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精神分析理論與西方傳記文學

　　精神分析作為一種富有科學色彩的對人性、人情、人心進行深度解釋的方法，作為曾廣泛應用的臨床心理治療實踐，以及作為一場頗有聲勢、影響遍及各個學 術領域的國際性運動，在20世紀人類精神發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我的理解。從傳記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構成了20世紀傳記最為重 要的文化環境，也對后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精神分析的專業雜志《美國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與1998年接連推出了兩期和傳記相關的專刊，其中談到此前近一個世紀以來精神分析與傳記的雙向利用和相互啟發。戴維·胡德森認 為，精神分析與傳記的關系在今日已經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與傳記是“構建生命敘事的兩種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構、記錄其病人的個案史時常常會進行傳 記式的研究，而當代的傳記家則往往必須解剖、分析傳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則從文體風格的相互影響這一角度指出： “許多文學類別，尤其是傳記與自傳，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與觀念浸透了；而我們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寫作中追溯一下文學慣例的話，其結果將把我們引入一個難 以把捉的雙重鏡像之中。”[2](P255)但客觀地說，這一影響雖是相互的，但并非對等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傳記從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來用以改變自 身的因素，遠比精神分析從傳記那里所獲取的東西更為明顯。鑒于此，本文將從精神分析對傳記的影響這一角度，對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傳記的實踐進行總體描繪，并 對精神分析的傳記遺產做出評價。

　　精神分析與傳記的歷史性相遇

　　正如“現代”這一概念本身一樣，“現代傳記”首先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流動性的概念，對于傳記的“現代性”也很難做出確切的界定。但就迄今為 止的傳記史而言，學界一般認為，現代傳記大致上就是指20世紀傳記，“傳記作為一種現代文類源于20世紀20年代。當然它有其偉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 上是一種20世紀的現象。”[3](P209)我國學者楊正潤在《傳記文學史綱》中，也將20世紀傳記作為一個整體劃歸為“現代傳記”，并認為現代傳記 “把表現心理真實看作更重要任務”[4](P425)。美國當代傳記家詹姆斯·斯特勞斯對于現代傳記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說：“現代傳記在歷史學與心理學、 公共經驗和私人生活之間的交匯點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過去，傳記家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眾經驗，而對于傳主內心的、情感的動力因素則甚少注意。” [5](P86)通過考察傳記在20世紀發生的重要變化，我們認為，現代傳記之“現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為心理學因素在傳記中的凸現；作為西方現代 學科意義上的心理學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論參與并推動了傳記的現代化進程。

　　簡單追溯一下西方學界關于傳記的歸屬問題看法的基本脈絡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一看法。1683年，約翰·德萊頓在英語中第一次使用了“傳記” (biographia)一詞，將其界定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歷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動、戰爭、談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務”的領域。[6](P1 7)及至19世紀晚期以及整個20世紀，幾乎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強調傳記作品的文學屬性的同時，許多學者也開始強調心理學的洞察力對于傳記寫作的重要作 用。法國的文學批評家圣勃夫很重視作家的內心世界及其對作品的影響，把自己寫作的以作家為傳主的傳記性作品稱作“心理圖像” (psychography)。德國哲學家狄爾泰首次將以人的精神領域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稱作“精神學科”。狄爾泰非常重視傳記，他尤其喜歡撰寫思想家的 傳記，在他心目中，傳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心理學，“心理學是諸精神學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學科”，[7](P2)而“傳記是人類學和心理學在問題中的應 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發展及其命運變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當代學者則更進一步認為，優秀的傳記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學的概念，但 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傳記在心理學方向上的發展，更有學者認為，現代傳記在整體上可以被稱為心理學傳記。[9]根據西方20世紀傳記的實踐情 況，心理學對傳記發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心理學”即精神分析的影響。

