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完成的批評變革

　　“70后”這個命名，在1999至2000年代的初始階段，大約還是一個不明之物。因此，當宗仁發、施戰軍、李敬澤三位批評家提出之初，并未引起軒然大波。對這個命名的質疑或不滿，是晚近的事情。在我們看來，當沒有能力提出重大問題的時候，糾纏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細枝末節，實無必要。我們的意思是，無論作家還是批評家，一代新人就這樣矗立在我們面前了，他們每個人都很大的差異性，但也有依稀可見的共性。當要討論這代人文學批評的時候，使用一個有“通約”可能的概念也未嘗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起碼三十多年來的文學概念，大多是臨時性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朦朧詩”、“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實驗小說”、“小女子散文”、“閑適文學”、“文化散文”、“女性文學”、“海外文學”、“離散文學”、“打工文學”、“底層寫作”、“城市文學”等等不一而足，哪個概念是準確無誤的？但是，作為切近的文學現象，談到一個概念我們大抵知道要討論的是什么問題，這便足已。眼前的文學現象誰有能力一覽無余一目了然呢？因此，與其糾纏于差強人意的概念問題，不如著力探討一下其內部的問題。
    “70后”批評家，基本都有高學歷，在學院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和文學批評訓練，對中西方文學作品和批評理論都很熟悉。這是他們從事文學批評的起點，也是他們與前幾代批評家的不同。這一背景使他們一起步就有了較為寬廣的學術視野，十分專業的批評方法。他們看上去似乎很少共同的歷史記憶，并未形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共同體”，但是，時代相對寬松的學術環境，卻使他們較多地保有了個人的批評風格和個性，這是他們的幸運。另一方面，文學批評并不意味著是書齋里的事業，它確實需要批評家對社會歷史更廣闊和深入的理解，特別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感性認知。“50后”、“60后”一代批評家，或許早年所受教育有欠缺，讀書的年代經歷了文革的動蕩和“上山下鄉”，但他們因此也有了更多對社會歷史和國情的切近認知。這使得他們在面對文學時，能夠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展開批評活動。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之所以能夠引發整個社會的關注，除了那時的社會歷史使然，與這代人的這一背景也不無關系。從80年代的社會批判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充分體現了這代人的價值觀和關注問題的方式方法。相形之下，從書齋走出來的“70后”批評家，則不大可能是懷著這樣的情結來進入其批評工作的。
    然而，作為代際，我們或許也真的無力來概括他們更多的共同性，如果說“70后”作家的創作還有著某些可探查的共性——比如經驗的碎片化，歷史記憶中公共性的消失，敘事美學上的瑣屑化等等，在“70后”的批評家這里，則除了年代的相同，而并無太多的共同性。所以，與其勉為其難地去歸納，不如分別來談談他們的一些個性。事實上，“70后”批評家由于他們的出身背景和個人價值目標的不同，確乎表現出了比較鮮明的個人特點。
    就批評立場看，李云雷或許是一個有代表性的個例。他出身于農村，因此對鄉村和底層生活的關注帶著強烈的情感色彩。底層寫作這一仍存爭議的文學現象，在李云雷那里獲得了不懈的支持和肯定。他說：“我是‘底層文學’的倡導者與推動者之一，正是這些批評讓我意識到了我與“他們”的不同，這一不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身份與自我意識上，我來自于社會底層，并與之保持著血肉般的聯系，與其他評論家強烈的‘精英意識’有著鮮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識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資源，對1980年代以來的新啟蒙主義、新自由主義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觀察世界與文學的獨特視角。正是在這些基礎上，我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從理論與歷史等方面為‘底層文學’辯護，并探討其健康發展的道路。