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有一種“科幻現(xiàn)實主義”？

　　漢語世界中科幻小說概念的引入，與一般的小說文體地位之崛起，基本在同一時期。1902年，梁啟超寫《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稱小說在“淺而易解” “樂而多趣”之外，尤能拓展經(jīng)驗，摹寫世情，使“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因而較之其他文體，更可以超拔精神，開啟民智。小說自此漸成新文學最主要的文體；在此之前，即便風行，也不過是文人閑暇的游戲筆墨而已。而就在翌年，遠在日本的魯迅翻譯凡爾納《月界旅行》并作《〈月界旅行〉辨言》，稱“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yōu)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故掇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不難發(fā)現(xiàn)，梁啟超之倡導小說，與魯迅之引介科幻，其邏輯同出一轍，也因此埋伏下同樣的悖論：無論用以宣傳啟蒙，還是用以普及科學，小說/科幻小說總是兼具嚴肅性與娛樂性，那么要如何平衡二者的分量，才能使讀者既為娛樂的快感吸引，又得到有益的教誨呢？即以科幻小說論，有多少讀者真要在隨著情節(jié)懸念跌宕起伏的同時，認真學習其中的科學知識？倒是周作人在《科學小說》中所說的或許更符合常情：“科學小說做得好的，其結(jié)果還是一篇童話，這才令人有閱讀的興趣，所不同者，其中偶有拋物線等的講義須急忙翻過去，不像童話的行行都讀而已。”

　　有趣的是，盡管同樣師出有名，科幻小說卻長期見斥于一般小說文類之外。這或許是因為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文學多以人文話題或社會現(xiàn)實為表現(xiàn)對象，因而逐漸有雅俗之別；或許恰恰因為科學太過重要，科幻小說中文學的層面反而遭到忽視，而流入通俗套路；又或許如周作人所言，正因為科學之枯燥，科幻小說的讀者往往對其視而不見，更沉迷于情節(jié)所提供的娛樂性。而淪于通俗行列的科幻小說，因此更需要張揚其科學元素，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如古典小說不得不以因果說教作為其道德補充一樣。建國之后，“向科學進軍”的現(xiàn)實訴求，與蘇聯(lián)科普文學的橫向影響，更使科幻小說的任務(wù)確定為向讀者普及科學常識。以至于“文革”結(jié)束之后，作家們創(chuàng)作出稍帶批判意識的科幻作品，便招致科學界和科普界非議，引起科幻文學姓“科”還是姓“文”的大討論，最終以對逾矩的科幻小說加以“清除”而告終。其直接結(jié)果是，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科幻小說，無論科學內(nèi)涵還是敘述技術(shù)，都陷入全面低迷：科學層面，小說家們只能談已被證實的科學原理，而不敢借幻想越雷池半步；文學層面，科幻小說再次被禁錮于一本正經(jīng)普及科學的呆板套路：“誤會——然后謎底終于揭開；奇遇——然后來個參觀；或者干脆就是一個從頭到尾的參觀記——一個毫無知識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對樣樣都表示好奇的記者和一個無事不曉的老教授一問一答地講起科學來了。”(肖建亨《試談我國科學幻想小說的發(fā)展——兼論我國科學幻想小說的一些爭論》)

　　然而究其根源，現(xiàn)代意義的科幻小說誠然發(fā)端于人類“認識自然”與“改造自然”能力極大提高的工業(yè)革命時期，但是否以普及科學為責任，甚至是否對科技發(fā)展持贊同態(tài)度，其實都大可懷疑。大概因為奧爾迪斯《億萬年大狂歡：西方科幻小說史》的影響，國內(nèi)研究者多以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為第一部科幻小說。然而誠如奧爾迪斯本人的分析，這部哥特式小說確實以科學而非魔法來制造怪物，但是面對人類借助理性替代上帝的這一刻，小說所討論的其實深入宗教、倫理與人性的深處，其中流露的情感絕非歡欣，而毋寧說是包括焦慮、困惑、恐懼在內(nèi)的五味雜陳。除此之外，國際理論界對于科幻小說的起源其實聚訟紛紜，每種說法背后都包含著對科幻小說本質(zhì)，對科幻小說與科學之關(guān)系的不同意見。羅伯茨的《科幻小說史》即將科幻小說溯源至古希臘小說中的幻想旅行作品，認為該文類乃是由“關(guān)于星際旅行的小說”這一原型，發(fā)展出“時間旅行故事”“想象性技術(shù)的故事”，以及“烏托邦小說”。這一論述實際上將科幻小說從與“科學”之關(guān)系的討論中解放出來，而將其與“幻想”連接：人類是因為對于未知世界的好奇而創(chuàng)造出科幻小說，因而科幻小說天然地用想象之力將卑微的人類從大地拔起。但是所謂“生活在別處”的彼岸世界，不過是以此在限度為批判對象的鏡像塑造罷了。科幻小說無論在何等宏闊的時空架構(gòu)當中，心心念念的其實仍是它所被創(chuàng)作的當時，人類與現(xiàn)實的狀態(tài)。某種意義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說無不帶有烏托邦小說的性質(zhì)。