　　弗洛伊德發表于1910年的《達·芬奇》，標志著精神分析與傳記的真正相遇，也標志著心理學對傳記真正意義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對傳記有著濃厚的 興趣，但他不滿意傳統的圣徒傳記，也不贊成對那些創造性藝術家進行純粹病理學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種新型的傳記形式。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達·芬 奇》并算不上典型的傳記作品，但它對后世的傳記寫作尤其是精神分析傳記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具有無可置疑的傳記史意義。首先，《達·芬奇》將傳統傳記很少 涉及的人生階段(童年)、人性領域(性、精神病態)與心理層面(無意識動機、幻想或夢)納入到研究視野之中，極大地拓寬了傳記的表現范圍，增加了傳記的透 視深度。其次，《達·芬奇》一反傳統傳記中重事實輕解釋的傾向，將解釋置于傳記寫作的核心，由此帶來了傳記寫作的一個重大轉向：從關注外部行為的真實到追 求心理真實、深度真實。再次，在結構模式、敘述風格方面，《達·芬奇》更是開一代新風，為傳記文學的藝術性呈現提供了寬廣的空間。全書六章打亂了傳統傳記 作品以時間為線索編織傳記材料的直線形式，而是以“禿鷲幻想”這一中心圖景組織全篇，形成一種放射狀的結構模式，而對于傳記材料的解釋更常常是多元線索相 交織。《達·芬奇》的意義正在于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傳記寫作方式的范例。

　　弗洛伊德之后，一種新型的傳記形式即精神分析傳記(psychoanalytical biography)應運而生。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應用精神分析方法寫作傳記一時成為風尚，幾乎所有重要歷史人物都已經被精神分析“研究”了 至少一遍。[10](P194)在這一時期，研究者為精神分析給傳記發展帶來的新氣象和契機所鼓舞。他們相信，傳主“行為背后的動機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 [11](P34-35)，認為精神分析的介入將有助于傳記家“從圣徒傳記那里奪取自由”[6](P141)。法國傳記家安德列·莫洛亞在1928年的講 演中說，弗洛伊德使我們“認識到人類的存在或人類參與的事件要比以前所相信的遠為復雜。……他一往深處看，就會發現一種常常被忽略的神秘生活，而他正是這 一生活的主人”[12](P25)；美國批評家劉易斯·蒙福德(Lewis Munford)在《現代傳記的任務》(1934)一文中也指出，對于現代傳記家來說，一個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做“對于無意識的研究者”；歷史學家哈 里·艾爾莫·巴納斯(H. E. Barnes)則不無偏激地認為，1900年以前寫的傳記由于缺少“有效的心理學”而都是“花言巧語，一無是處”。[10](P194)

　　但這個時期絕大部分傳記作品對于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利用總體來看還是十分粗糙。其一是簡化和僵化的傾向，誠如利昂·艾德爾所說，往往是“非常錯綜 復雜的原材料被加以簡單化，有創造力的個性處理成了陳套”[10](P194)；其二是作品中精神分析和病理學術語的濫用，這尤其表現在那些專業精神分析 學家的作品中。歷史學家雅克·巴增對此批評說，傳記家對于精神分析的利用有些“饑不擇食”，他們“運用‘神經癥的’、‘歇斯底里的’、‘精神錯亂的’這些 術語，幼稚地認為這些就是解釋了。”[6](P158)弗洛伊德最早的法國學生之一勒內·拉福格(René Laforgue)寫作的法國第一部精神分析傳記《波德萊爾的失敗》(1931)，就被批評家諷刺為“一份疾病的紀錄”。[13](P69-70)