在‘底層文學’的討論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當曹征路、陳應松、劉繼明、王祥夫、劉慶邦、胡學文、羅偉章等作家已經創作出了不少優秀作品之時，卻并未在文學界得到足夠的認可，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他們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學’，但在我看來，在他們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學’)中，恰恰蘊含著另一種美學或美學的萌芽，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他在注重文學審美標準的基礎上，更注重文學實踐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在支持先鋒前衛探索的同時，更注重對傳統文學理論遺產的繼承；在密切關注文學自身發展變化的時候，也注意從其它藝術形式中看到文學藝術發展變化的相關性和同一性。因此，李云雷的文學批評不僅與當下文學生產實踐密切相關，同時，他的文化左翼的情感色彩，使他的文學批評有鮮明的介入意識，也使他成為維護這個時代底層寫作最具活力的聲音之一。他迅速地站在了文學批評的前沿，與他一直堅持的底層情懷大有關系。
    在批評實績方面建樹比較突出，且與上個年代的批評家之間有更多傳承的，應該是謝有順。某種意義上他可算是“70后”批評家的一個例外。他成名的時候，他們這一代大多數批評家還在校學習。少年成名的他也有過鄉村生活經歷，因此，在談到給他影響的人與事時，他說到“更多的是一些渺小的人物，他們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但他們的內心卻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比如我父親的耿直和公正，我在福州時一些朋友的謙卑和純粹，我在報社時一些同事的勇敢和敬業，等等。他們的存在，會構成一個不易覺察的精神氣場，影響著你。這種來自日常生活的細微影響，有時比你的閱讀和思考更加重要。”但是，謝有順的出身背景似乎并沒有與他的文學批評構成直接關系，他更關注的還是精英圈子，經典化程度高的一批作家，關注文學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關系。但潛移默化的影響還是存在的。面對當下的文壇，他曾引用韓少功的話說：“民眾關心的，他們不關心。民眾高興的，他們不高興的。民眾都看明白了的，他們還看不明白，總是別扭著。”[1]這多少有些民粹主義色彩的思想，不能說與他的鄉村生活經驗無關。當然，有順作為批評家留給人最多的印象，還是他活躍的身姿，過人的見識和才氣，還有這代批評家文風中少見的詩意和老練。
    如果要找一個“70后”學院派批評家的代表，或許還要數到賀桂梅。她在北京大學讀書十年，留校任教后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史、思想史研究與當代文化批評。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一個學者而不是批評家，但她的研究又一直與文學現場有比較密切的關系。因為這種身份，她可能更具歷史縱深感，視野也更加寬闊。比如在談到如何認識80年代的時候，她說：“90年代關于80年代的論辯，主要是在知識界內部展開的，而當前的80年代熱，卻是一個擴散到不同社會層面的話題。比如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現在對于80年代的想象和關注的熱情，帶有很強的‘懷舊’色彩。當80年代可以成為‘懷舊’對象時，就說明人們意識到‘80年代已經過去了’，因此可以站在一種新的關于現實的感知和對歷史的重新確認的位置上‘回過頭’來看80年代。這種社會心態的形成，當然與當下中國經濟‘崛起’，以及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密切聯系在一起。可以說，今天的‘80年代熱’，是帶有距離感的、對80年代的重新認知。如何認知80年代，也與如何判斷、敘述中國社會的現實緊密相關。比如，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崛起，有人認為這是‘告別革命’的結果，有人則認為正因為有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80年代的改革才能有今天的成果。