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時性視野下的“七〇后”詩歌批評

　　理論界總是力圖從整體上去概說各種批評范式和研究內容的總體特征，但面對蕪雜的詩歌批評景觀而又不得不放棄歸納的努力，僅簡單地根據出生時間將豐富的詩歌批評劃入“70后”或“80后”的“領地”，規避了其中包含的各種差異和代際傳承。但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看，出生時間和生活背景決定了“70后”這代人的價值觀念具有某些共性特征，故從“70后詩歌批評”這個詩學概念出發，倒也能發現這代學人的諸多相似之處。

　　當代新詩僅隔10到20年就劃分出“代”的差異，這除了說明詩歌研究的精細外，也多少表明了我們工作的瑣碎。理論界總是力圖從整體上去概說各種批評范式和研究內容的總體特征，但面對蕪雜的詩歌批評景觀又不得不放棄歸納的努力，僅簡單地根據出生時間將豐富的詩歌批評劃入“70后”或“80后”的“領地”，規避了其中包含的各種差異和代際傳承。但從共時性的角度來看，出生時間和生活背景決定了“70后”這代人的價值觀念具有某些共性特征，故從“70后 詩歌批評”這個詩學概念出發，倒也能發現這代學人的諸多相似之處。

　　“70后”詩歌批評者大都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和嚴謹的學術訓練，他們的詩歌批評體現出縱向的歷史感和橫向的寬闊度。避免簡單的文本解讀和現象分析，朝向歷史深處并在新詩知識譜系的建構中審視研究對象的價值和意義，是“70后”詩歌批評的普遍路向。比如姜濤對現代詩歌的研究多以五四前后的新詩集為切入點，卻不以分析新詩集的藝術和思想價值為旨歸，而是從新詩的起點出發去探討現有的詩歌藝術和評價體系是如何建構起來的。陳太勝專事象征主義詩學研究，他以梁宗岱等人的詩作與詩論為依托，將中國象征主義詩學上升為廣義的文化詩學。易彬的穆旦研究可謂獨樹一幟，他并非滿足于穆旦詩歌藝術精神的探求，而是在中國新詩歷史的宏大敘事中去突出穆旦的詩歌史意義。同樣，榮光啟對中國新詩發生的研究并不停留在新詩文類的確立上，主要是追認新詩在社會文化上彰顯出來的歷史價值。相較而言，張桃洲的詩歌批評具有打通現當代的特點，新詩話語和格律研究等具有普遍的延伸價值和本體性意義，適合將不同時期的新詩作為整體納入研究視野。就當代詩潮或流派研究而言，霍俊明對“70后”先鋒詩歌和白洋淀詩群的研究一直貫穿著歷史的眼光，在追問一代人或一個詩群對新詩發展所作貢獻的前提下，讓研究對象在契入歷史的同時顯現出它應有的價值或藝術缺失。此外，陳衛的聞一多詩學研究、伍明春對早期新詩合法性的研究等均帶有這樣的特點。

　　廣涉中外書籍的閱讀經驗和處身喧騰時代的現場感構成了“70后”詩歌批評者的成長背景，從社會文化和時代語境出發分析詩歌是他們普遍采用的視角。張立群注重探討中國新詩生成、發展、價值取向和功能等與政治的多元關系，在藝術與政治的復雜糾葛中去呈現新詩歷史的豐富性。他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詩歌的研究，就是從社會文化背景出發去尋找詩歌的發展軌跡和藝術收獲，以及各時期詩歌之間的隱秘關聯。從時代語境出發考察新詩創作是姜濤當代詩研究的重要維度，他反對將詩歌批評理解為拘囿在詩歌內部的藝術探討或智識炫耀，主張將詩歌創作納入社會文化和時代語境中加以品評，從而規避評論者的閱讀偏差和“公共”視野的缺失。張桃洲認為詩歌文本的解讀不能單純地倚重語言、形式和結構等內部元素，而應將歷史意識與文本解讀相結合，即他所稱的“歷史與文本的互相觀看”。對冷霜而言，他的詩歌批評常從詩歌語言和形式本體入手，挖掘作品蘊含的觀念和思想肌理，形成詩歌內在本體藝術與外在社會文化的融合，灌注著歷史性眼光和現象研究的“突圍”。傾心于當代詩歌研究的劉波，是目前“70后”詩歌批評者中對“第三代”詩歌研究造詣最深的學者，他從詩學和非詩學兩個層面重審“第三代”詩歌。正是借助非詩學的社會文化視角，他才發現了許多新鮮而有價值的話題并最終超越了之前的相關研究，從而全面呈現出“第三代”詩歌的當下價值和歷史意義。

