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當年的中國夢

　　>>魯迅不僅強調了國人自當直面時代潮流，努力變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緊迫感；而且 指出了在此過程中，“明哲之士”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達到的最終目的：兼顧“思潮”之世界性與“血脈”之民族性，在雙向鑒別、揚棄與整合的基礎上，在 “取今”之創造性和“復古”之根基性的動態過程中，建設具有嶄新質地與沛然活力的國家文化與民族風貌，進而屹立于世界東方。這種立足現代、超越中西的文化 主張，貫穿了魯迅一生。

　　>>從魯迅提出“立人”迄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期間，中國的歷史條件和 社會性質不斷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只是所有這些，都不曾消解或減弱“立人”的聲音；相反，它憑借自身特有的豐腴而曠遠的思想內涵，通過與不同歷史語境 的對話或潛對話，實現著意義的深化與增值，進而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說不盡的”話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深切體悟。

　　一

　　20世紀20年代前期至中期，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退潮和《新青年》團體的分化，魯迅的內心又一次被無量的寂寞、悲哀、迷惘、猶疑等負面情 緒所襲擾、所糾纏。對此，魯迅并不諱言，而是將其真實而坦誠地披露于筆端。在完成于1924年9月24日的《野草·影的告別》里，作家就讓自己的深層意念 化作“影”子，留下了痛苦的告白： “我將向黑暗里彷徨于無地。你還想我的贈品。我能獻你什么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 ”而在這一天夜間，魯迅給自己的學生李秉中寫去一信，其中同樣表達了深切的自憂：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著，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于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得悲哀者以此。

　　諸如此類的思緒和言說，在魯迅這一時期的著作，如《彷徨》 《野草》和《兩地書》中不時出現�？梢赃@樣說， “黑暗和虛空” “毒氣和鬼氣”一度構成魯迅極為重要的心靈色調。

　　然而，魯迅同時又意識到，無論“黑暗、虛無” ，還是“毒氣、鬼氣” ，畢竟只是個人內心的一種感受和體驗，它終究無法獲得生活客體的驗證，即所謂：“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 ( 《兩地書·四》 )正因為如此，這黑暗和虛無也就可以被質疑、被詰問、被反駁。也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一向關注生命奧義和精神質量的魯迅，毅然選擇了向黑暗和虛無“作絕望 的抗戰” ——他正視黑暗的存在，卻執意“與黑暗搗亂” ；他承認絕望的深重，卻硬是要“反抗絕望” 。這時，一度“彷徨于無地”的魯迅，便重新置身于現實的大地和苦難的人間，他依舊是以筆為旗，同時又是“抉心自食”的精神界之戰士。

　　應當看到，魯迅進行的“絕望的抗戰” ，承載著異常豐富的精神密碼和情感內涵。一方面，魯迅的反抗絕望是以自身為戰場、為武器，即所謂：“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體之 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 。 ( 《野草·希望》 )因此，魯迅的抗戰回蕩著“我獨自遠行” ，“只有我被黑暗沉沒”的果決與悲壯，呈現出一種以血肉之軀，拼光虛無、耗盡暗夜，不惜與之同歸于盡的獻身氣概；一種“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了黑暗的 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 《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的犧牲精神。另一方面，面對黑暗與絕望，魯迅之所以能夠實施“予及汝偕亡”式的反抗，是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種比黑暗和絕望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 這就是至遲在1906年再度赴日時即已形成，繼而在“五四”運動中強力噴發，后來雖然被黑暗和絕望所壓抑，但依舊不曾泯滅的對中國的希望。正所謂：“絕望 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 《野草·希望》 )而這種對中國的希望，也就是屬于魯迅的中國夢。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是作為魯迅精神底色的對中國的夢想，支撐了他與黑暗和絕望的殊死搏戰。

　　二

　　既然對未來中國的夢想是魯迅的精神柱石，那么，魯迅的這種夢想又包括哪些內容？或者說在魯迅的心目中，未來的、理想的中國應該是個什么樣子？關 于這點，魯迅雖然沒有進行專門的、集中的闡述，但在一些作品中，還是留下了若干重要的、精辟的、且不乏內在聯系的觀點或意見，值得我們作細致梳理和深入考 察。

　　首先，在魯迅看來，中華民族雖有過昔日的雄大與輝煌，但近代以降卻陷入了落后和怯弱的窘境。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人”要想不被從“世界人”中擠出，就必須絕地奮發，實施變革與圖強。在寫于1917年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明言：

