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幽州臺

　　陳子昂是唐詩革新的先驅者，《登幽州臺歌》是陳子昂的代表作之一，這應已成為定論，不料近年卻有人提出了異議。先是在王兆鵬先生所作《唐詩排行榜》 中，《登幽州臺歌》竟名落孫山，其原因據稱是“唐、宋、明二十二種選本都沒有提到它，清代只有兩種選本有收”(陳尚君《唐詩憑什么排名》)。此與事實不 符。明鐘惺、譚元春選評的《唐詩歸》就選了此詩。在清代，黃周星《唐詩快》、王夫之《唐詩評選》、沈德潛《唐詩別裁》、孫洙《唐詩三百首》等選本都選錄了 此詩。作排行榜，本來就費力不討好，很難令廣大讀者滿意，但作者用力甚勤，不失為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是，《東方早報》2012年2月19日載陳尚君先生 《唐詩憑什么排名》云：“這首詩在陳子昂友人盧藏用為他編的《陳伯玉文集》中是沒有的，文本來源最早是盧藏用記述其事跡而寫的《陳氏別傳》。說陳進諫不被 采納，‘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陳子昂在幽州作過一組詩，題目是《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序稱‘作七詩 以志之，寄終南盧居士’，當時盧在終南隱居，不在陳身邊，他如何知道陳流涕所歌？如果有此歌，又為何不編入文集？今人已經揭發，‘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 者’二句，是南朝宋孝武帝讀到謝莊《月賦》時感慨的原話，見孟棨《本事詩》。后兩句則是屈原《遠游》‘惟天地之無窮兮……心愁凄而增悲’兩句的改寫，類似 的感慨在《薊丘覽古》這組詩里也有表述。我比較傾向認為此詩是盧藏用根據陳寄詩的大意，根據前人的舊句所作之改寫。”此說誤甚。

　　首先，說“這首詩在陳子昂友人盧藏用為他編的《陳伯玉文集》中是沒有的”，這句話就大有語病。現存陳集最早的版本是敦煌唐寫本，卷尾署《故陳子 昂集拾卷》，可證盧編本原名《陳子昂集》，直至《百川書志》《鐵琴銅劍樓》之著錄及明弘治楊澄校刻本始改稱《陳伯玉文集》。敦煌本雖已殘缺，幸最后兩卷還 保存完整，其卷十末篇《上薛令文章啟》之后，即赫然載有《陳氏別傳》。后世諸本陳集皆附有《別傳》。由此可見，在盧編陳集中，原本就有這首詩，只是沒有收 入卷二之“雜詩”而已。這是盧藏用的疏忽。也許，他以為，此歌既已載《別傳》，則無須編入“雜詩”矣，如同《別傳》載有子昂向武攸宜進諫之言，長達五百二 十二字，實際上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盧氏亦未編入卷九“上書”類。

　　其次，《別傳》記載確鑿可信。蓋盧藏用與子昂素為摯友，子昂卒后，藏用為之作祭文、賦悼詩、編集、撰序、立傳、撫孤，交誼之篤，可謂“四海之 內，一人而已”。其所作《別傳》，堪稱實錄。其中有關子昂從武攸宜東征之事記述尤詳，占全文五分之二強。如子昂向武攸宜進諫之言，深切著明，情辭慷慨，其 風格與子昂書疏完全一致，此絕非盧藏用“根據大意”所能“改寫”者，適可證子昂還朝之后，歸隱之前，曾與藏用晤談，詳述其在幽州之行事、言論與作品，故 《別傳》載之詳明，確鑿可信。

　　林庚先生曾在《陳子昂與建安風骨》一文中指出：“如果沒有真正異常深厚的思想感情，可能寫得出《登幽州臺歌》那么俯視千古的雄偉詩章來嗎？”盧 藏用有沒有如此深厚的思想感情呢？沒有！此公早年隱居終南山，但他走的是“終南捷徑”，一門心思想當官；做官之后，則如《舊唐書》本傳所言：“趑趄詭佞， 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至于其詩歌才能，亦平平而已。他現存詩八首，多為應制侍宴之作，了無可取，只有一首追悼陳子昂與趙貞固的《宋主簿鳴 皋夢趙六予未及報而陳子云亡，今追為此詩答宋兼貽平昔游舊》，尚差強人意。如此人品如此才學，又豈能寫出“俯視千古”的《登幽州臺歌》？

　　有人根據孟棨《本事詩》，斷定《登幽州臺歌》的前兩句是宋孝武帝的原話，進而否定此詩是陳子昂的作品。事關重大，不可不辯。《本事詩·嘲戲》 云：“宋孝武嘗吟謝莊《月賦》，稱嘆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圣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 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歿為長不歸’，豈不更加于臣邪？帝拊掌竟日。”

　　學界公認：孤證單行，難以確信。何況，這孤證又經不起驗證呢？須知《本事詩》原非信史，而是一部筆記小說，所記多有訛誤或夸飾。如《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云：“其中《士人代妻答詩》一首，韋縠《才調集》作葛鴉兒，二人相去不遠，蓋傳聞異詞。‘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棨所記不載緣起，疑傳 寫脫誤。其李白‘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為失實。”又如所記劉禹錫“司空見慣”詩之本事亦誤，岑仲勉《唐史余瀋》卷三《司空見慣》條、卞孝萱《劉禹錫年 譜》考辨甚詳。而且，《本事詩》所記宋孝武帝贊謝莊《月賦》事，《宋書》不載，始見于《南史·謝莊傳》：“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 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 歸’。帝撫掌竟日。”知《南史》原無“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等語。且《本事詩》所記顏延之《秋胡詩》之“生為長相思”，《文選》卷二 一、《玉臺新詠》卷四、《樂府詩集》卷三六均作“存為久離別”，是與《南史》同，而與《本事詩》異；又《本事詩》引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信闊”，《文 選》卷十三、《藝文類聚》卷一均作“美人邁兮音塵闕”。是皆可證《南史》可信，而《本事詩》失實。

