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三十年：概念與成就之爭

    一

　　一直以來，打工文學概念處于混亂狀態，代表性意見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打工者寫打工生活的文學；二、是寫打工題材的文學；三、是藍領文學。有人對概念表示懷疑，只贊同作為一個話題；有人認為概念不好，越是糾纏于作家身份、題材屬性之類問題就越感到邊界游移不定；有人更愿意命名為“新人民性”文學；有人認為“打工詩歌”概念不確切，容易把復雜命題簡單化、媒體化，應該統稱“關注底層的寫作”；有人認為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因為外企高級白領、高級藍領和農民工一樣都是打工者；有人認為應該把社會學里的“基層”概念移植過來，用“基層”概括打工，擴大概念使其包含更多內容。為了將更多作家拉入大營，打工文學概念被放得寬而又寬，某次研討會上各方人士熱烘烘地達成一致意見———只要是真實反映打工者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學作品就是打工文學，并且呼喚內地作家也加入到打工文學創作中來。將職業作家的打工題材作品貼上打工文學標簽，顯然是一廂情愿并且貽笑大方。
　　不管是從源起、發展，還是從學理上分析，打工文學都應該是打工者寫打工生活的文學。這定義狹窄但內涵豐富，更能總結出共性或特質。雷達、白燁等評論家并不贊成把打工文學外延無限擴大，因為擴大會失去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打工文學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中的特定現象，反映打工族這一社會群體的生活和情感，他們大多有鄉村或鄉鎮的背景，進入城市后在心靈深處發生前所未有的沖突，故狹義的打工文學體現一個時代、一種生活的精神，作品涉及面廣人多，反映的現象極端復雜，提出的問題異常尖銳，可以說是時下最具有鮮明轉型時代特征的文學，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傳統的一脈創作。某些評論家看不到這種核心本質，可能是因為沒有真正關心過打工文學，或沒有沉下心去研究，或高高在上地審視，也不排除為了鞏固學術地位或標新立異而熱衷于“理論創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對打工文學提出見解的專家學者幾乎均居廟堂之高或處學院之深，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基本停留在概況介紹、數據發布、武斷推測的層面，以介紹性平平之論和鼓勵性泛泛之談為多。
　 　某些評論家淺嘗輒止的極端結果是出現多種方向性錯誤，其一是試圖將打工文學并入城市文學范疇。打工是一種題材，城市是一種區域，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況且打工文學是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來的，將其“嫁”入城市文學“豪門”有亂點鴛鴦譜嫌疑。正如知青是農村某個時期的一種生活，但我們不能按“標題黨”思路名之為鄉村文學；其二是臆測打工作家存在身份焦慮。這是不曾調查研究的結果，其實打工作家根本就不關心身份問題，只關心如何走出去；其三是以“粗糙”來否定打工 文學所創造的成就。有些評論家想當然地認為打工作家水平不高（他們可能忘記沈從文只有小學文化），自然就寫不出精品來。王十月將打工當成身上的胎記，稱身份焦慮是理論家給的，別人說我們要做新產業工人，不是我們自己要做，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會給自己分門別類，想自己是一個知青作家或是一個打工作家。而所有正面強攻現實的文學作品得到的評價都是“粗糙”，大家都是粗糙的，但打工文學在粗糙之余有大家沒有的一些東西。（《三十年了，打工文學何去何 從》，2015年7月19日《羊城晚報》）打工身份是打工作家的“胎記”，無所謂榮與恥、高與低、美與丑，身安于斯心生于斯言立于斯文明亦于斯，從事文學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自然需求。粗糙恰恰不是打工文學的不足，而是一種獨特的美，說明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要說有不足也是未更深層次地發揚光大。

　　二

　 　對打工文學概念和成就的爭論不休，往往被滑稽地認為是文學豐富性的表現，其實這恰恰反映了學界的混亂和對數以億計的打工者、無法計數的打工作家的整體漠視，而深層次的原因是功利思想在作怪。首先是文化部門功利化，將打工文學當成一種宣傳。某些人關心的并不是打工文學如何提高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并普惠大眾，而是如何叫得響、抬得高，滿足于制造幾個典型、做幾篇皇皇而大的文章；甚至有人沾沾自喜地炫耀，在某某獲得某大獎的過程中他和某部門功不可沒，似乎沒有他這樣的伯樂就會萬馬齊喑。某次研討會上，一位文化官員失口說政府扶持了打工文學，所以打工作家應該感恩。這位官員高高在上，以施舍者自居，功利之心昭然若揭，遭到齊嗆在所難免。某次大型研討會沒有在打工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中廣泛宣傳發動，卻召來幾十名義工捧場，不能不說是敷衍塞責應付了事。這些人對現象的關注遠遠多于對創作者的關注，往往是搞完行為藝術式宣傳即偃旗息鼓。很多打工作家特別是曾經打工后來進入體制的作家公開抵制打工文學標簽，對于想借此做些文章或爭取更多資源的某些人來說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其次是打工作家的功利化。打工文學第二階段（1995年至2000年，依據楊宏海劃法，下同）有點黯淡，某些作家看到別人因寫作而改變命運于是開始模仿，并聽從專家學者的引導和指點失去自己方向，很快給打工文學定型。這個時期的作品注重個人奮斗史和苦難敘述，停留于簡單的、直接的個人經驗，沒有上升到精神層面，更無階級意識和組織化意識，這個時期的打工文學創作被批為方向性不明———文學不再是載道或言志的載體，而成為改變命運的職場工具。只是當他們有幸獲得主流認可，甚至脫離打工生活后，似乎沒有必要再寫打工生活，再寫也不再有真情實感。
　　再次是圈子化。政府部門經營各自的“一畝三分地”，作家結成小圈子抱團取暖或相互娛樂，這類現象太普遍，在此不贅述。擺在我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不是如何讓打工文學旗幟呼啦呼啦地響，而是端正心態讓其回復到那種自生自滅的態勢中去。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扶持最好退居幕后，政府扶持不僅難以秉持“三公原則”，而且帶來更現實的問題，那就是熱鬧往往掩蓋現實荒涼、衍生繁榮假象。并且，對某地打工文學過度宣傳和關注，對其他地方的打工作家會起到一定遮蔽作用。不綜合不同地方經驗，打工文學整體面貌就不清不楚，也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

