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文學史”的冷思考

　　1988年，《上海文論》第4期開辟了“重寫文學史”專欄。在持續一年半的時間里，該專欄發表了系列“重寫”性質的文章，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已有定評的一些作家如丁玲、柳青、趙樹理、郭小川、何其芳、郭沫若、茅盾等的創作傾向和藝術成就提出了質疑，對《青春之歌》 等文學作品以及別、車、杜美學理論，左翼文藝運動中的宗派問題，現代派文學，胡風文藝思想等文學現象進行了重讀、重評。其倡導者提出：“重寫”之目的，“是要改變這門學科的原有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一些文章認為，革命作家存在“思想進步、創作退步”的問題，而一些疏遠或者回避政治的作家作品則更具有“主體性”和“藝術性”。這些文章以“審美性”、“主體性”、“當代性”、“多元化”等為旗幟，否定政治對文學的控制，同時又以對“政治”的親疏遠近，來確定作家作品文學史地位的高低，其評價標準恰恰表明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圖。

    歷史虛無主義的淵藪

    “重寫文學史”以“純審美”作為價值標準，以“政治/藝術”、“功利/審美”的二元方式對文學史政治化書寫進行反叛�！爸貙憽闭撜J為，要從“審美”層次上把握文學作品，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就要求文學史寫作的“主體性”——“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滲入和再創造”，而“研究者精神世界的無限豐富性， 必然導致文學史研究的多元化態勢。這個過程的無限性，不僅表現了‘史’的當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終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其實，“重寫”論者所說的“歷史的真實”，說到底不過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體現。

    因為，“當代性”首先是與中國革命歷史語境緊密相 聯的，體現為一種歷史主義意識�！爸貙懳膶W史”側重以“當代”的意識重構文學的歷史，從而以歷史可以完全進入“當代”視野的共時性方式，消解了真正的時間概念，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經過“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滲入和再創造”——臆想或獨斷，“五四”以來的進步歷史、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史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歷程就很有可能被回避、稀釋、扭曲、消解、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為各種另類表述。但是，歷史的一維性和客觀性已經表明：尊重歷史必將高于史家的主體個性。恩格斯曾經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蔽膶W史家作為主體，不能決定歷史的客觀存在，我們只有回到文本書寫者所處時代的歷史與精神的制高點，將文本置于具體的時代與歷史語境中，充分發掘其生成的具體過程與前提條件，同時將史家主體的情感愛憎和價值理想自然地糅合進對文學史的敘寫中，這樣才能抵達那個時代革命歷史語境的最高認識水準，并產生其應有的效果。

    對歷史和現實的遮蔽

    “重寫文學史”所提倡的“主體性”、“當代性”、“多元化”等理論主張，其實質正在于把史家與歷史(文學史)即主客體發生關系的活動——“主體”性實踐，當成了事物的“本體”性存在。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過于強調文學“審美自足”的非功利性目的，將文學的“思想性”、“民族性”、“歷史性”、“革命性”等因素一并作為“功利性”寫作進行排斥，消解并遮蔽了許多文本自身所帶有的歷史與政治文化內涵。比如，“重寫”者認為，《狂人日記》的價值并不在于批判了“吃人” 的封建禮教，抑或是對現實的抗爭，而是因為它“涉及人類的永恒的東西”，“是在一種很高層次上談對人類本體的認識”。這種評價無疑忽視了作品的歷史文化語境。魯迅畢生倡導文學必須“為人生”，要用文學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他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到當時的戰斗中了。文學作為一種審美的力量，其對現實的超越不是回避現實，而是對現實的深化，深入到一個時代的思想內里即“時代精神”中。

    今天，我們的社會生活發生著翻 天覆地的變化，時代精神處在一個最為活躍的時期，但很多作家和批評家并沒有完全讓自己的寫作介入當下，反而陷入到“純文學”這樣固定的觀念里，越來越拒絕了解社會、拒絕以文學的方式和社會互動，更不必說參與到當前的社會變革中來�！凹兾膶W”逐漸喪失了關注現實和把握現實的能力，日益呈現出保守性質。文藝創作上的“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等錯誤觀念都是這樣一種思想的延續和寫照。

    回到革命文學實踐本身

    今天看來，除了“顛倒式”的政治化批評視角，我們很難看到“重寫”文章能用更深刻的學術眼光和理論視角，來概括和描述革命文學所展示的文學經驗。很多受到“重寫”文章批判的“舊的”文學史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也沒有被揭示出來。在筆者看來，目前文學史寫作最大的問題仍在于：沒有找到適當的概念和理論方法，來描述我們的文學經驗，尤其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經驗。因為只有在哲學—邏輯的眼光中，歷史才成為真正的歷史，文學史才能成為真正體現人類精神發展歷程與規律的文學史。正如恩格斯所說，“邏輯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研究方式”，因為“思想進程 的進一步發展”，“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即歷史與邏輯相統一，這一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精髓。

