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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洋為美”是“唯洋是從”
在審美領域的表現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 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事實上,外國人也跑到我們這里尋找素材、尋找靈感,好萊塢拍攝的《功夫熊貓》《花木蘭》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們的文化資源嗎?”
習近平同志概括了肆虐多年的西化思潮之三大理念——“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以及包括“去中國化”在內的五個“化”之具體表現,體現出敏銳而深刻的文化洞察力。習近平同志所列西化思潮的種種行徑,使人想起《法門寺》中的小太監賈桂,人家讓他坐下說話,他卻奴顏婢膝地說:“奴才站慣了,不想坐。”現在,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有識之士必須意識到,將自己定位于賈桂,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應該說,自改革之初開始,“唯洋是從”的西化思維定勢便在審美領域開始了自己的進程,時起時落,影響了相當一些人,表現為“以洋為美”。客觀上,改革之前的中國文藝界與20世紀的西方文藝基本處于隔絕的狀態,連西方古典文藝的影響都處于淡化之中。開放之后,西方20世紀的所謂“先鋒派”思潮的沖擊突如其來。無知者最容易為新玩意兒所激動,中國文藝界如饑似渴地予以引進,按照事物的邏輯,先有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后有所謂“八五新潮”,一時沸沸揚揚,光怪離陸而無奇不有,對西方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稍稍模仿就成為中國文藝的創新,或者晦澀艱深,或者形式至上,或者如皇帝的新裝那樣,空無一物而被說成是最美之物,或者干脆“赤身裸體,走向上帝”。直到現在,那些“唯洋是從”的東西,還在成為某些人繼續享用的紅利。
在審美理論領域,從所謂“方法論革命”(將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強行引入文藝研究)開始,再到主體論、本體論、審美感性論、精神分析論、形式論等等,研究者也許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但所有的工夫都用在抄襲洋人的文本上,再來點發現新大陸式的驚人之語以嘩眾取寵,有多少東西是中國學者自己對審美文化研究的真正創新性突破呢?實在看不出有多少。
比如說所謂本體論,提出者的本意在于確立文學的純粹地位——非依附性的地位,而這個概念是美國人約·克·蘭色姆在20世紀30年代由哲學領域引入的,他將文學作品“存在的現實”稱為“本體”,實際上就是作品形式的獨特性,這一“突破”本身就很難說比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及雅各布森的“文學性”——“使某一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更有意義。因此,羅杰·福勒的《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1973年英文版)和阿伯拉姆斯的《文學辭典》 (1981年英文修訂版)都不將“文學本體論”收入。而中國學者撰寫的有關文學本體論的大量論著中,無非就是用“本體”概念來說明文學形式或者人的感性生命體驗的重要性,但實際上,無論中外,人們對文學的獨特性因素或者說決定性因素的認識,絕大部分時間都是不依托于“本體”概念的。因而,轟轟烈烈的“文學本體論”不過是用漢語來宣布某些西方人的理論如何偉大而已。到了今天,又有誰覺得無“本體論”則不能論證審美的獨特存在價值呢?
可見,習近平同志講話所指,完全符合中國文化藝術界的狀況,此一批評宣布了對“唯洋是從”的西化思維之告別,從根本上扭轉了泛濫已久的西化傾向。
“以洋為美”源頭之弊端
由于“以洋為美”本質上是一種西化思維定勢,因此,對其分析首先必須回到西方文化的語境,看看西方20世紀的所謂“先鋒派”思潮到底有多先進,其對審美的普遍性影響到底有多大。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審美文化領域里的“以洋為美”之消極性后果,主要還不是崇尚一般意義——特別是文藝復興至19世紀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之“洋”,而是20世紀的所謂“先鋒派”之“洋”,因為前者在20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已經發生過了,而且,理論與實踐都證明,后者更不可尊為圭臬。
20世紀的所謂“先鋒派”思潮包含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兩股勢力。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思潮包括審美文化思潮,它們都沒有自己的歷史,因為它們只能產生于歷史。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中把西方現代時期的結束定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而“后現代”的發生時期便順延到兩次大戰期間。
湯恩比的邏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西方文明的危機,現代性的樂觀主義被擊碎,開啟了現代主義之后的新時期,后現代主義發生了。人們要問,西方1960年代以來的文化為什么不再滿足于現代性批判,而要解讀成以消解為基本特征的后現代主義呢?我們必須注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哲學在20世紀的重大轉變。
