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先鋒文學時，不要忘了伊格爾頓

　　我永遠不會忘記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澎湃，“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至今還是令我記憶深刻，似乎已經成為中國先鋒文學寫作的代名詞。30年過去了，當我們在紀念逝去的先鋒文學的輝煌時光時，回憶了那么多曾給我們帶來激動的外國作家，卡夫卡、馬爾克斯、喬伊斯、昆德拉……，卻遺忘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伊格爾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伊格爾頓是令當年的中國學者特別感興趣的一位西方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可他在人們記憶的縫隙中被悄無聲息地遺漏了。顯然，這不公平。

　　曾就讀牛津大學，再任劍橋大學耶穌學院研究員，以后又分別任教牛津大學圣凱瑟琳學院、曼徹斯特大學英美研究系的英國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1983年曾經出版了一本《文學理論導論》，1986年譯成漢語并以《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之名在中國出版。 這本在中國大陸初版只印了5千冊的理論書籍，最初只是用作大學里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們學習。但后來不斷擴散，一些校園外的青年批評家和青年作家也開始閱讀。這本著作曾給當時渴望了解西方文學理論的中國作家、批評家帶來莫大的興奮，也帶來了新鮮的文學信息。許多文學博士長長的閱讀書單中，肯定會有伊格爾頓和這本《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

　　8年前，我曾經粗略地讀過該書，坦誠地講，沒有完全看下去。讀得有些七零八落，經常不住地大口喘氣。 如今，它被悠長的先鋒文學的話題馱載而來，我禁不住再次閱讀，卻感到異常親切。這本書最大的好處在于，它將“復雜變簡單”。那些掛在批評家嘴邊上的各種概念、各種主義以及名目繁多的理論術語，被伊格爾頓瀟灑地“去神化”了，他用自己獨特的“理論手術刀”細致地梳理、分類，將其格式化，通過這本書的擺渡，紛繁蕪雜的西方文學理論，似乎變得清晰可記了。

　　伊格爾頓將20世紀西方文學的理論發展，變成了三條清晰的直線。一條是從形式主義、結構主 義到后結構主義；另一條是從現象學、詮釋學到接受美學；最后一條是精神分析理論。最為關鍵的是，伊格爾頓并沒有在梳理線索、歸納總結之后揚長而去。這位 1943年出生于英國薩爾福德的愛爾蘭移民家庭的嚴謹青年，繼續負責任地加以深入分析，對這些理論的產生和變化以及問題和局限，進行了一絲不茍的認真闡述。

　　以第一條線索為例。

　　在“結構主義與符號學”這一章中，伊格爾頓講了一個簡單短小的故事：一個男孩與父親吵架后離開了家。在中午時分，他開始步行穿過森林，結果掉進一個深坑。父親出去尋找兒子。他向深坑地下看去，然而由于黑暗，他看不見自己的兒子。這時候，太陽剛好升到正當頭，以其直射的光線照亮了坑底，父親救出兒子，高興地和解之后，他們一起回了家。

　　面對這樣一個故事，理論家們如何“下手”呢？伊格爾頓興致勃勃地說，精神分析派批評家可以察覺這篇小說中有關俄狄浦斯情結的種種明確暗示，并且指出孩子落入坑內正是他所無意識地希望的一個為了他與父親不和而對自己的懲罰；一個人本主義批評家可能認為它是內在于人類關系中的種種困境的動人的戲劇化；還有一類無可劃分的批評家將其視為“兒子和太陽”這兩個詞之間的某種被擴大了的但卻沒有什么意義的文字游戲。

　　但是，結構主義批評家所做的，是通過圖表的方式把小說程式化。首先，第一部分“孩子與父親吵架”，可以被改寫為“低反叛高”，視作一個垂直軸。與這個垂直軸“低和高”相對的，男孩穿行樹林，可以標記為“中”。落入坑內，一個低于地面的地方，表示“低”。升起的太陽，則表示“高”。陽光照入坑內在某種意義上，表示太陽屈就，俯身與“低”。假如把這個垂直軸倒轉過來，也就是表示“低”反對“高”。父親和兒子的和解，也就是“低”與“高”之間的平衡。父子一起步行回家，則表示“中”，標示著合適的中間狀態的完成。于是，結構主義完成了它的理論闡述。伊格爾頓通過這樣細致入微的分析，向讀者講明，結構主義傾向把種種個別的現象還原為某種規律。

　　這樣的關于某種理論的理論闡述，今天讀來似乎不覺新奇。但是30年前的中國文壇，對于理論饑渴、閱讀饑渴的作家和批評家來說，無疑就像深陷百慕大漩渦不知所措。就像《百年孤獨》的“許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的開篇，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國作家一樣，面對伊格爾頓帶有游戲娛樂般的理論闡釋，還很嚴肅板正的中國批評界無疑受到顛覆性的沖擊。

　　一本用作課堂學習的理論書籍，能夠波及到校園之外， 走出批評家的圈子，并得到作家們青睞，應該說這是時代的印記。當然，我們對于某種理論的認知，應該如波浪般前行，就像優秀的小說，所有的描寫都不會停頓下來，永遠隨著敘述的腳步前行一樣。伊格爾頓的理論思想也在不斷前行——他從試圖將威廉姆斯的人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與他自己所接受的天主教價值觀相調和開始，隨后過渡到阿爾都塞的“文本科學”，最后又走向使文學研究致力于實際的社會問題而非單純的文本知識。

　　是的，就像我們激動于30年前的先鋒文學但不可能因為激動而再回到30年前一樣。冷靜回顧與激動回顧，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歷史就是歷史，當年的青澀與稚嫩，沒有什么不好講出來的，也只有經歷稚嫩，才有成長后的超然和喜悅。

　　可是當下許多寫作者似乎對理論研究存在誤區，認為那是批評家的事。與30年前作家們對理論的重視截然不同，如今許多作家對理論研究不屑一顧，梗著脖子，驕傲地望著天，認為“我的寫作就是我的理論”。如此觀點倒是不能完全否認，其立場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思來慮去，我還是認為把持這種觀點的人顯得有些狹隘而封閉，缺乏“登高而招”的遠視心境。

　　伊格爾頓說得好，敵視理論通常意味著對他人理論的反對和對自己理論的健忘。伊格爾頓還說，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除這種壓抑并使我們記住這一點。

　　我們在寫作中，多一些傾聽，多一些分析，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抬起頭來，才能仰望星辰。學習，絕不是讓別人的馬蹄踐踏自己的疆域，而是更有力地夯實自己的疆域，即使“被踐踏”，那也是自信力的積累和增強。

　　30年，倏忽之間過去了，曾經的先鋒文學的浪花已經平息，或是以變異的姿態重新呈現，但無論怎樣，那是一段不能忘記的歷史。需要我們回憶、總結，也需要我們不斷地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和研究。

　　回憶先鋒文學時，真的不能忘了伊格爾頓。或許，還有其他不能忘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