　　三

　　打工文學在第一階段（1985年至1995年）以短平快的節奏沖出中國文壇，表達了處于社會邊緣的勞動階層發出的真實訴求，為在市場經濟潮流中漂浮不定的打工者提供了舒緩壓力的精神食糧。這個時期的打工作家在場、在位，作品激發了億萬打工者，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他們的作品接地氣，為讀者所喜聞樂見，如安子的《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雖然藝術性并不太高，但作為雞湯可滋潤那個時期的億萬心靈。如今打工作家越來越有技巧，寫作條件越來越好，報刊也越來越關注，但寫出的作品沒有多少打工者去閱讀。有評論家將原因全部歸結為外部閱讀環境的影響，這是不曾關注打工讀者的接受過程、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讀者反應，不曾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在社會精神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結果。某大學對農民工群體的文學閱讀進行調查，結果有66%的農民工選擇不喜歡打工文學作品，原因是覺得寫的生活不真實、沒有表達真實感情、故事不精彩等。
　　在打工文學第三階段（2000年至今），某些打工作家越來越缺乏寫作靈感、痛感和在場感，甚至缺乏沉下去的耐心和決心，不太愿意寫身邊的人和事、寫底層人，而只對想象中的政府官員、高級白領、老板和小姐之類發生興趣；也不愿意深入打工者的情 感體驗和精神世界，只滿足于表述個人的膚淺認識。其創作趣味也不可恭維，創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而且毫無節制，使人絕望，產生消極頹廢情緒。這些作家的打工生活并不豐富也不真切，嚴重偏離于現實、落后于時代，展示不了歷史責任感與時代意識，無法呈現普世性的人文情懷。打工者、打工生活和社會環境等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打工生態系統，這系統是開放的、包容的，也是動態多變的；而這些作家認知系統是封閉的、假想的、固定不變，而且他們又欠缺觀察能力，鈍于感受捕捉，筆下細節嚴重失實，故其作品讀起來如同隔著玻璃接吻或味同嚼蠟。

　　四

　 　概念化對打工文學至少有四種危害，一是造成人物符號化。打工小說中常出現四類人物：老板、保安、員工、成功女性。老板陰險狡詐，殘酷剝削員工乃至拖欠工資；　保安為虎作倀也不是好東西，監視、打擊甚至殘害員工；員工特別是流水線上的員工苦不堪言，付出身體付出感情卻被虧欠；至于成功女性不是做“小三”，就是當“小姐”。陰暗的東西不是不能寫，但拿著放大鏡去觀察且幾乎全是陰暗的東西，就很不正常了。其實，老板的精神主流是追求財富、拼搏、創造，有余力的時候也做慈善。至于打工者的精神主流絕不是孤獨、悲傷、憤懣、仇恨、憔悴、失望甚至絕望，相反更多是自信安詳、追求拼搏和充滿希望。
　　概念化造成故事情節公式化。上世紀中葉中國文學淪為政治話語的簡單演繹，革命人物一定是排除萬難不怕犧牲，而反革命一定是貪生怕死不堪一擊。某些打工小說也殊途同歸，一開篇就能猜測到結尾，甚至從上一句可以推測出下一句———人物性格基本定型，老板和保安就是壞，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員工就是苦，沒有最苦只有更苦；成功女性就是無恥，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作者看到的只是人性的陰暗、來自底層的仇恨與憤怒，從概念出發演繹故事，或從先驗入手圖解經驗，以克隆方式批量生產故事。概念化直接造成文學性匱乏，越來越遠離詩意和詩性。某些作家的情愫過于簡單甚至粗暴，想象力無法充分發揮，豐富的打工生活被過濾篩選，成 為單薄蒼白的印象。他們浮躁不安缺乏耐心，加上學識淺薄、沉淀不足，其作品語言干癟、語法粗糙、結構簡單、人物臉譜化、寫法單一化。概念化更抑制了思想高度的產生。其實大多數作家還是希望創造出有高度的作品，有一句詩或者一行文字進入文學史。這種想法值得鼓勵，然而高度概念化的創作，怎么可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呢？
　　打工文學本身及其生態系統存在諸多問題，比較典型的問題是上述“四化”，去除“四化”需要一個漫長的、鳳凰涅槃式過程。本文無意于挑戰權威、顛覆既成理論，更無意于貶損打工文學和打工作家，只希冀拋磚引玉以達到淬金礪石的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