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華語電影的詩性美學

“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征文選登

　　習總書記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文化是兩岸暨港澳地區華語電影的共生資源，對華語電影的美學共性特征形成至關重要。概括地說，中華美學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追求“美”與“善”的和諧統一；二、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三、強調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傳統的儒、道、佛三家的審美理想和藝術追求又構成了中華美學的詩性基礎。在影像時代，華語電影也將中華文化的美學觀念融入自己的形式，從而形成了一個由文化進入再轉為文化傳播的循環系統。對這一現象展開深入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中華文化與華語電影的關系，更好地理解中華美學精神在華語電影中的藝術轉換問題。

　　“華語電影”命名本身就包含著中華語言和文化的共生關系。許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中華文化對華語電影美學生成的重要作用。華語電影內涵較中國電影內涵更廣，但在對中國美學追求方面卻有諸多一致，因此中國電影美學研究成果亦可被視為該領域研究的基礎。如羅藝軍強調中國美學精髓在于詩，呼吁建立基于文化美學傳統的中國電影詩學體系。王迪和王志敏合著的《中國電影與意境》、劉書亮撰寫的《中國電影意境論》即是從中國傳統美學角度探討華語電影美學問題的兩部專著。香港電影人林年同撰寫的《鏡游》《中國電影美學》以及劉成漢的《電影賦比興集》，均從傳統詩歌美學入手分析華語電影，對華語電影美學詩性特征進行過深入闡述。國內眾多著名學者也曾就中華詩性精神與華語大片等問題展開討論。總體上說，研究者普遍關注華語電影中富于中華文化內涵的意象美和意境美的呈現問題，比如“凌波微步”、“竹林大戰”等精彩場景即源自于中華美學理念。華語電影中特有的藝術形式和意象之美，是中華文化和美學思想在電影中的具體呈現，同時也引發了海內外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感。中華美學的詩性特質是華語電影美學的核心，這是研究者們已經形成的普遍共識。但也應該指出，在現有研究成果中，對華語電影詩性美的重要一環即人格美問題關注尚嫌不夠，未能將華語電影的意象美、意境美與人格美作為詩性美的整體進行考量。就華語電影的文化美學蘊涵來講，這顯然是一個結構性的缺憾，因此尚需進一步完善對華語電影美學內涵的認知。

　　從華語電影發展來看，中國電影誕生初期即帶有濃郁的儒家文化思想，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儒道釋文化以及劍俠文化和民間文化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現。而代表中國電影藝術水準的標志則在于電影美學詩化的程度，因為這使得電影在流光溢彩之外更能顯出內在的文化底蘊。華語電影詩性美學的特征，在早期電影人鄭正秋、張石川、孫瑜、卜萬倉、蔡楚生、費穆等人的電影力作即已經有了鮮明的表現，而后，又由中國大陸的水華、謝晉、吳貽弓、張藝謀、陳凱歌、孫周、霍建起等導演及其作品，以及香港、臺灣地區和海外的著名導演，如侯孝賢、王家衛、李安、許鞍華、吳宇森等人的作品共同構建完成。海內外觀眾在對華語電影產生情感認同的同時，更是對其中文化的價值意義認同。因此，通過桃花、流水、群山、村野、孤燈等具有中國傳統詩歌意蘊的意象，濃郁的中華文化意味亦隨之不斷涌現，對此，觀眾的情感自然也會如山泉般汩汩流淌，所以說，在華語電影中交匯著情感和文化的雙重認同意義。

　　華語電影也是中華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載體，海內外許多學者對此都有清醒的認知。然而，對華語電影傳播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不能只注意類型、市場和傳播方式等問題，而忽略華語電影美學觀念所起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電影藝術形式之美是文化內涵的外化，形式之美的建構包含著對文化思維和價值觀念的深刻理解。對于華語電影的審美認同，實則就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在欣賞華語電影形式美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內在力量得以顯現。因此，這樣的傳播過程必須經由華語電影審美而最終得以完成，由此可以見出華語電影美學研究在中華文化傳播中的重要意義。

　　在當代世界文化格局中，可以說，華語電影處于傳承和傳播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位置，它所形成的文化場域具有凝聚世界華人乃至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意義。

　　中華文化影響下的華語電影美學與藝術表現形式

　　從世界范圍看，華語電影藝術風格有許多獨到之處，中華文化對于宇宙人生的精辟詮釋，使得華語電影呈現出獨特的藝術樣態和思想光彩。在華語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所賦予的仁愛與進取心態、道家思想所燭照的達觀與從容、佛家思想所布施的持守與妙悟，這些都是華語電影的詩性智慧所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也賦予了華語電影獨特的藝術形式特征，因此，我們可以從電影結構、場面調度、蒙太奇節奏等方面考察中華文化對電影形式的影響。從敘事結構來看，有依照民俗節慶建構故事情節的經典佳作，如《林家鋪子》；有依照中西文化差異建構情節沖突，如《推手》；有依照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建構情節，如《心香》《洗澡》等等。從場面調度手法來看，在畫面構圖方面，中國繪畫散點透視的傳統影響十分明顯，因此華語電影較少使用西方焦點透視法；在色彩方面，我們民族習慣以紅色代表喜慶，賦予紅色以諸多象征意義；在鏡頭使用方面，中庸之道的觀念也影響著華語電影的鏡頭語言，因此少有逼迫性的大特寫鏡頭，而全景和中景更適合中華美學中“靜觀”的原則；此外，在蒙太奇節奏方面偏于舒緩的過渡，追求含蓄雋永的藝術效果，并留給觀眾充足的藝術感悟時間，如《小城之春》《邊城》《城南舊事》《花樣年華》《桃姐》《太平輪》《刺客聶隱娘》等影片。這些華語電影藝術形式的特征，應該說是中華文化熏染之下的必然結果，華語電影的詩性美也正蘊含在這樣的藝術形式之中。也即是說屬于精神范疇的詩性美是在特定的形式中浮現出來的。