自文藝復興以來,適應資產階級上升的內在需要,西方哲學一直在往理性主義的道路上迅跑,以此構筑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的大廈。憑著理性主義,人對自然的認識愈益深入,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空前地提高了生產力。憑著理性主義,資產階級凌厲地批判了宗教神學,批判貴族社會的等級觀念、血統論,推動了自由與民主機制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的現代社會得以形成。
但是,到19世紀后期,當資產階級社會成為一個勝利的事實時,它也馬上面臨了新的困境:在一個獨立國家的內部,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的利益處于尖銳對抗之中,社會在對抗之中隨時可能傾覆;在資產階級控制的不同國家之間,資本的利益也處于民族形式的對峙之中,發展的不平衡使得這種對峙進一步擴大,并孕育了武裝沖突的可能。這一切,20世紀的初期以無產階級革命與世界大戰的形式予以了確證,資產階級的理性主義世界觀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因此,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尼采的“生命意志論”成為了理性主義破滅的哲學替代物。特別是尼采發出“上帝死了”、“重新估價一切價值”的疾呼之后,傳統的理性主義更是陷入了非理性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現代主義藝術成了新的信仰,試圖為人們在迷失的世界中點燃一盞心靈的燈。現代主義以高深、晦澀著稱,這使它具備了成為“上帝”的條件,盡管只是非理性主義的上帝。
二戰以反法西斯的一方取勝,但局面卻變得更加復雜:冷戰來臨,兩大軍事集團公開對峙,雙方都擁有足以毀滅地球的核武器;民族主義運動導致了全球范圍的大動蕩;市場經濟復興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又消解了一切人類精神和價值體系,而且異化為統治人的神秘力量;生態危機隨著工業化的擴張而加劇,地球因人類的掠奪和污染變得空前脆弱,人類文明的生存危機正在迫近。
這樣,一種更為根本性的懷疑論思想開始滋長,這種思想不是要打破某種思維慣性,也不是要建立某個新的觀念體系,而是對所有的一切都表示懷疑,認為人的思想、文化、語言、生活方式都是可疑的,這就是后現代主義思想。從本質上說,后現代主義也是非理性主義的,是反傳統的理性主義的,可是它并不高舉非理性主義的大旗,因為它認為一切主義都是不可靠的。后現代主義以自己的文本或行為直接地向人類價值觀念發起挑戰。在后現代主義文化中,世界是混亂的、無序的、無意義的,而“自我”也相應地只是“絕對空虛中的偶然產物”,人的“一生都是……通向混亂的一次旅程”,是“靠混亂而興旺起來”,“耗盡” (burn-out)之后的“自我”除了本能,別的都不存在,也不需要了。
在文化史的視野中,這樣的所謂“藝術”,除了其文化理念嬗變的意義是可以分析出來的以外,審美上的先進性在總體上是可疑的——當然不排除少數作品的審美貢獻,更談不上去盲目學習和模仿了——即使你按照自主性原則去模仿了,也沒有資格說是一種先進藝術的“崛起”。
實際上,在日常經驗的層面,西方人自己也不認可所謂“先鋒派”思潮。頗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后現代藝術家村上隆,其作品夸張甚至帶有色情淫褻的 意味在里面。2010年9月,村上隆在歐洲傳統藝術圣地凡爾賽宮搞個人作品展時,受到不少民眾的抵制。凡爾賽宮門口人頭攢動,抗議者頭戴五彩花環,以示向喜歡鮮艷色彩的村上隆和他昂貴的作品“致敬”。現場處處充斥著象征性標著高價的紙盒、廢棄的馬桶,大標語上寫著“藝術詐騙”。波旁王室的后代公開譴責展出是“褻瀆祖宗的藝術和回憶”,拒絕將凡爾賽宮變成推銷所謂現代藝術的櫥窗。這是繼1999年10月英國當代前衛藝術展在紐約布魯克林美術館舉辦時,遭受觀眾抵制的又一次文化事件。人的智商是不能大規模地、公開地褻瀆的。
可悲的是,這股戲弄中國人智商的“以洋為美”思潮居然橫行了三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實事求是地說,“唯洋是從”是“以洋為尊”、“以洋為美”的邏輯結果,之所以在中國出現,其歷史合理性在于歷史本身。中國當初之必須學習西方,其一在于農業文明落后于工業文明,其二則在于中國人的視野的確落后于世界。以色列學者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考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系,注意到西方人的優勢是他們自文藝復興以來便具有認識世界的視野,主動將認識轉化為實踐,而因視野狹隘而付出沉重代價的,除美洲原住民外,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大帝國。
現在,中國已經崛起,中國對世界的無知也已經過去。當中國在學習的過程中提高了自身的力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時,中國人開始成熟起來,理性起來,中國能夠洞察各個文明、文化的長處和短處——比如所謂西方“先鋒派”的東西,連眾多嚴肅的西方學者、民眾也不以為然,我們為什么要頂禮膜拜呢?站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平臺上,中國文藝界的明白人應該對那些“唯洋是從”的玩意兒果斷說“不”了,我們應該摒棄“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之痼疾,以中國五千年文化輝煌為支撐,重新樹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文化與藝術必定再一次影響世界,從而與中國的國家地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