　　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這里，魯迅不僅強調了國人自當直面時代潮流，努力變革重生的重要性和緊迫感；而且指出了在此過程中， “明哲之士”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達到的最終目的：兼顧“思潮”之世界性與“血脈”之民族性，在雙向鑒別、揚棄與整合的基礎上，在“取今”之創造性和 “復古”之根基性的動態過程中，建設具有嶄新質地與沛然活力的國家文化與民族風貌，進而屹立于世界東方。這種立足現代、超越中西的文化主張，貫穿了魯迅一 生。1927年，他曾將這一主張化作對美術家陶元慶的評價： “他并非‘之乎者也’ ，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 ，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漢朝的慮傂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 ” (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五年后，魯迅為一位青年作家的論著撰寫題記，又將這一主張概括表述為：“縱觀古今，橫覽歐亞，擷華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說” ( 《題記一篇》 )。應當承認，魯迅對國家變革的疾聲呼喚，以及就此提出的中西合璧、復合鼎新的設想與主張，不僅超越了那個時代所流行的體用之學，構成了一種真正的精英意 識，即使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當下，仍然不乏顯見的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

　　在描繪國家和民族變革之路與未來前景的同時，魯迅啟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闕如的“個”與“己”的觀念，就個體生命該怎樣活著的問題，也發表了重要 看法。在寫于1918年的《我之節烈觀》中，魯迅先是無情鞭撻了那些“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和“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 ，然后一再發愿：

　　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而在稍后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魯迅更是將自己發愿的內容，概括為具有精神本原意味的生命箴言。這就是：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

　　那么， “做人”怎樣才算“合理” ？對此，魯迅同樣以作家特有的話語方式，留下了一系列不是詮釋的詮釋。即所謂：中國人“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 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 ” ( 《隨感錄三十六》 )亦所謂： “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洞矚幽隱，評騭文明，弗與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詣。 ” ( 《破惡聲論》 )又所謂： “蓋惟聲發自心，朕歸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 ” (同上)又所謂：人生在世應有從容玩味的“余裕心”和“格外的興趣” ，因為“人們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余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 《忽然想到·二》 )云云。若將所有這些換一種要而言之或籠而統之的說法，庶幾就是魯迅所倡言的：人要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 ( 《苦悶的象征·引言》 ) ，要“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 ( 《科學史教篇》 ) 。顯然，魯迅對個體生命的理解、設計與期盼，包含了鮮明而充分的現代元素，具有很強的前瞻性與穿越性，因而足以成為國人常讀常新的精神資源。

　　三

　　1926年，魯迅出版小說集《彷徨》 。在該書的扉頁，魯迅引錄了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以此表達自己不避險遠、尋路前行的心志。對于這一舉動，天性幽默放達的魯迅，后來雖曾以“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 ( 《自選集·自序》 )加以自嘲，然而事實上，編織著心中的夢想，呼喚著“你來你來！明白的夢” ( 《夢》 ) ，朝著于“蒙眬中”看見的“好的故事” ，即自己認定的理想境界執著邁進、頑強跋涉，確實構成了魯迅最重要和最持久的生命線索。這當中不是沒有“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痛苦與焦慮，但在擺脫這些之 后，他的選擇仍然是“夢著將來，而致力于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 。( 《聽說夢》 )這就是說，立足當下、走向未來，是魯迅最基本的人生姿態。

　　既然是朝著未來和夢想前行，那么便必須解決路徑或方略問題。正是在這一維度上，魯迅提出了影響深遠的由“立人”而“立國”的主張。還是在《文化偏至論》里，魯迅一再申明：

　　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從魯迅提出“立人”迄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期間，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性質不斷發生著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只是所有這些，都不曾消解或減弱 “立人”的聲音；相反，它憑借自身特有的豐腴而曠遠的思想內涵，通過與不同歷史語境的對話或潛對話，實現著意義的深化與增值，進而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說 不盡的”話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深切體悟：

