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與漢代

　　清人劉熙載《藝概·文概》云：“文之道，時為大。”文學與時代緊密相連，漢賦也是如此。除文學內部發展因素外，漢代社會對漢賦的生產、消費、接受等有重要的影響。

　　漢賦生產與兩漢社會的興衰基本同步。從劉邦建國、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基本上是漢代社會的休養生息階段。三年滅秦、五年楚漢戰爭，長期戰亂給漢初留下來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因此，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恢復經濟。與之相適應，思想較為自由，統治者主要以黃老思想為治國思想。而且《史記》《漢書》記載“景帝不好辭賦”。在這種情況下，漢賦生產也處于初期階段。據《漢書·藝文志》，陸賈、朱建及藩國吳王、梁孝王、淮南王門人有一些創作，但現存的賦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賈誼《吊屈原賦》《鵩鳥賦》，另外還有淮南小山《招隱士》、莊忌《哀時命》。這些作品體制上繼承楚辭傳統，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內容上明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此期特別的作家是枚乘，他曾游于吳、梁，其創作《七發》目的在于諷諫諸侯王，形式上大肆鋪排，是騷體賦向散體大賦的過渡。

　　漢賦生產的繁榮期是武帝以后到東漢中期。此期政治上雖有西漢滅亡、東漢建立等波瀾曲折，但整體上是大一統天下、是積極向上的時代，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氣象。漢武帝對辭賦頗有興致，不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創作。班固《兩都賦序》云：“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這段序言對漢大賦生產的背景、生產方式、生產特點、生產數量等，都進行了明確交代。大一統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發了作家的情懷，于是，規模宏大、歌頌為主的大賦興盛。這是時代的產物。典型代表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羽獵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這四大賦家生活在西漢武帝到東漢安帝時代，是漢王朝的極盛時期，也是漢賦極盛時期。這些大賦采用對話體，以狀物為主，風格上呈現出“全”而“大”的特點。《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曾說自己創作辭賦時，“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這正是漢帝國一統天下的真實反映。也正因此，典型的大賦生產頗費心血，司馬相如創作《子虛》《上林》，“幾百日而后成”；揚雄作賦，“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納)之”，大病一年；張衡作《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可見大賦生產之不易。而且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兩漢整個思想界成為經學的天下，大賦所體現的正統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勸百諷一”，就是這種思想的真實寫照。

　　東漢和帝以后社會走下坡路，整個社會動蕩不安，黨錮之禍使文人與社會逐漸疏遠，加之自然災害頻發，地震、蝗災、水 災、瘟疫等隨時威脅著人們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內心世界發生了重要變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經學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據了重要位置。社會的劇變帶來漢賦的新變，文人鴻篇巨制形式的大賦作品逐漸減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為主的小賦。這種賦繼承屈原、賈誼的傳統，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張衡《歸田賦》、蔡邕《述行賦》、趙壹《刺世疾邪賦》等，他們突破漢大賦的創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繪轉向內心世界的抒寫，由體物轉入寫志，個人的思想、感情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這是東漢后期社會帶來的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如張衡《思玄賦》《歸田賦》等。

　　由以上可以看出，漢代社會影響著漢賦生產。首先影響辭賦生產者，如辭賦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懷等。漢代經學盛行，辭賦家的地位低下，被視為倡優一類人物，如枚皋說：“為賦乃俳，見視如倡。”(《漢書·枚乘傳》)揚雄寫過不少賦，但后來不寫了，“雄以為賦者，……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輟不復為。”(《漢書·揚雄傳》)班固在《兩都賦序》里把辭賦家視為“言語侍從之臣”，亦可見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懷而言，當社會處于鼎盛時期，辭賦家就有很強的自豪感，主動與時代靠攏；當衰世時，辭賦家更多關心的是自我內心。其次，時代影響辭賦作品，包括思想、體制、風格、內容等。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時代與文學是互動關系。時代一方面影響漢賦生產，同時漢賦也反映時代的風貌，為時代服務。“天子之事”中，那種磅礴的氣勢，宏大的景象，強壯的聲威， 無不體現著大漢帝國的時代精神。東漢后期趙壹等人的辭賦揭露社會黑暗，也是時代的一面鏡子。

　　時代不僅影響漢賦生產，而且影響漢賦消費。漢賦由于辭藻華麗，典型的漢賦大多是宮廷作品，或歌頌，或諷諫，所以基本在宮廷和知識階層傳播。據《漢書·揚雄傳》，司馬相如進《大人賦》，武帝讀后飄飄有凌云之志。據《漢書·王褒傳》，漢宣帝既注意到辭賦的娛樂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甚至太子有病，召王褒等人朝夕誦讀奇文及辭賦以解病情。太子喜歡王褒《甘泉》及《洞簫頌》，“令后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可見辭賦消費的狀況。當然，抒情性的辭賦也有一定的消費群體，大部分還是在文人范圍之內。

　　時代也影響漢賦文學接受。武帝至東漢中期，天下一統，處于盛世，所以漢代文人突出接受的是大賦。枚乘《七發》鋪排有序，諷諫得體，成為文人學習的經典。曹植《七啟·序》云：“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骃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也受《七發》影響而又有新的創造，于是，《子虛》《上林》又成為辭賦家學習的榜樣。揚雄“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杜篤在上《論都賦》的奏章中說：“竊見司馬相如、揚子云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揚雄的《蜀都賦》、傅毅的《洛都賦》，開京都賦先河，為此后崔骃《武都賦》、張衡《南都賦》等接受。班固的京都大賦《兩都賦》，創立了描寫兩個都城、兩篇連成一氣的新體制，成為京都賦的典范，張衡學習、接受而創作了《二京賦》。就抒情性辭賦而言，漢賦中賈誼的《鵩鳥賦》、張衡《定情賦》、蔡邕《檢逸賦》《青衣賦》等都有許多接受者。漢賦中自我解嘲一類的作品，是在專制政治壓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為諷刺現實、表現個人情感而創作的。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開其風氣，東漢時期崔篆《慰志賦》、崔骃《達旨》、馮衍《顯志賦》、張衡《應間賦》、班固《幽通賦》、卻正《釋譏》等作品接受了這一傳統。另外，《史記》《漢書》收錄辭賦家的作品也是傳播接受辭賦的一個方面。這些接受，也都是與漢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等分不開的。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