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文學批評的歷史感和限度感

　　三十多年前，上海文藝出版社曾經勇敢地出版了一本文學作品選本，這本書便是《重放的鮮花》。書的出版時間是1979年5月，收選的幾乎是清一色的曾為“右派”的作家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李堅先生在《“鮮花”贊》(《咬文嚼字》2003年第7期)寫道：“每當我看到它時，總會肅然起敬。……我之所以會肅然起敬，是因為從這本書中，感受到了編輯的大智大勇……‘重放的鮮花’，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將永遠散發著芳香。”

　　重新想起這本舊書，是因為思考文學批評與時代擔當的關系。我認為，文學批評應該要有歷史感和限度感。

　　文學批評的歷史感，是任何批評者必須有的一種尺度，否則便容易陷入無限拔高和貶低，甚至根據非歷史的實用主義態度，將文學批評墮落為文學排名或者張揚為某種旗幟和牌位。三十多年前，《重放的鮮花》之所以能結集，事實上和勇氣之類的東西關系不大，很大程度上是時勢使然。起碼這本書當時能出版而沒有被追查，就說明某種默許和必然。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編者和出版者的眼光犀利和社會思想嗅覺的靈敏與超前。

　　退一步說，這些“重放的鮮花”，本身就蘊含兩個前提：一是其本來就是花而不是草，而且起碼開放過一次，證明它曾經有過鮮花怒放的歷史；二是，它得再次遇上了適宜開花的條件，所以再次榮光。因此，并非是說花有了變化，而是花開時節又逢春，僅此而已。

　　文學批評的限度感，又是建立在歷史感上的。

　　批評者的前瞻能力和透視能力，各各不同。文學史的許多實例有力證明，文學價值影響的評定不僅需要犀利的思想發現和敏銳的藝術感受，有些還需要時間才能證明。然而即便是價值和影響本身，也沒有必然一致的邏輯關聯。當前，許多批評家和作家動輒以“天才”“鬼才”互相品評，除了一種炒作和無知無畏，也反映出當下作家和批評家的內囊的空虛和外表的浮腫。更可笑的是，在商業媒體和信息中介互動的今天，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甚至連基于自身的浮腫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被“打腫臉”的胖子而已。

　　一晃時間又過去了三十幾年了，《重放的鮮花》中收入的作品，在藝術價值上已經允許被一再討論。實事求是說，它們的文學史的地位比它們的文學價值的地位要高得多。然而，無論這些作品如何被一挖再挖，也不可能種子般地再度發芽，而只是觀照、考量的側面發生了位移。但是，同樣也不能否認，有著更多的非文學的考慮，乃至于不妨會有人重新祭起“舊王旗”的可能。

　　因此，文學批評的歷史感與限度感，警醒我們對類似《重放的鮮花》現象，應持以冷靜的觀照，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迅速站隊列。文學批評需要的不是腦袋發熱和屁股發癢的沖動，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動和愉悅。

　　文學批評，是一種文學本體意義上的堅守。無論是刨本事還是再解讀，其醉翁之意，顯然都不能太遠離文學。人們可以站在文學發展的歷史艱難和文學從業者的歷史劫難上，進行一種學術反思；也可以站在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對文學本體探求的艱難和文學從業者的社會際遇、歷史命運給予同情之理解。文學為何物？文學何德何能？文學何在？……這一系列本體性的“所是”的發問，更值得文學批評者探究。而這些答案，恰恰是構成文學批評的基礎。

　　文學本體意義的堅守，當然不是文學獨善其身逃避社會的“歸隱”托詞，恰恰是它發問人生關懷世事的立足點和自足前提，也恰恰是文學本體探索在中國語境內容易遭受撕裂的尷尬緣由。在西方文藝理論鋪天蓋地、文學邊緣和自我回歸的今天，文學本體的探究更是顯得異常的尖銳而寂寞，贊成和反對的人都不多。這不是“知音日希”，而恰恰是文學自力更生、長大成人的契機和福音。到那時，文學與批評真正青眼、斗眼、對眼乃至翻眼的時候，就算是來臨了。

　　(作者單位：華南農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