　　在20世紀20到30年代的精神分析傳記中，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及英國著名“新傳記”作家利頓·斯特拉奇的某些帶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傳記 作品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茨威格的傳記作品多注重對傳主的心理探索。這和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密切相關。他在《三個描繪自己生活的詩人》中，用“俄狄浦斯情 結”對傳主進行了解釋。在結識弗洛伊德之后寫作的《瑪麗·斯圖亞特》等作品中，精神分析的色彩更為濃厚，艾德爾因而稱茨威格的一系列傳記作品“是把精神分 析引入傳記文學的最初嘗試”[14](P583)。斯特拉奇盡管在成名作《維多利亞時代四名人傳記》中，處理傳主的方法主要不是心理學的，但在探索“真實 內容”這一點上，其結論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他雖沒有深入傳主的“原始場景”，但給他的讀者提供了關于傳主隱秘一面的一種“半專業的、半弗洛伊德式敘 述”。[15](P107)而其后期作品《伊麗莎白女王與埃塞克斯伯爵》的精神分析影響已比較明顯。

　　經過20世紀40年代短暫的停頓，接下來的50年代到70年代是精神分析傳記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在由專業的精神分析心理學家所寫的傳記作品 中，出現了瓊斯(E. Jones)的《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工作》(1953-1957)、埃里克森(E. Erikson)的《青年路德》(1958)以及《甘地的真理》(1969)；而在由文學批評家所寫的作品中，派因特爾(G. Painter)的《馬塞爾·普魯斯特》(1959-1965)與利昂·艾德爾的《亨利·詹姆斯》(1 5卷，1953-1972)，都堪稱經典之作。

　　尤其是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與艾德爾的《亨利·詹姆斯》，在傳記史上更有其獨特的地位。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的重要意義在于他通過這部作品 建立了一種不同于弗洛伊德專注于童年經驗的對于傳主的解釋模式。在埃里克森的解釋模式里，自我理想和身份危機代替了俄狄浦斯情結和性，他在強調生物學因素 和家庭因素影響的同時也強調社會的影響，從而“將弗洛伊德主義看待個人的觀點從重復延伸到成長”，[16](P188)由此開啟了“從經典精神分析理論的 力比多動力學模式到目前更為常用的自我心理學和客體關系理論的轉變”。[17](P126)他的心理歷史理論由于溝通了精神分析和傳統的傳記方法，對于傳 記家來說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尤其在以歷史人物為傳主的作品中更成為一種經典范式。

　　利昂·艾德爾的《亨利·詹姆斯傳》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地表現在精神分析與傳記的文學傳統的結合上。艾德爾對詹姆斯兄弟競爭主題的挖掘、對傳主小說 中人物名字深層意義的考察、對傳主夢的解析以及對傳主愧疚感的探索等等，都顯然受精神分析的影響。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利希滕伯格報告了一個令人嘆服的事實： “一個由精神分析學家組成的小組經過長達三年的研究后認為，艾德爾這部包羅萬象的亨利·詹姆斯傳記作品綜合了傳記家對于傳主生平和作品透徹了解、對傳記藝 術的精到把握以及精神分析不斷發展的核心關注和探索精神。”[18](P52)西方學界給予這部傳記以極高的評價，在第2、3卷出版的當年就獲得普里策獎 和國家圖書獎，被公認為是20世紀西方最優秀的傳記作品之一。