    因此，要走出理論困境，只有回到革命文學實踐本身。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最為精深的哲學理論在中國左翼作家、革命作家那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證實和升華。馬克思認為，人真正意義上的存在是一種超越個體融于群體的“類”存在�？箲饡r期，許多知識分子都經歷了從抒發個人一己之情，到走向為時代而歌唱的精神覺醒過程。在戰爭的洗禮下，他們完成了兩重否定：從純粹個人情感的吟唱，到拋棄自我深入大眾的內心；從浸潤著社會現實的“我”的自我表達，到與社會融合為一的“類”的自我實現，這種藝術是“遠為巨大的綜合的形式”，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 《馬克思論藝術和社會理想》等經典性著作中找到闡釋的基本依據。例如，賀敬之詩歌的四個屬性——“廣延性”、“理想性”、“持續性”和“回環性”，可與西方理論提出的“主體間性”、“持存性”、“回環性”等思想相互闡發，這說明只有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即立足于文學文本的歷史主義解讀，我們才能超越用文學作品印證西方理論的單一向度，并提出自己的批評理論，從而與西方理論進行平等對話。同時，只有通過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我們才能真正闡明革命文學的精神內核及其藝術選擇的歷史必然性。目前，如何真正從詩學本體的角度，深入解讀一些革命作家如賀敬之、郭小川、魏巍等的作品，破解他們身上蘊含的將個體生命投入時代、獻身人民的精神密碼，還存在著巨大的學術提升空間。隨著這一空間的拓展，我們才可能超越“重寫”觀念的束縛，對“文學”與“政治”、“審美”與“功利”、“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等命題獲得更為真實而深刻的理解。

    開拓文學史寫作新格局

    “重寫文學史”導致當前文學史寫作中存在一個突出問題：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家被文學史遺忘！比如詩人陳輝(1920—1945)，他是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的一名戰士，用槍也用詩和人民一起并肩戰斗，為祖國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的遺作詩集《十月的歌》于1958年出版后，在日本就有介紹和翻譯，尤其是短詩《一個日本兵》，時至今日仍然能喚起日本人對那場侵略戰爭的記憶。很多人津津樂道徐志摩、戴望舒等作家，卻很少知道陳輝這樣的詩人，日本學界對他的關注和研究則遠遠大于國內。

    此外，一些重要的革命作家群體還沒有真正進入文學史的視野，以1937—1945年間抗日根據地三大詩群——延安詩群、晉察冀詩群、蘇浙皖詩群為例。盡管在一些文學史中有介紹，但三大詩群并沒有以“詩群”整體性載入文學史。目前，學界關于延安詩群已有多人論評，有關晉察冀詩群也出了一本《晉察冀詩抄》，但系統、深入的研究仍然很欠缺。至于蘇浙皖詩群，更是很少人知曉。它是一個主要活動于皖南涇縣、蘇北鹽城以及浙東金華一帶的詩人群體，經查證可以確定這個詩群中有如下詩人——馮雪峰、蒲風、夏征農、辛勞、聶紺弩、樓適夷、許幸之、莫洛、彭燕郊、吳越、蘆芒、賴少其、陳子谷、王亞平、覃子豪、錫金、戈茅、陳亞丁、陳山、黃凡、林山、杜麥青、江明、方尼、錢毅等，他們或者參加了新四軍，或者為新四軍從事秘密地下工作，這其中也應該包括寫下了新體詩《十年》(《新四軍軍歌》初稿)的陳毅元帥。蘇浙皖詩群及其獨特的詩學特質，不僅可以使根據地三大詩群呈現南北呼應的整體風貌，而且三大詩群整體進入文學史，必將為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歷史構成、藝術范型、審美訴求提供新的視角，同時也為開拓文學史寫作新格局，提供有力的參照和基礎。

    總之，作為審美形態的文學，是離不開特定時代政治背景而超然獨立的。文學與政治的緊密聯系，不是任何人強加的，而是歷史意識和時代精神的必然要求。我們的文學要為人民、為時代服務，就應該提倡個體與群體的融合，提倡“類”的追求。因此，文學史更應該是一個國家的思想史、社會史，是人民的思想史、社會史，所以針對“重寫文學史”的做法，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重寫“重寫文學史”。

    (作者單位：浙江樹人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