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融合與范式更新

　　對于身處其中的“70后”、“80后”批評家群 體而言，我們可能需要帶著自身的局限出發，從現代式的“深度模式”中走出來，以“淺表模式”進行思考。如果要想在文學史上確立“70后”、“80后”批評 家的定位，打破界限、跨越鴻溝，友愛砥礪、更新范式，可能是我們的歷史選擇與宿命。

　　當下的中國“70后”、“80后”批評在媒體語境中，已經隱然形成了頗成規模和現象的話題。在前輩學者的提攜之下，在高校、作協及出版機構的合 力中，借助“中國現代文學館青年批評家叢書”、“‘70后’批評家文叢”、“‘80后’批評家文叢”、“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南方文壇》“當代批評家” 欄目等集體亮相機會，逐漸進入到文學批評的主流生態圈中。應該說這最初是一種有意識的人才梯隊建設，然后“70后”、“80后”批評家自身也逐漸形成了 “同代人”的自覺，于是形成集體效應，《創作與評論》《名作欣賞》《邊疆文學》《文藝新觀察》等刊物也陸續開始相關的批評家欄目。

　　代際劃分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因為批評家們以群體性方式出現，容易形成規模、樹立形象。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他們之間議題的差異性和方法的多樣性 可能要大于同代人的共同性，代際框架可能埋沒他們彼此之間的差別。因而代際劃分不應該是硬性的時間切割，“文革”結束到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無論從生 長、教育和傳播環境都更像是一代人，即所謂的后革命、影像電子媒介和消費主義時代的一代人。當然，“70后”、“80后”這樣的提法本身有著易于操作的策 略性因素在里面，這是一種無可厚非的方便說法，并不構成學理上的意義，這一點在很多批評家那里也都有著明確的自覺。

　　但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體制轉型的時代，以及此后慢慢形成為一種“新意識形態”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無疑構成了“70后”、“80后”批評家共 同面對的社會環境。他們幾乎都是學院中生長的青年，畢業工作后赫然發現多年來的夢想和靠努力得到的榮光，經不起殘酷現實的輕輕一擊：因為昂貴的房價一時難 以承受，而原先的福利制度已經被取消，雖然獲得了體制內的職位，卻與那些在流水線的工作、居住宿舍和城中村的同齡人之間差別不大——盡管從教育程度上來 說，他們完全稱得上是個“文化精英”。這不是一個小群體的遭遇，而是一個普遍狀況——那么多受過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從事各種行業的年輕人都或多或少面臨 著類似的窘境，并不是他們所有人都不努力，可能也并非僅僅是物質上的匱乏和由此帶來的精神上的痛苦，而是一種很難看到希望的失敗感，彌漫在整整這代人的心 靈空間之中，并且突出地反映在文學書寫之中。作為文學批評者，“70后”、“80后”出場的時候，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主導性意識形態在文學中形成的 個人主義的消費型價值觀、拼貼并置顛覆等后現代式技法、道德觀念上的犬儒式相對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甚至在批判現實中也透露出一種與資本合謀的二丑的藝 術。在城鄉變革、全球化、消費主義、新媒體的語境中，由切身遭際和文本閱讀相結合而產生的情感沖擊、心理創傷和精神反思，使他們具有了共同的精神癥結。因 而，“70后”、“80后”批評家無論關注點為何、切入角度怎么不同、操持的理論資源有著怎樣的差別，其實都是應對著類似的時代話題，物理時間的不同并沒 有形成新舊時代的斷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批評是代際融合的。

