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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選新近成立的上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的首任主席之前,汪涌豪更為大眾熟悉的身份,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博導。這位一直在大學校園里從事古代文學和美學研究的“書生”,寫過《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體系》、《老子一百句》、《中國游俠史》等著作,深諳中國傳統美學,也頗有任性慷慨的“游俠”風。
而今,成為上海文藝評論家們的“領頭羊”后,汪涌豪亦能直言無隱,對當下文藝評論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批評,談文藝評論的滯后,談當下批評的失落,談對上海文藝評論的期待。在他看來,優秀的評論家“無非兩點,一是知所敬畏,一是懷有誠意”,而我們需要的,就是那些有敬畏和有誠意的文藝批評。
不能將文藝評論弄成“私語批評”
記者:隨著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生活品質的提高,上海的文化市場逐年擴大,上海國際藝術節、上海之春國際藝術節、上海國際電影節等藝術盛宴接連不斷。可以說,若干年前精英階層才有機會欣賞的文藝形式,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普通市民的日常精神追求。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文化大環境發生變化的前提下,我們的評論是不是也在隨著評論對象的變化發生變化?評論家們是否也應在批評方式和批評語言上產生自覺的轉換?
汪涌豪:是的。與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更關注物質條件的改善不同,今天的中國人更追求生活品質的提升。這里的品質既指向教育、衛生、醫療、環保,更指向精神,譬如內心的安和、感覺世界的豐富、審美上的愉悅。
今天,大眾對生活藝術化的渴望非常強烈,藝術的價值已越來越被公眾所認知。從圖書館、博物館到戲院和音樂廳,越來越旺的人氣匯聚和全方位參與,深刻地呈現了這座城市精神訴求的方向。但是,面對公眾高漲的審美需求與業已提高欣賞的趣味,我們的文藝評論往往落后于大眾的需求。這個時候,文藝評論如何克服滯后的惰性?
比如,今天的公眾早已不滿足以旁觀者的身份接近藝術,他們需要通過欣賞活動,體驗到藝術中的美與自己情感世界的關聯。是否具備這種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幾乎是藝術作品能不能獲得場外生命的關鍵。在這個關鍵點上,評論家的接引擺渡作用不可或缺。一個好的評論家應花力氣研究如何幫助大眾找到這個點,從而使藝術的審美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而不能將文藝評論弄成“私語批評”,針對公共領域的藝術批評,尤其不能如此。
記者:當下的文藝評論現場,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創作的繁榮并沒有伴隨同樣級別的文藝評論的繁榮。這是從評論的數量層面來說。另一方面,能夠獲得觀眾認同、引發社會關注、產生持續影響力的優秀作品越來越少。評論與新聞一樣,成為藝術市場上的一種“速消品”。而且,在互聯網環境下,人們獲得資訊和評論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人們可以從微博和朋友圈的只言片語中獲得想要的信息。于是,文藝評論影響力式微的說法也不在少數。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也會產生這樣的疑問:當下的藝術評論是否還有必要?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藝評論?
汪涌豪:歌德曾說及自己初讀莎翁的感受,他的表述照例洋溢著詩人的激情,稱只讀了第一頁就知 道此生之所屬,但又確實充滿了深刻的理解,正是這種理解使他覺得似乎有一只神奇的手賦予他視力,而還未習慣的光明一下子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被無窮擴大了。但一般人不可能有他那樣的感受力,需要有人分析與引導。
事實不斷證明,評論家“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常能言之成理,切中肯綮。尤其是優秀的評論家,目光灼灼,照見的經常是藝術家未曾體察的部分,甚至整個世界。他能真正將人帶到藝術的前沿,因為他的批評內行而精準,當以后資本、市場及各種非藝術因素闌入,他又能脫盡利益與人情的干擾,獨立公正,既無私于輕重,又不偏于憎愛,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好則好,不好就直言無隱。因為他深知,只有在實事求是的批評中,他才能成就自己,并證明自己不是寄生的冗余,而是藝術真正的護法。
而當下批評的失落固然有大環境的原因,但評論家自身的原因,我看也不能回避。比如,有的批評家缺乏上述藝事內外的養練與積累,雖然寫了不少東西,但一旦隱去姓名,人們根本看不出是他在寫;待隱去評論的對象,又看不出他在寫誰;常常什么都談到了,就是沒談到作品本身。
記者:在某種程度上,“市場”和“藝術”是兩個不能兼容的詞語。“市場”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讓藝術以更自由更“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形式發展,另一方面,過度市場化的追求又會影響真正的藝術品質。而上海作為一個商業充分發達的城市,其藝術發展必然會受到商業化和市場化的影響。當文藝創作市場受到“市場化”影響的情況下,藝術評論有時難免也會受到波及。你如何看待這種影響?
