求。掛職深入生活可以介入到班子內部中去，對于從宏觀上把握生活和洞察領導層的“內宇宙”更方便些。我的一位文友曾掛職在一個縣級市里生活兩年多，有很大的收獲。但他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又總覺得那兩年仍有一些缺憾，究竟缺憾在哪些問題上，又似是而非，弄不太明白。

　　他最近偶然讀了何其芳同志1945年寫的一篇《記王震將軍》，心頭豁然開朗。何其芳寫當時“魯藝”有幾位文學家藝術家要到359旅去深入生活。王震對他們說：“這次我已經替你們想好了去的方式，不要像過去一樣，用文學家、藝術家的資格去，那樣是不能和戰士們打成一片的。這次你們就是去當幾個月的兵。除了團部知道你們是魯藝的學生而外，就是連長也不讓他知道。我們這樣介紹你們到連隊去：補上新兵一名。士兵們問你們，你們可以說是延安機關精簡下來的人員，轉入部隊生產的。”他接著又說：“這樣你們一到連隊去就可以學得一課，你們看八路軍的老戰士是怎樣對待新兵的，舊式的軍隊，老兵總是欺負新兵，而我們八路軍，老戰士卻是從各方面幫助新兵。”

　　王震為文藝家們設計了一個徹底的深入生活方式。他的設計不無道理。以什么身份出現在群眾之中，群眾才能真正與你打成一片，與你無話不談，你才能真切地咀嚼出生活的味道，確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不僅作家藝術家如此，各級領導在深入群眾時也值得深思。我的那位文友深入生活那兩年多，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作為一個作家到市上的，可是由于他戴著一頂“副書記”的帽子，許多群眾還是把他看成一個“官”。什么事情都怕比較，對比我50多年前下放在一個翻砂車間勞動時，群眾對我的感情態度、接近程度、交談方式，都有很強烈的普通化與大眾化。為什么呢？恐怕主要是由于我是來勞動改造的身份的緣故。老百姓跟一個作家藝術家在一起，本來就有了某些距離，再跟一個戴著各類頭銜的作家或藝術家在一起，距離還能小嗎？

　　寫到這兒，我想起了一位19世紀的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他曾經是個很孤獨的寫書人，他既不能成為生命之劇中的一個演員，又不愿充當一個觀眾，于是決定做一個觀察力敏銳的評論員。作為評論員的霍桑，并沒有寫出他自己和讀者都感到滿意的作品，后來他不自覺地在一家農場扮演了一個角色，他放下了筆，拿起了摟草耙子。他不在紙上涂墨水了，而是在田里撒肥料。他大約過了一年這樣的勞動生活，在田野和農民中找到了一部生動精彩的小說，這就是很有名的《歡樂谷的情史》。這部作品的人物同他其他作品中充滿憂郁的人物不同，而是一些沐浴溫暖陽光的人。這個并非精心設計的深入生活方式，似乎對今天的作家藝術家不無啟示。

　　需要做一點聲明，我并不是一概反對作家藝術家采風或掛職深入生活。前邊說了，文藝界喜歡爭論，我無意與任何人爭論，只作為關于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方式的一家之言，甚至是一孔之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像一句廣告詞說的那樣，“沒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或許某一種方式更適合某一類文藝家，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