　　當社會整體存在著結構性的失衡，貧富差距拉大，階層流動固化，個人奮斗的道路已經阻塞的時候，作為時代中人的“70后”、“80后”如何確立自己在歷史中的主體位置呢？這個問題是擺在我們時代眾多群體間的共同的困惑，而不僅僅是一代人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日回首1980年代，會發現這是一個充滿了多種可能性的時代，在精神上呼應了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自上而下的新啟蒙運動和自 西徂中的多元主義思潮眾聲喧嘩、充滿變數。 “新意識形態”興起的19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70后”、“80后”作家最初就是以商業化的“個性”面目出現在媒體之上，他們的標簽往往與各類時尚與 潮流話語聯系在一起，帶有文化反哺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運動時代的“青年崇拜”也有這樣的意味，只是五四青年的文化是帶有未來指向的，有著夢和遠 方，而“70后”、“80后”青年的文化形象則是現實向度，只關注當下。

　　一個常見的歸納是“70后”、“80后”在成長期遭遇的是“小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因為社會本身的固化，個人已經無法作為一個強有力的主體 參與到歷史之中，無法以對于未來充滿自信的向往加入到自身的行動之中。但其實問題的關鍵可能在于，我們這個時代并不是“小時代”，而恰恰是一個無論在政治 經濟還是在文化思想上都發生巨大裂變的“大時代”。“小時代”只不過是人云亦云的媒體提法，是一種第歐根尼式的遁逃，并且帶有明顯的引導性，它希圖通過戲 謔、反諷、玩世不恭的話語，輕飄飄地回避沉重而嚴峻的現實變革，并且在意淫式的嬉笑嘲諷中得到自以為是的滿足。正如我們知道的，當代社會的一大基本發明就 是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巧妙地轉化為引誘者與被引誘者的關系，被壓迫者自覺自愿地進入到新型的生產消費模式中，以對于大眾媒體所塑造的財富、權力、 時尚的成功形象作為追求目標。

　　這是我們切身體會到的“集體感性”。那么在這樣的時代中，個人究竟如何作為？難道就是沉溺在其中，做一個欣歡快樂的消費者，削尖腦袋向上爬，夢 想著某一天“功成名就”？而諷刺的是，這種流行的個人主義已經被殘酷的現實證明不再可能。這顯然不僅僅是“70后”、“80后”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而是所 有代際人群共同面對的當下社會現實。當然，“70后”、“80后”內部也存在著矛盾和多重組成。因為有大多數的“失敗者”，必然就有相應的少數“成功 者”。成功者是權貴與資本結合的那些人，正是他們構成了難以突破的天花板，讓試圖白手起家的拼搏者頭破血流、垂頭喪氣。

　　怎么改變現狀？怎么爭取到每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這是“70后”、“80后”批評家共同要回答的問題。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以文學為志業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情境中如何作為呢？ 或者說，文學還有作為嗎？

　　“70后”、“80后”批評家在這里實現了批評范式的更新，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進行了審父式的反思。他們當然繼承了前輩批評家 的遺產，但因為教育與資源的豐富，較之前輩更容易走出西方文學批評話語的迷思，而注重本土現實的生發。這是文學自信和批評自覺的表現，更加注重文化領導權 的轉移。我們可以看到，“70后”、“80后”批評家很少全然被西方理論帶著跑，也突破了文學批評過度職業化的話語慣性，用文本攪動無數有著相似體驗的人 們從幻夢中醒來，從文學一度被“審美化”的褊狹路徑中拔出來，擴展了言說的空間與方法，將文學文本、社會調查、政治經濟分析等雜多事象事無巨細、高低、尊 卑地攪拌到一起，直面實地的共同困惑。

　　對于身處其中的“70后”、“80后”批評家群體而言，我想，我們可能需要帶著自身的局限出發，從現代式的“深度模式”中走出來，以“淺表模 式”進行思考，也就是說不再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而是意識到景觀社會之中，現象即本質，即是實在，即是欲望和欲望的不滿。因而就不可能構建出某種藍圖式 的未來烏托邦以供追求，而是重塑團結、集體性與理想主義，對原子化的個人進行熔鑄。如果要想在文學史上確立“70后”、“80后”批評家的定位，打破界 限、跨越鴻溝，友愛砥礪、更新范式，可能是我們的歷史選擇與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