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

　　中華美學精神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他在講話中提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那么，在美學理論研究和文藝創作實踐中，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建構中華美學精神，并自覺以此指導創作和批評實踐呢？

　　中華美學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美學表達

　　要想真正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構中華美學精神的思想實質，首先需要跳出文藝的范疇，從中國社會當下基本的思想文化現實出發，來理解這個問題。

　　20世紀是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價值變動最為劇烈的一個世紀，或者說是價值失范的一個世紀。在這個世紀，不僅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走到了盡頭，而且傳統文化也受到了外來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我們遇到了整合各種文化價值觀念、重新確立自己統一的文化體系的問題。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現了斷裂，而西方以宗教為背景的文化又不可能被我們完全接受，于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對現實物質利益的追求成了大多數人的生存目的，財富的多寡成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惟一尺度。但是，盡管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幸福感卻似乎越來越少，精神需求問題日益成為我們必需面對的重要問題。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但當今這個社會似乎是大多數人都在“懷土”。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基礎，沒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多“小人”而少“君子”，要真正實現社會的文明進步無疑于癡人說夢。盡管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不適應當今社會的內容，但它基本的理論核心和價值觀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和重要意義，使我們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構建起一種能為全社會所認同的價值體系、一種精神信仰。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起來的時候，當下許多社會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正因如此，習近平同志提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顯然，習近平同志對通過文藝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引導人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具體來說，要想使文藝作品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可以說，中華美學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文藝中的具體體現，換句話說，中華美學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美學表達。

　　美與善的統一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善”，實質就是核心價值觀，就是社會倡導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美與善的統一在當代的具體體現，就是中華美學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統一。

　　中華美學精神是植根傳統、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開放體系

　　如何建構中華美學精神？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會更多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把中華美學精神理解為中國古典美學傳統，并以此排斥西方及其他外來的美學觀念，以保證中華美學精神的中國特色及其純粹性。有些人則從全球化、現代化的現實出發，認為中國古典美學觀念不合時宜，應該以現代美學理念為基礎，建立具有普適意義的中華美學精神。不能否認，兩種觀念都有其合理性，但都有其偏頗之處。如果中國古典美學觀念完全適應今天的文化現實，那直接把它繼承下來就是，沒必要重新去進行建構；如果片面強調中華美學精神的普適意義而否定其歷史性和民族性，事實上就消解了中華美學精神的獨特價值，于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趨勢也是背道面馳的。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繁榮發展起來，必須認真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只有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我國文藝才能更好發展繁榮起來。”這段話清楚地指明了中華美學精神的內涵和特質：它是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是立足當下現實并面向未來的，是融會中西的開放體系。

　　中華美學精神植根中華優秀文化傳統，這個傳統不僅包括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同時也應該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

　　中國古典文化傳統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美學思想，這是中華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要素，也是中華文化能夠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基礎。建構中華美學精神，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并不意味著要將中華傳統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排斥西方及其他外來文化。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保守主義、民粹主義傾向對中華文化的健康發展，會產生極大的阻滯作用，特別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中華文化歷數千年而不衰的歷史證明了其自身優秀的品質，而它在晚清以來所受到的沖擊，表明它本身也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借鑒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自我完善，以更好地面對未來。

　　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是我們面對世界文化相互沖擊影響的現實，進行自我更新，發展起來的新文化。經過百年的發展，它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中國新文化傳統。中國的新文化傳統，有對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的繼承，也包括了西方文化、蘇俄文化的基因，革命文化、紅色文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

　　20世紀中國新文化的發展，使中國文化發生了2000年未有之巨大變革。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片面否定文化傳統、人為割裂文化傳統的情況。這種矯枉過正的情形出現在文化沖突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隨著社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在與外來文化的比較中，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也進一步加深。實際上，中國的文化傳統，本就是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其中有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對諸如佛教等純粹外來文化的融合，等等。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更是一次對外來文化的巨大吸收和融合。這表明中華文化傳統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包容性、開放性，也正因如此，中華文化才能歷數千年而生生不息。今天，我們在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建構中華美學精神，自然要繼續保持其開放性和包容性。

　　習近平同志在談到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時強調“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這個“新的時代條件”就是當下中國的文化現實，是世界不同文化沖突、交流、交融、發展的現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構建中華美學精神，保持中華文化特色是出發點和落腳點，而面對世界其他文化，它還應該能夠保持足夠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這就要求它具有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能力，具有代表人類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先進性。要保證這種先進性，中華美學精神的建構就應該在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借鑒人類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以開放的姿態保持其創新，使其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中華美學精神的歷史性及其民族特色

　　中華美學精神建構的目的，是要用以指導文藝實踐，使其保持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讓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的激蕩中站穩腳跟。因此，中華美學精神必須體現中華民族審美的精神特質，即具有獨特的民族性。中華美學精神的民族性是在中華文化數千年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民族性實際上也就是其歷史性，因而中華美學精神的建構必須以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為根基。