　　即便回到對“科學”這一概念的討論，在“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科學主義理念長期影響下，我們對于科學的理解或許也太過狹隘了：“科學”固然包含自然科學技術(shù)， 但同時也應(yīng)包括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馬克思主義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被認為是科學嗎？既然如此，對于科幻小說的認識當然可以更為復雜：那些未必涉及自然科學，而在人類政治經(jīng)濟組織方式層面展開批判式想象的作品，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如培根的《新大西洲》，也應(yīng)被視為科幻小說之一種；那些在特定時代或任何時代的實證科學層面都堪稱荒誕，但卻因此冒犯了已然固化的人類想象邊界，拓展了人類思維領(lǐng)域的作品，如威爾斯的《時間機器》《隱身人》，如道格拉斯·亞當斯的《銀河系漫游指南》，也可以被視作科幻小說之經(jīng)典；即便那些涉及自然科學的科幻小說，對科技的描述也不應(yīng)僅僅淪為炫技式的點綴，而應(yīng)構(gòu)成影響情節(jié)的有機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夠由此出發(fā)探討相關(guān)科技所可能引發(fā)的社會效應(yīng)和人文困境。

　　行文至此，難免有人發(fā)出質(zhì)疑：若以此論，則科幻小說與一般意義的小說又有何區(qū)別？的確，以虛構(gòu)之力拓展對于世界可能性的探索，原本就是小說這一文體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而拆除了“科學”這一概念的慣性理解之后，其所謂的科幻小說所能駕馭的題材，幾乎和這世界一樣寬廣，甚至更加寬廣。作為一名并非專攻科幻小說的文學從業(yè)者，我借由對此文體的辨析， 所想要討論的確實也不僅限于科幻而已。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肖建亨先生在討論科幻小說定義時即指出，復雜概念的邊界本來就難以斷然劃分，因此與其為區(qū) 分“科學幻想小說”與“純文藝小說”而陷入形而上學的無意義爭論，不如保持模糊。而對于自20世紀初起就不斷開疆擴土，有著海納百川容量的“小說”文體而言，真的還有必要再設(shè)置什么藩籬嗎？如果說新聞、歷史、神話，乃至官方的政策文件都無不可以為小說消化，那么科學又為什么不可以？20世紀80年代以降，“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潮流極為深刻地改變了所謂主流文學的格局，其影響至今不衰；既然神鬼傳奇與鄉(xiāng)野民俗都足可成為開拓小說想象的助力，是否也可以有一種“科幻現(xiàn)實主義”？更何況邊界的模糊與彼此的借鑒早已開始：老舍、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托馬斯·品欽、卡爾維諾都曾以科幻小說的方式寫出經(jīng)典；而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中對于歷史、現(xiàn)實與人性關(guān)懷之深切，思考之冷峻，恐怕也不輸于所謂主流文學。在此情況下，強劃主流與通俗，甚至以此界定高下，即便不算粗暴，也未免稍顯無聊。

　　有人難免還要再次發(fā)出質(zhì)疑：這無非就是世界科幻史上“新浪潮”時期的老調(diào)重彈！的確，20世紀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隨著科幻文學黃金時代的結(jié)束，一批科幻作者為求主流文學界認可，早已做出種種嘗試，向主流文學創(chuàng)作技法靠攏。而當新的時代來臨，強調(diào)將新科技內(nèi)容寫入科幻文學的一批新秀又使“新浪潮”時代的作家成為明日黃花。而在此更替中，值得注意的或許恰恰是關(guān)于這一文體的定義與探索，其實始終與時代變遷相關(guān)。因社會語境與文學語境之不同，文體的命運與策略當然也應(yīng)不同。如果我們承認確如王泉根先生所說，在科幻文學曾經(jīng)長期遭受冷遇甚至批判，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是“兒童文學不但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一直張開雙臂熱烈擁抱科幻文學，而且給了它充分生存與發(fā)展的土壤”；那么在科幻文學已然杰作迭出卻仍良莠不齊，主流文學則想象乏力的當下，策略性地以“科幻現(xiàn)實主義”為號召模糊科幻文學與所謂主流文學的界限，以求小說這一文體的更大豐富，或許恰逢其時。

　　(叢治辰，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