　　據《唐會要》卷六三，李延壽于顯慶四年(659)撰成《南史》《北史》，唐高宗親自作序，從此開始流傳。這一年，正是陳子昂誕生之年。后來他曾 在“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的秘書省任職六年，當是讀過《南史》的。至于《本事詩》，據孟棨自序，作于光啟二年(886)十一月，其時上距子昂之卒已一百八 十六年了。我們是相信陳子昂誕生時便已流傳的信史呢？還是相信子昂卒后近二百年的多有失實的筆記小說呢？這大概無須費辭了。

　　《楚辭·遠游》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學者早已指出，《登幽州臺歌》受過《遠游》這幾句的影響，但 諸賢的論斷都很嚴謹。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言其“思想感情彼此相類”，袁行霈先生主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謂“詩用其意”，《唐詩鑒賞辭 典》載王運熙先生的文章說得比較明確：“在用辭造語方面，此詩深受《楚辭》特別是其中《遠游》篇的影響。《遠游》有云……本篇語句即從此化出，然而意境卻 更蒼茫遒勁。”這些論斷，幾乎已成為學界的共識。然而，陳尚君先生卻說：《登幽州臺歌》的“后兩句則是屈原《遠游》‘惟天地之無窮兮……心愁凄而增悲’兩 句的改寫”，進而得出此詩是盧藏用“所作之改寫”的結論，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眾所周知，影響并不否定創作，化用更非抄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范例，在中國文學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 化用了《孟子·梁惠王上》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其另一名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則從《孟子·萬章上》引伊尹語“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化出。以流水喻愁思，蓋始于徐干《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后有陰鏗《晚出新亭》云：“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李白 《金陵酒肆留別》云：“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劉禹錫《竹枝詞》云：“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直到李煜《浪淘沙》之“問君能有幾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才寫得題無剩義了。這些名句，雖然都是從前人的語句化出，但誰也無法否認他們的天才和創造性的藝術成就，因而能流傳千古。 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將《遠游》那幾句與《登幽州臺歌》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登幽州臺歌》已化凄苦為悲憤，變哀吟為吶喊，而且，語言更加朗練，音節更加 跌宕，感情更加強烈，氣勢更加恢宏，意境更加蒼勁雄渾，誠如黃周星《唐詩快》卷二所稱：“胸中自有萬古，眼底更無一人……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

　　《登幽州臺歌》這個詩題，始見于明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一，其實并不十分確切，因為，《陳氏別傳》說得很明白：“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 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云云。”可見，詩題原本當作《登薊北樓歌》。但《登幽州臺歌》這個詩題流傳已久，早已為廣大讀者所熟知，而且，薊北樓確在 唐代的幽州，因此，吾從眾，竊以為詩題不必再改了。

　　二十多年前，袁行霈先生就已提出：“幽州臺就在今天的北京附近。現在還有沒有什么遺跡可以發掘呢？這有待考古學家回答。如能在那確切的地址上， 立一塊刻有《登幽州臺歌》的碑石，供‘來者’憑吊，也許不是一件多余的事吧？”(袁行霈主編《歷代名篇賞析集成》，第591頁)我十分擁護這個倡議，但迄 今為止，尚未見到這樣的詩碑，故不揣冒昧，重申袁先生的這一倡議，敦請有關方面考慮。

　　陳子昂的詩文中，多次寫到薊丘、薊樓，如《薊丘覽古序》云：“因登薊丘(《陳氏別傳》作薊北樓)，作七詩以志之。”又《登薊丘樓送賈兵曹入都》 云：“暮登薊樓上，永望燕山岑。”又《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融入都序》云：“薊丘故事，可以贈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要之，薊丘上有樓，是為薊丘 樓，簡稱薊樓；薊丘在薊城西北，故薊丘樓又稱薊城西北樓或薊北樓，其名有四，其實一也。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卷一云：“今都城德勝門外有土城關，相傳是古薊門遺址，亦曰薊丘。……京師八景有‘薊門煙樹’，即此。”如今北京市海淀區 薊門橋北的土丘上仍立有一塊大石碑，上書“薊門煙樹”。這是由于不了解從薊城到北京的歷史變遷而致誤。據《史記·周本紀》，周武王封“帝堯之后于薊”， “封召公奭于燕”。這是北京建城之始。燕都遺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董家林村，今已建成“西周燕都遺址博物館”。燕國原本弱小，后來逐漸強盛，遂滅薊 而以薊城為國都，故《韓非子·有度》云：“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據史志記載與考古發掘的實績，學界公認：薊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北京城西南宣武區廣安 門附近。侯仁之先生說：“薊城就是當時的北京城，故址在今蓮花池與廣安門之間。”(《北京城的生命印記》，第428頁)1995年，為了紀念北京建城 3040周年，宣武區人民政府在廣安門立交橋東北側的濱河公園建立了“薊城紀念柱”。至于薊丘，始見于樂毅《報燕王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水經 注·濕水》云：“昔周武王封堯后于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侯仁之先生考定：“當時的蓮花池，在《水經注》里叫西湖，在薊城的西側。薊丘 在城內的西北隅，今天來講，應該是在白云觀的西側。”(《北京城的生命印記》，第309頁)由此我們可以推定：陳子昂慷慨悲歌的薊北樓(即幽州臺)的故 址，當在今北京城西南的白云觀與蓮花池之間。

　　(彭慶生，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