　　華語電影審美接受的文化心理

　　我們說華語電影美學的核心在于電影的詩性美，這可從意象美、意境美和人格美等方面去理解。同時，這些美學特質的實現需要從創作者和接受者兩方面加以完成。從創作者來說，只有從中華文化的視角去觀察、理解生活，方可從中提煉出具有文化意義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如許鞍華、吳貽弓、霍建起等導演，都能從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塑造出感人至深的人物，而不像西方電影那樣追求小人物的輝煌功業。當然，中華文化也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舍身赴死的壯烈情懷也同樣激動人心，如《狼山喋血記》《孔夫子》《一代宗師》和《太平輪》等等。而侯孝賢的近作《刺客聶隱娘》則又為觀眾留出更為深厚的美學意蘊空間以供反復品味。創作者發現并創造了眾多詩性美的電影，那么觀眾如何與之形成共鳴便是作品最終得以完成的關鍵。在觀眾接受的前理解結構里，如果有著對中華文化廣泛而深入的理解，那么就會很快進入到接受的愉悅狀態，并最終完成對華語電影中滲透著文化內蘊的藝術美的認同。當然，處于中華文化圈的人們，日常的文化習俗和經驗也會使他們對華語電影的接受更為直接明快，在情感和理智的層面加深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同時，華語電影也有一個文化層級和梯度問題，從日常體驗到宇宙人生要義，從視覺快感到妙悟人生，這一切都向世界表明中華文化的厚重和多向度性。而觀眾的接受相應也會表現出梯次性，并最終在這一系統之內不斷得以提升。

　　當然，我們更應注意到中華文化的開放性特征，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與其他國家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也不斷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世界級電影大師塔可夫斯基曾將道家、禪宗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從而實現了化用中華文化和美學思想進行創作進而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完美過程。這也證明了中華文化思想智慧同樣會為其他文化圈的觀眾所理解，華語電影只要充分展現出中華思想智慧，就會有跨文化的受眾和市場。

　　華語電影的文化價值承載以及通過傳播實現的文化反哺

　　華語電影通過自身傳播，使中華文化不斷得以弘揚光大，其原因在于形成了巨大的中華文化傳播場域。在這一文化傳播場域中，有關華語電影的批評和討論，最終實現了中華文化反哺的過程，其保持文化獨立性的意義更是功德無量。中華文化向來有以自然景物狀喻人生理想之境的傳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透過山水景觀抵達文化核心地帶。在人類社會逐步向生態文明過渡的時代，“天人合一”等傳統文化資源等待華語電影做出進一步的藝術詮釋。在華語電影里，我們能夠看到“仁”、“義”、“忠”、“孝”、重諾守信、淡泊、持守等文化價值觀念支配下的人物及行動，觀眾在電影中所體驗到的感動，實際上既是對中華文化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也是對中華文化再接受的過程。由此，形成了文化價值觀——人物形象——情感——文化價值觀的文化循環系統，從而實現華語電影由文化價值觀承載到傳播反哺的全部過程。

　　目前，國內和海外華人學者對華語電影的研究方興未艾，研究的視角以及研究的成果亦頗為多樣、豐碩，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對華語電影的研究還有以下兩個方面亟待加強。第一，在華語電影詩性美學體系問題方面，應該在既往有關電影意象美和意境美方面取得的成果基礎之上，進一步研究華語電影中所具有的人格美特色。這既與中國文化中的君子之風保持內在聯系，同時也是中華文化重視“人”的品行的重要體現，并通過這一研究豐富華語電影的美學內涵。因為中華文化中的倫理美學(儒)、自然美學(道)和心性美學(佛)，分別追求著“中正仁和”、“妙造自然”和“心物相通”的人生境界，并最終體現為人格美的生命軌跡，達到中華文化的精神高度。以此去探討華語電影審美空間的廣博與深邃，更能凸顯中華文化的價值意義。第二，從文化傳承和文化傳播的角度看，華語電影及美學觀念承載著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從電影形式到人物形象塑造都明顯帶有中華文化美學的烙印，審美接受過程亦是文化傳承和傳播的過程，因此對于中華文化圈內外的觀眾影響作用深遠。以往研究缺少對華語電影美學特征和觀眾接受以及傳播的整體性研究成果，在此方面亦有亟待加強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