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發軔

　　【核心提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應把精深的學術問題與廣博的歷史視野相融合，以綜合呈現國語運動、語文教學、現代文學三者互動共生、相互勾連的復雜景觀，綜合考察展現和回答中國現代語言如何艱難創制，也即是回答國語運動最初提出的“國語統一”、 “言文一致”的目標如何實現的問題。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們在回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同時，不無遺憾地發現中國現代文學在語言問題上的斷裂。近年來，中國當代學人進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上。

　　語言問題開拓現代文學研究新方法

　　關于中國現代語言問題，這些年來，國內外學人貢獻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有的研究者借助語言本質“道器論”的理論眼光，著重考察語言變革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轉型；有的研究者從語言哲學的視角探討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語言觀念和文體試驗，把精深的理論概括與細膩的文本分析相結合；有的研究者借助巴赫金的語言理論考察漢語形象與漢語的現代性問題，進而更新了現代文學的闡釋框架；有的研究者則從話語與權力的關系入手，剖析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語言問題。這些不同的學術成果呈現了研究者對現代文學語言問題的多元思考。

　　如果從1915年《新青年》雜志創刊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算起，回首遙望百年中國文學走過的道路，其中最大的一個變化是語言的變化，白話替代文言成為文學書寫的正宗。百年來，中國文學的進程也是中國語言的現代建構過程。語言的變化從來都是漸進的過程，文言退潮與白話崛起絕非一蹴而就，雙方經過了一系列的論爭與較量。即便是白話自身也經過了一場又一場歷史的淘洗，從“五四”的文言白話論戰到30年代初的大眾語論爭，再到40年代的民族形式論爭，每一次論爭都牽涉語言問題。如白話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如何？白話與方言的關系怎樣？中國現代語言如何建立？它如何處理與古代文言、地方方言土語與域外語匯及語法的關系？除此之外，中國現代語言運動也是一場全民族口語一致的普通話統一運動，即如何造就口語的標準？語音標準如何確立？詞匯及語法如何規范？截至目前，人們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探討還比較薄弱。

　　如果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回到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發生的歷史現場，就會真切而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現代文學語言問題，并非只是單一的語言學內部問題，它涉及文化、思想、制度、教育等諸多方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應該把語言、文學與教育結合起來，盡力打破學界之前把三者相互分割的局面，尤其應該把語文教學納入中國現代語言轉型的文化場域中加以 觀照。中小學語文教學是國語運動推行者和新文學作家共享合謀的合法性“實驗基地”，也是趨新與守舊各種社會力量相互博弈、爭奪交匯的“文化場域”。通過對中小學語文教學和教材編纂問題的探討，不僅可以領略到國語運動的理念如何通過課程綱要和課程標準落實到國語教學實踐活動中，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新文學進入語文教材的合法性和經典化過程。語文教學對于學生國語口語訓練和作文寫作能力的培養，既有效促進了語言運動提出的“國語統一”的目標，也加快了“國語的文學”這一目標的形成。不同領域的互相參證，可以大大拓展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研究的學術視野，不至于使研究視域停留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窄境地。這些不同領域極為密切的內在關聯，對于解決某一具體的學術問題意義更為重大。

　　語文教學落實現代文學觀念

　　國語運動推行者制定標準語音、寫定詞匯、編纂辭典、規范語法，不但為國語教育提供了可以參照的教學標準，同時也為現代作家的創作實踐提供了應當遵守的語法規范。國語教學通過課堂的口語訓練和國語演講造就了能夠說“口語的國語”的新型國民，逐步向“國語統一”的目標邁進。語文教學通過作文訓練，不但傳播了白話文學的觀念，而且培養了學生欣賞新文學的能力，并逐步實現了國語運動和現代文學同聲相應的“言文一致”理念。國語運動既需要國語運動推行者在書齋斗室內精心細致地做大量研究性工作，也需要為了普及國語而走向街頭的狂飆突進式的倡導與吶喊，這些最終都必須落實到中小學的教學實踐中。語言運動必然走向語文課堂教學實踐，二者之間的關聯不言而喻。語文教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通過語文教材的編纂而建立，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進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宣告了現代文學和白話文教學的合法性，促進了現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語文教學一方面連著現代語言運動，一方面連著現代文學，可謂是二者之間的橋梁。基于此，語言運動與現代文學的研究就不能不涉及語文教學。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程標準和語文教材的編撰都呈現出對學生國語口語交際能力的強調，語文教學通過課堂的口語訓練培養了新一代能說國語的新型國民，課外由學校和社會組織的國語 演講比賽進一步提升了學生的國語口語水平，有力地促進了國語運動的展開。學生的國語演講擴大了國語的傳播和影響，國語的成熟也不斷推動演講的普遍、深入和提高。學生通俗易懂的演講文稿率先實現了“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語言目標。

　　無論是國語運動推行者的語言運動，還是現代文學的發動者都試圖建立一種統一的現代語言，語言問題貫穿了現代文學發展的始終。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語言論爭也并非僅是文學內部的形式問題，它關系到中國語言的現代化問題。就方言與國語而言，新文學作家由于看重文學的審美功能，自然重視方言在神理氣韻方面的修辭功能。國語運動推行者為了豐富國語，必須借助方言調查以擴充國語詞匯。無論是新文學作家，還是國語運動推行者都必須面對方言問題，但方言的地方性與國語的普遍性畢竟有難以彌合的緊張。在30年代初的大眾化討論中，對于“五四”白話語言的批判和對國語標準的質疑，進而引發了后來的大眾語論爭。大眾語討論既是新文學界反對文言復活的保衛戰，又是新文學界對白話 語言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同時也是國語運動界對如何建立未來中國統一語的道路探索。此后關于語文通俗化問題的討論，既是在國語運動“龜走”時期語言文化界試圖進行文化普及的一次有效的理論探討和有益的語言實踐運動，也是現代文學和文化界為抗戰宣傳的需求重新回到自身文學傳統的文體嘗試。接踵而來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對于自身的清理，在討論中對于中國民間文學、文人傳統的舊文學、外國文學乃至“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秉持海納百川的包容態度，就語言層面而論，則體現出了語言觀念的新綜合傾向——吸納古語、采納方言、借鑒外來語言。

　　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語言問題，應把精深的學術問題與廣博的歷史視野相融合，以綜合呈現國語運動、語文教學、現代文學三者互動共生、相互勾連的復雜景觀，通過對三者的綜合考察展現和回答中國現代語言如何艱難創制，也即是回答國語運動最初提出的“國語統一”、“言文一致”的目標如何實現的問題。正是國語運動推行者的艱辛努力、現代作家的文學創 作、國語教學的語言實踐三方合力共同推動了“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的形成。新中國成立之后逐步推廣的普通話運動在享受這一成果的同時，沿著國語運動與現代文學所開辟的道路繼續向前邁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國語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