　　這一時期的傳記研究者也試圖對相關的方法論問題進行總結，如埃里克森所提出的“心理歷史”，艾德爾所主張的“文學心理學”，法國批評家夏爾·莫 隆為代表的“精神批評”，以及美國新精神分析批評家諾曼·霍蘭德倡導的“文學精神分析學”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但對精神分析與傳記的深層聯系 進行系統探討，以及從精神分析角度對傳記寫作實踐本身進行深入研究，都還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的事。1981年北卡洛林納大學教堂山召開了“傳記的心理 學”研討會，1982年芝加哥精神分析學會召開了“精神分析與傳記的跨學科研究”，從精神分析角度對傳記寫作中的問題進行了大規模探討。這兩次學術研討會 的召開標志著對傳記與精神分析關系的研究已經遠遠超越了一般方法論的爭論。來自歷史、文學和精神分析心理學等各領域的學者進行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與合作，對 傳記與精神分析的關系的理解深入到了一個新的層面。通過從“外部”引入精神分析學家這一角色，傳記操作過程的主體因素以及傳主與傳記家的復雜關系首次以精 神分析臨床實驗的方式得到頗具深度的揭示和理解；傳記家對自己的主體因素在傳主身上的投射現象也有了更為敏銳和清醒的認識，為傳記家更加深入準確地描畫傳 主的“個人史”與寫作一種更為敏銳精細的、富有心理學洞察力的現代傳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到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盡管精神分析與傳記的相遇作為一個“事件”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但探討仍在繼續。2003年美國《精神分析年刊》雜志出版 了一期“精神分析與歷史學”的專刊，對自50年代以來的心理史學(其中主要是精神分析傳記作品)的實踐進行了總結，主編詹姆斯·安德森認為，在將“精神分 析視野應用于傳記寫作”方面，“總會有新的方法出現，總會有新的改進和提高的空間”[19](P3)。但在傳記寫作實踐中，作為一種傳記類型的精神分析傳 記寫作，目前基本上已經被專業的心理學家所“歸化”，在這種情況下傳記常常被看做進行心理學研究的“工具”，并不具有完整的傳記特征，①而在那些將精神分 析作為“工具”的當代傳記家那里，也往往有意淡化精神分析的“理論”色彩，而更多地強調和其他心理學流派相融合，并有意引入諸如歷史、社會、文化等因素進 行多元闡釋。有的作品甚至極力反對和消解傳記中的精神分析的解釋。②

　　盡管不無爭議，回顧精神分析與傳記近一個世紀以來的相遇，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經由精神分析的沖擊和滲透，西方傳記的整體面貌已經發生了重大 的改變。由于精神分析傳記的巨大影響，由于當代傳記在心理學方向上的日益傾斜，有學者甚至聲稱：“在一般傳記與精神分析傳記之間已經沒有什么不同了”。 [9]此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傳記還以自身獨特的魅力塑造了讀者對傳記作品的期待，這就是對深度解釋的強烈要求。傳記理論家艾爾姆斯說，一部令人著迷的 傳記作品需要“審視個人心理發展過程中的困惑與矛盾，解釋從前難以解釋的那些跳躍和扭曲。”[20](P21)

　　精神分析與傳記的未來

　　精神分析對于20世紀西方傳記的影響是巨大、深遠和整體性的。20世紀西方傳記的現代化與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的傳記實 踐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傳記的現代化進程。精神分析開辟了現代傳記敘事的新領域、新角度，現代傳記對傳主的童年經驗、精神病態、夢、性欲等問題的重視，對傳 主的身份認同、個人神話、無意識動機和深層人格等問題的探討，無不與精神分析的啟發和靈感密切相關。在傳記敘事和解釋策略方面，精神分析對“時間”和“記 憶”問題的一系列洞見也更新了傳記家對“傳記事實”和“傳記證據”的看法，啟發了現代傳記家打破傳統的傳記敘事模式，在過去和未來、事實和虛構、現實和夢 幻之間建立了復雜的關聯，通過對傳主“精神地形”的層層描摹，傳記家對傳主的人生做出了更為深入的解釋。在現代傳記的敘事倫理方面，精神分析解釋了或者說 “合理化”了那些容易引發倫理論爭的有關傳主生活的主要方面，從而使得傳統傳記的倫理功能逐漸讓位于現代傳記對于復雜人性的理解，推動了現代傳記敘事倫理 的轉向。此外，精神分析對傳記作品及傳記操作過程的研究和探討也為理解傳記家與傳主之間捉摸不定的關系這一長期以來困擾傳記理論界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洞察 力。所有這一切，都將一系列重要的傳記理論問題的探討推向了深入。