　　中華傳統美學思想作為一個“有著多層面構成”的“持續交融體”，總體來說主要包括儒家、道家、佛教美學思想以及豐富多彩的多民族民間美學觀念。

　　儒家美學追求美與善的統一，注重人與社會的關系，因而倫理構建成為其重要的著眼點之一。儒家美學思想的核心是“中和”，實現方式是“比德”，即把自然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聯系，賦予自然以道德屬性，像“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都是從人的倫理道德觀點去看自然現象，把自然現象看作是人的某種精神品質的對應物。于是，在儒家美學思想的影響下，文藝創作實際上就是賦予自然以道德品性的過程，而文藝欣賞則是欣賞自然的道德品性完成道德養成的過程。也正因此，“文以載道”成為儒家對文藝創作的基本要求。注重道德建設和倫理建構是儒家積極入世態度的必然追求，這種態度使儒家倡導一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也是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生生不息的重要支撐力量。同時，儒家“中和”的觀念使它反對一切極端的追求，能夠以“和而不同”的態度對待其他文化，從而具有極大的包容性。

　　道家重視自然之美，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重點著眼于生命的自由自在。道家美學思想的核心是“自然”，實現方式是“暢神”。“暢神說”最早見于南朝宋畫家宗炳的《畫山水序》，強調自然山水形象帶給人的精神愉悅和享受。自然而然的本真狀態和自由指向，是道家看重自然的根本原因，它與道家對生命自然本真狀態和精神自由無限指向的追求是一致的。道家美學崇尚自然、平淡、樸素、簡約，也就是通過“心齋”“坐忘”來模仿虛靜的自然本真狀態，達到無我的精神自由狀態，超越物象，領悟自然蘊含的神韻。因而在道家美學思想的影響下，文藝創作就不僅僅是對外在物象的描摹，而是要通過有限的物象，將人引向“道”的境 界，亦即自由、玄遠、無限的境界。這種思想的美學表達，就是宗炳所說的“山水以形媚道”，“神本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跡”，“萬趣融其神思”，“暢神而已”。道家美學思想對中國重寫意、重神韻文藝觀念的形成影響深遠。

　　佛教傳入中國，至慧能提出“即心即佛”“無念為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開創中國禪宗，方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禪宗追求“空靈之美”，其“悟”的觀念、“境界”的追求，對中國文藝影響至深，成為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核心構成要素。

　　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分為不同的層面來談論，并不意味著它們是相互割裂的。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是在吸收不同外來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因素外，還有其他許多文化基因融入其中，比如受墨家思想影響發展起來的俠客文化，當然還有構成中華大家庭的其他民族文化以及民間文化等。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華美學思想，共同表現出了注重生命性和精神性、追求天人合一、重表現、尚意的特點。這是中華傳統美學思想的歷史特色，也是今天的民族特色。

　　中華美學精神的開放性及其時代特色

　　在談到中華美學精神的歷史性及其民族特色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它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開放性。

　　王德勝如此看待中華美學精神的開放特質：“放在整個中華民族發展史中來看，‘中華美學精神’始終處于不斷生成、積淀和豐富的展開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往往被賦予不同的價值內涵。它在集中體現‘中華性’的同時，交織融合了中華民族歷史積淀的精神歷程和多樣性的思想追索，隨時代變化而不斷豐富其自身，且愈發深雋醇厚，呈現出意義的開放性和思想的豐富性。”“作為歷史傳統的‘中華美學精神’，因其意義的開放性而具有延續文化血脈、塑造文化品格、強化文化使命的實踐意義。”正是因為中華文化傳統自身具有開放的特質，它才能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自我更新、自我發展，才能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適應世界文化多樣化發展的新趨勢，吸收世界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不斷豐富和發展。

　　事實上，在談到中華文化傳統的時候，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古典文化傳統與近百年來形成的中國新文化傳統事實上是共時存在的。而且，如果說中國古典文化傳統是當今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的話，新文化則是其重要表現形式。20世紀初，在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外來的西方文化猛烈沖擊的時候，我們借鑒西方文化，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今天我們熟悉的小說、散文、詩歌、話劇、影視等，都是借鑒西方的藝術樣式重新發展起來的藝術樣式，與中國古典小說、散文、詩詞、戲曲等有著明顯的差異。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美學思想事實上也迎來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有了巨大的發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西化、蘇聯化的過程，有拋棄傳統到回歸傳統的過程，也形成了自身革命文化的傳統。今天，當我們談到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時，新文化傳統是不可忽視的文化現實，也是我們能夠與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的現實基礎，它同時也是中華文化開放性的證明，是中華美學精神能夠具有時代特色的保證。

　　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肩負著“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使命。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來說，以民族性來證明其正確性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完全回歸傳統，我們就失去了面對當下現實的能力，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失去了面向未來的發展能力。因此，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應該在繼承和弘揚中華傳統美學精神、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基礎上，吸收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基因，使中華美學精神具有適應時代的能力，影響其他文化的能力，它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發展的最新貢獻。