又比如，怎么看待今天中國社會中存在的階層、階級分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80年代的‘民主’訴求沒有被實踐，而有人則認為需要在批判80年代西方式民主實踐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涵義等等。”這只是賀桂梅大量論著中的一個例子，但從中可以看出，她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已遠遠超出了文學批評的范疇。它是綜合了社會、歷史、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一起提出來的。但是，它又沒有離開當下中國的問題場，并且仍然是文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意。作為“70后”一代，有如此寬廣的視野，實屬不易。
    另一個學院派出身，但卻被稱為“反教條主義”批評家的例子是張莉，清晰、準確和敏銳是她的特點。良好的學術訓練并未使她變得遲鈍，相反她介入現場的反應卻是更加機警和迅速。她自己說，在讀研究生的七年時間里，“大都在圖書館里度過。從研一開始，我每天都去清華舊圖書館翻《新青年》、《婦女雜志》、《小說月報》……在北師大也一樣，我用一年多的時間去翻看民國女校教材，各種民國教育雜志，從早晨到晚上。這些閱讀是寫論文的必備功課；但有些閱讀，比如研一用半年時間做蕭紅研究，讀蕭紅蕭軍端木蕻良傳記；還比如研二去北大圖書館翻創刊以來的《文藝報》等是興趣使然。我很慶幸自己當年興趣蕪雜，這使我日后談論很多問題時有了基礎，對百年現代文學的發展也有了更真切的認識。”這樣枯燥的學院訓練，為日后一個批評家的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張莉的女性文學研究、孫犁研究，新銳作家的批評等，都有與眾不同的特點。
    如果談到對80年代以來海派的“才子派批評”的傳承，張定浩又是另一個例子。既寫詩又研究孟子，確乎使他的文字有了更大的張力，但令人驚訝的是，在行使批評職能之時，他既沒有詩人的繾綣猶豫，也不像從故紙堆里走出的老學究，而他的雄辯又確實沒有辜負對孟子的研究。他的批評鋒芒在當今批評家里幾乎難以有匹敵，他的直言不諱肯定會讓一些作家心有顧忌。他在評論余華的《第七天》時指出：“鬧劇式的敘述是余華的擅長，但在這樣的鬧劇中，能干是用‘有房有車有錢’來體現的，情緒是用哭鬧和跳樓來表現的，夫妻和好是用下跪和打自己嘴巴來實現的，小說家得是看了多少狗血電視劇和網絡小說，才能有勇氣忍受這樣老掉牙的架空設計？無論《第七天》的敘述者是生者還是死者，這都不再是小說，這是喪失了一切想象力和對生活細節的記憶能力之后的，屬于活人的平庸。”不僅如此，張定浩還對《第七天》的某些評論也提出了批評：“因為《第七天》中描述了飄舞的雪花，有人就詩意地聯想到喬伊斯的《死者》；因為《第七天》有對權力腐敗的表達，有人就敏感地攀附起奧威爾的《動物農莊》。這些人應該好好再去讀讀喬伊斯和奧威爾，去看看對現實生活的愛和恨是如何在那些杰出小說家筆下誠實地糾纏在一起，去聽聽那些自由靈魂的生動對話，去感受那真正的悲憫，還有滿懷敬畏的同情。”這樣的評論，觀點或許還可討論，但足以見出批評家的人與個性，不是那種中學老師批作文式的批評。它在切入文本內部的同時，通過更廣闊的視角，與批評對象展開了真正的批評與對話關系。
    此外，既是作家又是批評家的梁鴻對河南作家的研究，李丹夢對百年中國鄉土文學的研究，張曉琴對生態文學和當下熱點文學現象的研究，霍俊明、王士強對當代中國詩歌的研究，郭冰茹對當代中國小說敘事的研究，饒翔對當下前沿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的批評等，都展現了不同的視角、風格和才情，在當代批評的不同的向度上各有建樹。
    實事求是地說，今天從事文學批評的全部困難要遠大于八九十年代。因為那個年代提出振聾發聵的問題是有可能的，無論是文學還是文化，到處積滿了問題，而且處理起來也相對簡單些。到“70后”這代批評家，他們面對文學或文化的問題幾乎是進了無物之陣。不要說提出問題，即便是對一個事物的命名都顯得格外困難。如果我們對“70后”一代批評家期待過高，不僅不切實際，而且是不公平的。試想，“50后”、“60后”批評家在這個時代又有怎樣的作為呢。另一方面，國際關系、南海問題、東海問題、一帶一路、樓市股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就業困難……這些關乎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以及新聞和非虛構文體等對閱讀和眼球的爭奪，再加上學院學術制度、評價制度、項目制度等對學院批評家的制約困擾等，使文學批評更加步履維艱。因此，我們除了承認“70后”批評家尚未完成文學批評變革的現實外，還應該對這一代批評家懷有同情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