　　第一，魯迅所說的“立人” ，強調人格的獨立自主和全面發展，反對人性的萎靡、扭曲與異化，體現了對理想人性和強健人格的文化關懷。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一向注重“學以成人” ，一部《論語》就是一部“成人”之書。然而，儒家的“成人”貫穿的是“仁學”思路，即所謂“克己復禮為仁” 。這種以“希賢希圣” ，培養君子為目標的“成人”思路，當然具有修身養氣、見賢思齊、凈化人心的道德力量。然而，一種根本上的“吾從周” 、向后看的姿態，以及由此衍生的“三綱”云云，又決定了它必然包含觀念上的封閉性、保守性、等級性和強制性，以致難免釀出抹殺個性、扭曲人性的苦果。魯迅 的“立人”與之迥然不同。它立足全新的歷史條件，直面劇變的時代潮流，倡導國人在珍視個體生命價值的基礎上，破除一切陳舊落后的觀念束縛，以堅毅和熱情的 態度，謀求生存權利，注重生命質量，“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在“只是向上走”的過程中，實現健康人性的自由發展。正所謂“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 ( 《北京通信》 )而在生命前進的過程中，國人又要保持清醒頭腦，把握適度原則，警惕生命異化。即所謂： “所謂生存，并不是茍活；所謂溫飽，并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這樣的立人主張對于正在經歷著多重挑戰的現代人來說，無疑仍有顯見的精神鑒照意義。

　　第二，魯迅所說的“立人” ，包含了改造與重構國民性的意愿，這一意愿迄今尚不能說完全實現，因此“立人”的主張仍有現實意義。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寫道：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 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 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 ( 《兩地書·八》 )這段話告訴我們，當年魯迅之所以主張“首在立人” ，是因為他發現，國民身上存在的一些陳腐惡劣的根性，已成為社會變革與進步的嚴重障礙和深層阻力。如不加以改造， “立國”便沒有希望。從那時到現在，時光走過一百多年。隨著國家強大和國運昌盛，國人的精神面貌無疑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改造國民性中負面因素的任務，卻很 難說已經完成。君不見，這些年來社會上每見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官僚主義、犬儒主義以及精神渙散、道德滑坡等等，大都與本民族由來已久的精神病灶相關 聯，而一些人在日常生活和公共領域表現出的行為舉止的種種不堪，更是直接暴露出國人尚未徹底擺脫的思想與文化貧困。在這種情境下，魯迅的“立人”主張，便 呈現出跨越時空的針對性和生命力，進而成為當代人與時俱進的生命實踐。

　　第三，魯迅所說的“立人” ，著眼于絕大多數人的精神質變與人格提升，著眼于民魂的淬煉與群聲的大覺，實際上是抓住了社會發展的核心元素和歷史前行的根本動力。盡管魯迅不滿于當時的 國民精神現狀，憂患于“庸眾”的昏聵與落后，但他并沒有因此而陷入思想上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相反，在同無邊黑暗的持久搏戰中，他越來越意識到民眾的力 量以及其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作用。正所謂：“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 典，都和他們無干，僅止于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贊賞，得些自己滿足。 ” ( 《習慣與改革》 )而他所主張的“立人”恰恰是要關注“多數的力量”和“民眾的心” 。也就是說，要從整體上改變國人的精神，重鑄民族的靈魂。這當中包含的積極意義，正如王富仁的精辟闡釋：“當時中國是四億五千萬人的大國，政府官僚和精英 知識分子最多也只有幾萬、幾十萬，那么，剩下的那四億四千多萬的民眾就與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無關了嗎？就只能消極地跟著這些政府官僚和少數精英知識分子 跑了嗎？這些政府官僚和少數精英知識分子就一定能夠將他們帶到光明的地方去嗎？如果萬一沒有將他們帶到那樣的地方去，怎么辦呢？……只要意識到這一點，我 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青年魯迅并不滿足于當時洋務派富國強兵的計劃和改良派、革命派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張，而另外強調‘立人’的重要性了。 ” ( 《中國需要魯迅》 )由此可見，魯迅倡導的“立人” ，說到底是為了讓“沉默的大多數”在實現了精神質變之后，自覺參與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改造，進而成為歷史的主人。必須看到，魯迅的構想和期待，實際上體現 了人與歷史共同發展的大目標和大向度。

　　四

　　有一種觀點認為：魯迅極度憎惡、也極度失望于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狀況，這導致了他對社會政治體制和權力關系抱有很深的懷疑和成見，同時也決定了 他在朝著自己認定的國家和民族夢想探索前行時，很自然地放棄了革新政治制度的路徑，而選擇了思想文化批判與改造的向度。這樣的說法看似有些道理，但一旦對 照魯迅的整體人生，即可發現它的以偏概全。