　　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就西方傳記在20世紀的新發展而言，弗洛伊德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論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傳記家說，“即使弗 洛伊德不出現的話，我懷疑我們也必須創造一個他出來。”[5](P87)傳記理論家約翰·格拉提(John A. Garraty)早在50年代就曾從傳記史的角度為這一介入做出了定位，稱之為“自18世紀以來在傳記寫作中最為重要的新發展”。[21](P112)美 國當代學者查爾斯·斯特澤爾(Charles B. Strozier)也指出，在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里，“沒有比精神分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改變傳記的了”[22](P281)。

　　精神分析已經改變了20世紀西方傳記的整體面貌，那么在新的世紀里，精神分析在傳記中的位置在哪里？對于這一問題，精神分析學家約瑟夫·利希滕伯格的意見對我們仍有啟發：

　　傳記家要重視他自己偉大的人文傳統的遺產，這一傳統建立在一種關于人類的知識基礎上，他總是和他身在其中的時代精神融為一體，而今天，隨著精神分析的到來，這一新的看待人類心靈發展的洞察力已經改變了或者說已經構成了這一時代精神。[23](P62-63)

　　利希滕伯格的意思是說，我們要站在人類關于自身的知識總體、時代精神以及整個人文遺產的層面上來理解精神分析對于傳記實踐及傳記慣例的改變；精 神分析在當代傳記中應處的位置說到底其實也就是精神分析在當代的時代精神和人文知識傳統、在人類關于自身的知識總體中所應處的位置。歷代優秀的傳記家所取 得的成功也都是和他們充分汲取其所處時代的優秀文化精神分不開的，普魯塔克是這樣，鮑斯威爾是這樣，艾德爾也是這樣；而艾德爾的成功顯然得益于他對精神分 析的優秀成果的創造性利用，這歸根結底是他和自己的“時代精神”融為一體的結果。

　　與利希滕伯格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坎道爾(Paul Murray Kendall)則認為，優秀傳記和所謂“時代精神”之間應該存在某種張力。他的看法是，一個時代的傳記的質量取決于這個時代所能夠達到的“心理意識水 平”與這個時代所接受的關于生活的“陳舊觀念”(established attitude)或“官方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優秀的傳記作品應該挑戰與顛覆種種陳舊觀念。[24](P144)

　　我們認為，一方面，精神分析對曾經控制人類生活的種種“成見”作了強有力的顛覆和瓦解，更新了我們看待人性和人生的“知識氣候”，③為我們的 “時代精神”添加了新的要素，從而為傳記家提供了探察人性的深刻眼光，極大地拓展了傳記家對人類精神自由的理解，它的傳記遺產理應為未來的傳記家所繼承和 汲取；而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隨著它本身已經或正在形成種種“成見”，精神分析也已經或正在對認識世界和我們自身狀況的視野構成新的遮蔽。這在不少現 代傳記中精神分析方法對傳記材料的模式化處理，某種“碼磚式”的機械操作中早已表現出來。[25](P3)同時，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相對于過時的時代精神的 顛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潛伏著對這一顛覆力量的抑制。對此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種將欲望拖入絕境……的虛幻之物。……是一種反生命的東 西，一種死亡、戒律和閹割的頌歌，一種超驗的渴望，一種教士的神職，一種教士的心理。”[25](P164-165)他的觀點有其特定的含義和指向，不無 偏激、偏頗之處，但對于那些過度依賴精神分析方法的傳記家仍不失為一個有益的提醒。優秀的傳記家應當敢于突破他們自己也從屬于其中的關于人性的現成觀念而 做出某種真正原創性的構想。