　　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是理論命題更是實踐命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是著眼于當下的文藝現實、文化現實而言的，更是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一偉大目標而言的。因此，中華美學精神的建構就不能只是一種理論命題，更應該是實踐命題，應該也必須落實在具體的文藝實踐中，應該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涵養、為鼓舞和引導人民，提供有效的支撐。王德勝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這一命題的提出，突出了文藝審美價值構建過程中歷史與現實、文化傳統與當代實踐的統一，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了當代中國文藝實踐的美學品格。對今天的文藝創作與理論批評來說，強調‘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和弘揚，更為現實的要求，在于以‘中華美學精神’自覺引導文藝創作與理論批評的當下實踐，推動中國文藝實踐的當代價值構建。”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文藝批評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對文藝評論家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其中，實際上隱含著對當前文藝批評現實狀況的諸多不滿。具體來說，就是當前的文藝批評事實上處于一種大面積失效的局面，而改變這一局面的關鍵，正在于自覺以中華美學精神指導文藝批評，使文藝批評回到美學批評的正確道路上來。

　　文藝批評受到質疑，當然遠非近幾年才有，只是近些年更趨激烈。當前的文藝批評，基本上處于文藝主管部門不滿、讀者和觀賞者不滿、文藝創作者不滿的局面。對此，文藝批評界很多人感到非常委屈，認為當下的文藝批評，論從業者人數之眾、發表文章之多，甚至是研究的廣度、深度及文章的學術水平，都要好過以前。因而，出現社會上的這些質疑，實際上更多出于質疑者的無知和偏見。這種說法并非毫無道理。但是，在當下的社會輿論中，文藝評論確實基本已到了一無是處、慘不忍睹的境地，評論家被普遍看作是收紅包的吹鼓手。何以批評界的自我認知和社會認可度之間存在這么大的差距呢？我認為問題的根本在于看待批評的著眼點有所不同，就文藝批評本身的數量和質量而言，不能說不如以前；但如果從文藝批評的社會影響力和對創作的影響力而言，確實是大不如前。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其實來自于當下文藝批評的無效性。

　　以上世紀80年代為代表，文藝批評影響力的巨大，首先在于文藝本身影響力的巨大。同時，當時的文藝批評確實給文藝創作、給全社會貢獻了新鮮而有深度的思想和精神，對文藝創作和社會都具有極大的引領作用。而且那時文藝批評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文聯、作協系統自身的批評期刊和批評家都非常活躍，在文藝批評中發揮了重要甚至堪稱核心的作用。這種批評雷達先生稱之為“專業批評”。這種“專業批評”的重要特點是：緊密結合創作實際，具有在場感；注重閱讀作品的感覺，能對作品做出很好的美學和藝術判斷；理解創作，能準確把握作品創作的得失，對作者和讀者具有啟示和引導作用；采用更加文藝化的表達方式，能帶給讀者閱讀快感。這種迥異于理論研究和學術論文的批評，更容易得到大眾的認可，因而對社會和作家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這些年，隨著項目為中心的學術體制的建立，資金開始圍繞項目流動，并形成一個自足的生態體系，文聯、作協系統的大量批評家開始進入高校。同時，在重視學術性的旗幟下，一套以量和發文刊物等級為標準的學術評價體系建立起來，追求文章的數量，追求學術的規范，成為普遍的風氣，這些進入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文藝批評家當然也包括在內。此時的文藝批評文章，已經日益向學術論文靠攏，可讀性下降，對社會的影響力自然大大減弱。而且在這種畸形的學術體制中，表面化的學術規范代替了內在的精神思想，大量出現的文藝批評文章除了反復炒些早已成為常識的理論外，缺乏發現和創見，貌似深刻實則空洞無物，基本是學術垃圾，自然不會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力。而即使那些有較深刻見解的文章，因其過于強調學術性，也寫得更像學術論文，難以被大眾讀者接受。更為嚴重的是，文藝批評界出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批評的以西方文藝理論為標準來度量中國文藝作品、闡釋中國文藝實踐、裁剪中國文藝審美的錯誤傾向，這些文藝評論總是以西方理論來框架、解釋文藝作品，離文藝創作的現實很遠，離中國的社會現實更遠。目前一些文藝評論家，熱衷于政治批評、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獨獨缺少美學批評的維度，實際上就是缺少了對作品藝術上優劣的判斷，缺少了作品何以是好的、何以不好的分析，這樣的評論對創作者和讀者而言，自然是無效的。這是當前文藝批評社會影響力減弱 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提升文藝批評的有效性，擴大文藝批評的影響力，以更好地發揮文藝批評對文藝創作、對社會的重要作用，當務之急是加強美學批評。文藝批評說到底與一般的學術研究還是有所不同的，它應該有極強的現實性、具體的針對性、良好的可讀性和切實的在場性，以及由此而實現的批評有效性。

　　加強美學批評，就是要自覺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積極參與到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建構中，自覺以此指導批評實踐，積極面對生活現實、創作現實，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把真正優秀的作品推介給人民，并引導創作健康發展，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