　　誠然，作為作家和學人的魯迅，在敞開自己的國家情懷時，確實把思想文化的批判與改造放在了首位，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會因此而否定社會變革中的 政治因素。事實上，魯迅明確意識到，在當時的歷史和國情條件下，要實現社會變革，政治的力量不可或缺；而作為極致性政治手段的革命戰爭，對于推動社會變革 更是具有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作用。惟其如此，他在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明言：“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只有實地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 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與此同時，魯迅還認為，即使做學問，搞研究，也不能說和政治無關。在1926年10月20日致許廣平的信里，魯迅寫道：“現在我最恨什么‘學者只講學 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么？ ”顯然，在魯迅眼里，學者從事研究工作，同樣無法擺脫政治立場的潛在制約，因此，也應當考慮社會的正義與進步。盡管這封信在《兩地書》正式出版時，被魯迅 抽掉了，但它傳遞的魯迅的思想觀點卻不會有錯。

　　正因為魯迅意識到政治因素對于社會變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大革命失敗后，他就開始重新打量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與政治力量。這時，國民黨集團的 瘋狂殺人，把魯迅的同情推到了被屠殺的共產黨人一邊；而“革命文學家”極左性質的圍攻，又促使魯迅開始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即“從別國里竊得 火來……煮自己的肉” 。接下來，在反抗黑暗、呼喚光明的文化斗爭中，魯迅被尊為左翼作家的領袖和旗幟；而同黨的文化工作領導者如瞿秋白、馮雪峰的親密交往，又使魯迅收獲了友誼 的浸潤與人格的激賞。還有來自十月革命后俄國的信息，如“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么駭怕” ，“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 ，以及蘇維埃領袖多次聲明，愿意放棄沙俄時代的在華特權等等，更是讓魯迅看到了人類社會的另一番風景，斯時的魯迅，已自覺匯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 主革命的洪流。

　　毋庸諱言，對于魯迅晚年的選擇，近年來不時有批評和否定的聲音出現。我尊重這些學人的見解，但又發現，這些產生于后革命時代的見解，在談論魯迅 革命時代的政治態度時，常常因為語境的隔膜或觀念的錯位，而難免陷入或主觀妄斷或郢書燕說的誤區，以致扭曲和遮蔽了歷史的本真。而要避免這種情況，切實做 到正確理解和評價魯迅晚年的選擇，一條有效的路徑應當是：以唯物史觀為引領，重返八十多年前的民國現場，看看魯迅究竟是依據什么而站到了中國共產黨人一 邊。而在這一維度上，至少有三點顯而易見：

　　第一，與“立人”的主張相聯系，中年之后的魯迅越發關注大多數普通民眾的社會境遇和精神生態，正如他在生命最后時段所重申的：“外面進行著的 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 ( 《 “這也是生活” ……》 )為此，他一面傾聽地火的奔突，一面呼喚那些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的“民族的脊梁” 。而這在當時的中國，更多集中于共產黨人身上。于是，魯迅將共產黨人——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引為同志”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

　　第二， “風雨如磐黯故園” ， “霧塞蒼天百卉殫” (魯迅詩句) ，對于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黑暗，魯迅自有深刻的體認和強烈的憂患。從這種體認和憂患出發，魯迅一生不但同黑暗展開了堅決而持久的斗爭，而且把如何對待這黑 暗，當成衡量一切政治力量進步與反動的重要尺度，進而決定自己是擁護或反對。據許壽裳回憶，魯迅生前曾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意見：“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 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源，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F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 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 ” ( 《亡友魯迅印象記》 )沿著這樣的邏輯推理，魯迅抨擊大革命之后的國民黨政權，而認同當時正在與黑暗肉搏的中國共產黨人，實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三，魯迅所處的時代是黑暗的，然而，黑暗中的魯迅卻執著于光明的尋找。他由衷希望美好的人和事不斷出現，熱切期盼“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 會制度從地獄里涌現而出” 。而斯時，能夠讓魯迅感到欣慰的，恐怕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浴血奮斗，以及由俄國十月革命所展現的未來社會的另一種可能。盡管魯迅的欣慰中也摻雜著一些由負 面信息和不快感受所帶來的憂慮不解，但他最終還是莊嚴聲明： “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從而站到了新興的無產者一邊。

　　顯然，魯迅晚年的選擇，擁有他那個時代難能可貴的精神依據。我們今天加以評價，應當著重體味其中包含的正義和崇高，而不宜用歷史的曲折和局限去苛求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