　　“70后”詩歌批評者善于選取具有言說空間和生發性強的話題作為研究目標。在詩歌流派研究方面，李潤霞對“‘文革’地下詩歌”的打量是相關研究的代表，在祛除或懸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她認為“‘文革’地下詩歌”是最富于“包孕”的創作，醞釀了新時期“歸來者詩歌”和“朦朧詩”兩個主要創作潮流。王士強對“前朦朧詩”的討論拓展了20世紀80年代詩歌研究的領域，他從多個維度出發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地區的非主流詩歌活動進行了詳細考察，在詩歌本體意義上強調其與此后“朦朧詩”的歷史和藝術關聯。相應地，宋寶偉對后朦朧詩的關注之于20世紀80年代詩歌而言同樣具有拓展意義，是對朦朧詩歷史和藝術研究的延伸。在詩歌本體研究方面，張桃洲的詩歌批評以新詩話語分析見長，其代表作《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新詩話語研究》主要探討新詩的生成與現代漢語及其語境等多種因素之關系。顏同林從方言的角度去分析中國新詩的發生和發展，認為早期新詩人的嘗試促使方言入詩成為創作潮流，從而加速并實現了新詩的發生。把符號學引入詩歌研究是董迎春對當代詩歌批評的貢獻，比如他用符號學去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詩歌中的身體書寫和當代詩歌中的反諷話語，體現了強烈的文化反思精神。

　　“70后”詩歌批評者在對現當代詩歌進行批評研究的同時，也以理性的眼光回望同時代人對詩歌批評的得失，積極建構詩歌批評的方法并探索詩歌批評的可能方向。就詩歌批評的反思來講，姜濤反對詩歌的“學院化”批評，認為這是一種把特定的主張和觀念視為無需反思的正確知識，并將之本質化的寫作套路或寫作策略。張桃洲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詩歌研究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沒有把“現代”時段的某些詩學問題延續到“當代”；二是“對新詩的內質和結構的變遷缺乏應有的理論觀視”，進而立意從“話語”理論的角度出發，將歷史敘述和文本剖析相結合，顯示出建構連貫性和整體性新詩歷史觀的努力。霍俊明用“時代木馬上曖昧而眩暈的詩歌批評”來描述當前詩歌批評的現狀，認為遠離詩歌現場和交流的匱乏是當前詩歌批評的兩個致命弱點，全媒時代的詩歌批評已經失去了公信力和權威性，因此他提倡一種“純棉”的詩歌批評方式。當代詩歌批評從高雅的藝術探求迅速下降為低俗的名利經營，沒有明確的是非觀念和詩性立場，其濃厚的圈子意識和褊狹的學術眼光阻礙了詩歌真正的多元化發展，這些癥候分析切中了當前詩歌批評的要害。劉波認為當前詩歌批評成了“純粹技術活”，缺少具備歷史厚度和文化廣度的“綜合批評”。龍楊志提出了詩歌的倫理寫作，其實也是對詩歌批評倫理的啟示。

　　隨著文學觀念的變化而興起的“重寫文學史”浪潮，促使“70后”詩歌批評者重新思考詩歌史的書寫理念。姜濤認為詩歌史的書寫在觀念上要擺脫歷史的“先見”和當代人的價值立場，不能以后來者身份和當下性視角去評判過去時代的詩歌和詩學，否則我們就會陷入歷史想象的漩渦。張桃洲認為詩歌歷史的書寫應該摒棄“總結姿態”和對連續性規律的找尋，才能發現詩歌歷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霍俊明以既有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和當代文學史的新詩部分作為閱讀和審視的起點，重點關注“重寫”視閾中新詩史寫作的變動性與差異性。

　　“70后”詩歌批評作為復雜的存在，其整體性特征和具體內容遠比以上列舉的豐富。同樣不能忽視的是，“70后”詩人夢亦非、胡亮、朵漁、沈浩波、江雪、胡續東等在創作詩歌的同時，也對當下詩歌創作進行了貼切的解讀和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創建的詩歌主張，構成了“70后”詩歌批評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