汪涌豪:當市場和資本介入時,批評家的學術操守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并不一概排斥批評家介入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想一概拒斥資本和商業對批評的影響也不可能,但評論家應該做到平衡好其間的關系,不能為了利益觸犯學術道德,違背學術操守。
前些年,有評論家公開立約,向需要其寫評論的藝術家收取勞務費,并還立下諸如千字多少錢、未滿千字須作千字計算,及有關評論引用、發表等許多規矩。在我看來,評論家的勞動自然需要尊重,但這樣的約定無論有多少合理性,都有違文藝評論的本義,并且無法不讓人想到“自我貶損”一詞。那么,何以有這樣的亂象, 包括一段時間以來“人情批評”與“紅包批評”泛濫成災,“用票房代替評論”、“用評獎代替評論”一直未能杜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評論者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失去了敬畏。
記者:說到批評的困境,不得不提到當下批評環境中公開批評的困難。比如,我采訪過一些評論家,他們一般在寫作上都十分謹慎, 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批評的嚴謹,但是有的評論家也會在寫了一篇批評稿件后,要求再加上更大篇幅的鼓勵性的文字。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說真話太難”是評論家們不得不面對的共同困境。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汪涌豪:大家都在抱怨講真話太難,公開批評太得罪人。其實,只要評論者能丟棄以法官自居的 “職業批評”的傲慢,抱一種臨文以敬、衡文以恕、與人為善、樂觀其成的真誠態度,注意與作者交心,坦陳自己的意見或困惑,怎么會受藝術家排斥?就我與藝術 家交往的經驗,我覺得他們固然很期待被人肯定,但心里最佩服的還是有人能內行地駁正,高屋建瓴地引領。正如在生活中我們尊重直道相砥的朋友;在藝術中,我們分享的是對美的體驗,有一說一的背后,全是魯迅所說的“對文藝的熱烈的好意”。對這一點要有信心,不要懷疑。彼此心存懷疑,也是不夠誠意的表現之一。古人說得好,“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即使末習曲藝,亦必誠而后精,文藝評論同樣如此。
說到魯迅,不免想起他同時代的李健吾,他曾說一個批評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毀,不是和人作戰,相反它是建設。如果一定要用“作戰”這個詞,那也是批評家“和自己作戰”。他的意思,一個有誠意的評論家要首先并時時與自己的偏見誤判作戰。有這樣的批評態度,再有人生關切與深度超越,擺得開個人利益的考校,批評何愁不受人待見。作家張煒曾說,他最需要的是“尖銳的批評,深刻的批評,感動的批評”,我看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有誠意的批評。
合力打造文藝評論的高原和高峰
記者:上海文藝評論的整體繁榮,需要各個門類藝術評論的齊頭并進。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與文學評論、戲劇評論相比,音樂、舞臺等藝術形式的藝術評論更為欠缺。這對我們的文藝評論家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汪涌豪:是的。尤其像音樂與舞蹈,前者有非語義性和非再現性的特點,不擅長具體呈現客體,其藝術實現的過程比造型藝術要復雜許多;后者依賴身體媒介, 固然有一定的程式標識,但更多越然于體相之上的意象展示。評論家如不能細捫其機質與肌理,一一展開給大眾看,而一味笑人外行,不能不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缺位與棄守。
記者:每個藝術門類都對評論有特別的專業要求。但是,真正優秀的文藝評論作品和文藝評論家,又是有一致的內在精神要求的。你認為,一位優秀的文藝評論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質?
汪涌豪:我認為,好的文藝評論家既不能一味放大藝術家本人的趣味,也不能只讓人聽自己的聲音。他應該多方養煉自己的人生洞察力,并珍視自己的“藝術初感”,以便能深入作品的內里,由對藝術家“精神前史”的追索,而對作品產生“了解之同情”。同時,又要懂得韻律、色彩、空間、音階以及身體語言之類,具有 最低限度的行內知識儲備。總之,既能“向內轉”,聚焦文本、文體與藝術性,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又能“向外翻”,有宏觀的視野,找得到藝術家激情與靈感的原始圖景。如進而再能通曉界內的現狀和全球性的藝術思潮,就更好了。
一個有責任心的評論家應該心里裝著大眾,不能僅從觀念出發,從自己所知所好的某種理念出發,生搬硬套,浮皮潦草。他要有將自己放在大眾的角度去想問題的能力,這樣公眾才可能有精神上的“獲得感”。
記者: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的成立,使得各個藝術門類的評論家能夠集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上海藝術評論的高原。同時,各種藝術門類之間的內在審美追求又是互通的。在這個方面,上海文藝評論家協會是否有所規劃或打算?
汪涌豪:上海的文藝評論要盡最大的努力,拆毀各門類藝術之間、甚至文藝與其他相關領域之間互相隔絕的柵欄,打破文藝界與高校之間彼此封閉的高墻,釋放和盤活上海文藝評論的資源,以合力打造文藝評論的高原和高峰。
舉一例以證這種拆毀與打通的重要。我們知道,上海從來為自己融匯中西文化的海派建筑感到自豪。但近些年來,我們也看到一些新起的建筑,以及在公眾與環境發生關系的場合所實施的藝術行為并不成功,小到城雕、櫥窗、指示牌,大到廣場、街道、社區,再大到城市的總體布局與色彩規劃,都存在一些問題。城市的“公共環境藝術”或“景觀都市主義”的理念還遠沒有得到確立和普及。為使城市真正實現傳統與現代、科技與人文、人與自然的統一,從建筑、壁畫、主題公園到城市 公共藝術作品;從影像音樂、環境音樂到主題音樂等各個方面,亟需科技和藝術、實用與審美兩方面聯起手來,做出有系統的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