　　在當代，對于傳記“科學性”的要求也日益強烈，我們討論精神分析在傳記中的地位時，這一問題也是不可回避的。楊正潤先生認為，傳記文學是科學和 藝術的結合，而“精神分析對傳記文學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27](P94)高鑒國先生認為，有三種專業知識是傳記作者需要掌握的，即 “歷史學、文學和心理學”；[28](P83)當代美國學者威廉·舒爾茨在論及弗洛伊德的傳記寫作時則特別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處恰恰在于，他結合了 歷史的、科學的和文學的方法來解釋人的經驗”，而其他人沒有做到這一點。[29](P28)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學性”問題上，長久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一書的作者阿倫·布洛克認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義傳統中的地 位“由于他的思想與文學和藝術的親近關系以及他對文學和藝術的影響而有保證的”，但他卻沒有把握對弗洛伊德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樣的保證。[30] (P219)實際上，圍繞著心理學科的“科學性”問題，精神分析學派與非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學家們已經進行了延續至今的“百年大戰”，[31]“差不多在 弗洛伊德開始發展精神分析的時候，學院派的心理學家們正致力于將心理學弄得像是一門嚴格的科學”。[31]弗洛伊德拒絕以實驗的方法驗證其理論，而學院派 的心理學家則認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學的尊嚴。

　　針對這種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諾曼·霍蘭德在《精神分析作為科學》一文中，為精神分析的“科學性”作了一些辯護，希望有利于打破這 種尷尬的局面。他指出，從實驗證據來看，大量研究證明了精神分析的許多重要結論(當然也有一些未獲得支持)；而從方法論來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種整體論 的研究方法(holistic method)，而這種研究方法在許多社會科學甚至“硬”科學領域(hard science)也廣泛采用。他認為，爭論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學”還是“解釋學”，或僅僅是“文學”，其實這一劃分本身表現出的就是一種建立在“二分法” 基礎上的錯誤觀念，[31]他暗示，我們應該放棄這種無謂的論爭，消除學派、學科之間的壁壘，將精神分析的敏銳洞察力與建立在嚴格實驗證據基礎上的研究成 果尤其是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論文中所說：“我能夠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的最好未來，乃是一種來自精神分析和神經系統科學洞 見的融合。”[32]

　　這一看法也適用于傳記的精神分析解釋。新世紀的傳記寫作需要將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心理學成果融入傳記的歷史和文學傳統中去，同時，也正是在傳記 的歷史和文學傳統以及當代科學所構成的“時代精神”中，精神分析才能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而一個世紀以來的西方傳記文學實踐也表明，越是成熟的影響， 就越是隱蔽的影響，就越少模式化和教條性的因素。這里尤其要強調指出的是，那些優秀的、堪稱20世紀經典的傳記文學作品無不是充滿創造性的，遠非我們自以 為熟知因而感到已失去新意，但實際上仍是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條條框框所能包容。或許和所有充滿生命力的理論一樣，在新的時代精神的激勵下，精神分析 理論自身也具有某種自我發展的前景和與時俱進的潛能。我們相信，優秀的傳記家應當有能力將這種潛能發掘出來，描繪出富有人性光澤的、令當代讀者驚嘆不已的 人生圖案。我國的傳記文學在20世紀出現了長足的發展，我們有理由期待21世紀中國傳記文學的良好前景。有學者大膽預言，21世紀的中國傳記文學將會“產 生優秀的偉大作品，出現優秀的、偉大的傳記文學家”，但他同時也指出，要出現這樣的誘人景象，中國的傳記文學家必須“在借鑒國外優秀傳記文學的經驗的同 時，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點與不足”。[33]而20世紀國外優秀傳記文學的最大的“經驗”之一就來自于精神分析的成功介入(當然也有不成功的實踐所帶來的反 思和教訓)。目前在我國傳記界，也已經出現了一些具有明顯精神分析心理學視野的傳記作品。但總的來看，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的原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精神 分析諸多合理因素還遠未為我國傳記寫作者所充分吸收。在我國傳記的現代化過程中，精神分析仍大有可為。我們需要總結并借鑒西方傳記實踐的成敗得失，將我國 優秀的傳記傳統與西方現代的傳記方法結合起來，將傳記的文學、歷史傳統和現代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論中經過時間和實踐檢驗的優秀成果結合起來，積極推 進、提高我國傳記文學的健康發展與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