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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戲劇研究在編劇、導演、表演、劇目等領域成果頗多,但對劇院,尤其是系統性的劇院演劇藝術研究,仍然較為單薄。北京人藝是中國當代舞臺藝術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也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對象。日前出版的《困守與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藝演劇藝術》,將新時期以來的北京人藝作為研究對象,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也為北京人藝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首先,該書可謂劇院研究的一次新的嘗試。全書從時間(劇本)、空間(導演)、身體(表演)角度切入北京人藝的演劇創造,闡釋了北京人藝30多年發展變化的內在基因,在歷史與現實的相互對照中,揭示北京人藝研究的特殊性所在,為讀者較為清晰地展示了后焦菊隱時代北京人藝“困守”的艱難與“新生”的愿景。同時,在寫作方式上,該書把研究對象放在一個大的文化格局之下進行審視,將其作為“百年中國話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戲劇人探索話劇民族化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階段”,“它遇到的諸如如何認識斯坦尼體系,如何看待話劇民族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如何形成話劇的中國學派、民族風格等理論與實踐課題,都是中國話劇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必須破解的難題”。這就使全書的立論、分析站在了一定的學術高度,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梢哉f,作者在書中提出的難題不僅是中國話劇賦予北京人藝的歷史使命,也是其在寫作中努力去思考和探討的。
閱讀該書,不難發現,作者的北京人藝研究具有強烈的當下性,他時刻注重理論研究與當下美學實踐的“對話”,用戲劇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去觀照現實問題。觀眾的審美期待和文化需求隨時代而變,劇院的演出不能輕視或落后于觀眾對舞臺的判斷。北京人藝的藝術創造要變化,但不管怎樣,如何“表現”人、“表演”人,是劇院發展中始終需要回答和探索的課題,也是作者對北京人藝研究的現實關懷所在。這一問題解決的是否得當,不僅關乎著中國話劇的未來,也考驗著渴求“新生”的北京人藝。
其次,該書是戲劇符號學理論方法與本土戲劇實踐的一次有機融合。中國當代戲劇研究,離不開理論的支撐和總結。西方戲劇理論的產生,大都依托特定的戲劇實踐和文化土壤,與20世紀西方戲劇舞臺變遷和實驗思潮緊密相連,并非都可以照搬到中國話劇的舞臺實踐和研究中。但如今,很多戲劇研究者以西方的戲劇理論為尚,喜歡套用、挪用時髦的西方戲劇理論經典著作;在分析中國話劇的美學問題時,言必引某某國外戲劇理論大師、導演的話,使得國內話劇研究缺少本土的針對性、有效性。
該書的理論、方法基礎是戲劇符號學。這一理論方法發端于20世紀初,上世紀80年代曾被譯介到中國,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顯得較為沉寂。作者分析了戲劇符號學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原因,指出了這種研究理論的核心在于“實踐性”,即如何利用這種原理和方法,在借助多種學科理論工具的基礎上,研究具體的文本意義。他嘗試把這種方法運用到對北京人藝的研究中,實際上是借助這種方法提醒我們,研究還是要回歸戲劇本身,關注文本內部的隱秘構成,促使我們重新回到劇場。該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不是從抽象、僵化的理論出發,而是在現實問題的判斷分析中,發現這種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實踐價值,將戲劇符號學最新的研究成果與中國話劇實踐及民族戲劇審美原則相結合,探索總結適合本土戲劇創作和演出的戲劇符號學研究方法和框架。這種研究思路,不僅拓展了當下戲劇研究的方法、路徑,而且有助于讀者從時代、文化乃至世界戲劇發展的視角,觀察中國話劇遭遇的問題,進而找到可能的解決途徑。
再次,該書體現了作者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由于無法親歷現場觀看或者缺少相應的影像資料,話劇舞臺創造中導演、表演美學的研究很多時候是滯后于劇本的。作者主張帶著問題回到“現場”,從影像“文獻”中尋找論據。為此,他利用在北京人藝掛職的時間,翻閱了大量歷史文獻資料,觀摩了可以搜集到的所有劇目,這使該書的寫作建立在了大量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書中,我們能夠讀出作者對新時期以來北京人藝演劇藝術發展的宏觀審視,也能夠看到作者敏銳捕捉到的微觀視角和獨特發現,而這些“發現”往往是過去研究中所忽略的。比如,作者從戲劇符號學中受到啟發,強調了身體符號在觀演交流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一個細節的動作、姿勢往往最能體現出觀演雙方之間的默契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演劇風格”。他通過身體符號產生的意義,發現了這些意義與北京人藝觀演交流模式之間的內在關聯,為我們思考北京人藝演劇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該書敘事嚴謹,結構清晰,論證詳實,語言如同作者的為人,樸實、真誠,不花哨、不艱澀、不浮躁,但正是在這些質樸的文字背后,可以看到其清晰的審美判斷和價值立場。他將自己對話劇的熱愛投入到寫作中,也把自己的焦慮和期盼呈現在了讀者面前!叭绾巫寕鹘y的‘光暈’不再僅僅作為歷史輝煌的表征,而是體現著當下的活力、當代的審美趨向;如何讓創新不再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任性為之,而是真正成為遵循舞臺藝術規律,具有現代性、開放性、前瞻性的美學實踐!弊髡叩倪@些困惑與思考,體現了可貴的反思意識和治學態度,對于今天重新思考北京人藝演劇藝術的發展不無裨益。
作為第一部運用戲劇符號學對北京人藝進行整體研究的專著,該書不免存在一些弱點。作者對戲劇符號學的分類標準、理論探討還需更加清晰、深入;對舞臺演員身體符號系統中“表情”、“姿勢”、“語言”的分析有所欠缺,這方面尚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新時期以來北京人藝上演的國外劇目眾多,但書中能夠進入闡釋對象的卻很少,對這些劇目演出特色的總結、評價,應該在研究中有所反映。
(《困守與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藝演劇藝術》,徐健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