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重新評價荀子的歷史地位

　　最近三十年，我覺得學術界對荀子的研究有所忽視，有所冷落。

　　我認為，研究荀子，可以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經學史的方向，一個是哲學史的方向。以前中國沒有哲學史，都是從經學、文化上看待荀子。剛才陳來教授談了近年國內外關于荀子學術研究的動態，他提出的一個問題很重要：荀子對待文化傳承的態度，及其政治儒學的立場。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大家都知道，荀子提出過“法先王”“法后王”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把“法先王”和“法后王”對立起來，認為荀子是“法后王”，其他人是“法先王”。“法先王”是復古的、倒退的、反動的。實際上，荀子是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法先王”就是講“文化傳承”，就是繼承堯舜以來的文化傳統，他講過：“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他也曾批評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禮義”。“法后王”就是立足于當時政治，講“政治儒學”。我們從中國現代社會考慮，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現在重視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就等于是“法先王”。但這不意味要把現代社會倒退到古代，這只是文化上的傳承。若從政治上講，那還要以現代的社會政治制度為主，在這個意義上就是“法后王”。荀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孟子一派過于強調“法先王”，“言必稱堯舜”，什么事都按堯舜的方法辦。荀子對孟子一派有所修正，“隆禮義而殺詩書”，“殺”是減少、降等的意思，就是要把《詩》《書》地位往下降，把“禮義”的地位往上抬，把當世的事情放在首位，我認為這是當時儒學策略的一個調整。

　　荀子重視文化傳承的另一個重要證據，就是“傳經”。荀子是“傳經”之儒，我們沒有聽說過孟子傳經，孟子在“弘道”方面做了許多事。而在“傳經”方面主要是荀子做的。孔子之后有兩個大人物是傳經的重要代表，一個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再往后就是荀子，漢代的經典傳承是從荀子這一派下來的，這也證明了荀子對文化傳承是很重視的。比如說《詩》學，《詩》學在漢代分為四大派，除了齊《詩》以外，毛《詩》、魯《詩》、韓《詩》應該都是荀子傳下 來的。還有《春秋》學，《春秋》三傳，除了《公羊傳》之外，《谷梁傳》《左傳》兩派也都是從荀子傳下來的。

　　而且，在先秦，荀子第一個提出“讀經”的概念，當時他沒有提《周易》，其他五經都提到了，那時候的“五經”差不多是一個小百科全書。《詩經》是文學，《尚書》《春秋》是歷史學，《禮經》是社會學，《樂經》是音樂學，那時候讀了五經，基本知識就夠用了。所以，荀子說，讀了“五經”，“天下之道畢矣”。總之，我們可以從經學的研究方向好好研究一下荀子。

　　另外，我們也可以從哲學的研究方向來研究荀子。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我們搞哲學史的人只講兩個對子：唯物論和唯心論，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按照這樣一種很死板、很教條的模式來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變成了簡單的“貼標簽”。80年代以后，大家就反對這個模式，要按中國思想史的本來面貌來研究它。

　　但是回過頭來看，中國思想史上有沒有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傳統呢？我認為還是有的，只是不要把它絕對化、教條化就好。從唯物論的角度看，荀子是第一個系統闡述唯物主義的人。后面的人，柳宗元也好，劉禹錫也好，張載、王廷相、王夫之也好，都是從他這個路子下來的，應該說還有一個唯物論傳統的。我認為這個唯物論傳統一直到張岱年，張岱年對歷史上唯物論傳統鐘愛有加，其中他最喜愛的是張載。80年代中期我們思想史研究室的包遵信發表過一篇《唯心主義再評價》的文章，對唯心主義評價很高，卻相對貶低了唯物論。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包遵信講了他的觀點，張岱年先生聽后非常生氣，堅決予以反駁。他認為絕不能抹殺唯物論哲學家的歷史貢獻。

　　如何來評價荀子唯物主義的思想呢？我個人認為，在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兩 派對自然界的認識上，荀子唯物主義一派哲學家，可能更接近真理。我自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上帝鬼神。我曾經問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上帝存在嗎？”他說：“上帝怎么不存在呢？”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經常會碰到“天”這個概念，它到底是自然之天，是神學之天，還是義理之天。我覺得可能就是自然之天。神學之天，義理之天，都是人們加上去的。所以，從一種“求真”的角度去考慮，荀子唯物主義一派哲學家可能更接近真理。

　　但是，我們人類還 有一個“求善”的訴求。在“求真”之外還要“求善”。“真”“善”有的時候有矛盾。因此我覺得，荀子唯物主義一派哲學家可能也有一個缺點，就是他把一切可 能有的神圣價值都解構了，由此而失去了對天的“敬畏”，對很多應該“敬畏”的事情缺乏足夠的“敬畏”。而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恰恰就缺乏這樣一種“敬畏”之心。

　　最近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給“天”加上一點“敬畏”的內涵。古人非常聰明，“神道設教”，“神道”是為了“教化”而設置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智慧。從西周以來，天、天命一直具有神學的意義，到孔子之時“天”和“天命”也一直具有神學的意義。到了荀子之時，就排除了“天”和“天命”的神學意義。我們中國哲學史不能少了這個東西，不能沒有對“天”的神學意義的反面的質疑，沒有了它，就沒有了真理出現。但是，“真”和“善”之間的關系，真理和價值之間的關系，到底怎么處理？這是哲學家應該好好考慮的事，我想這個意義也很大。

　　前面我們說到，最近三十年荀子的學術思想受到了冷落。其實，這也不只是最近這三十年的事情，兩千年來荀子的學術思想差不多一直受冷落。漢代重經學，輕子學。唐代韓愈說荀子“大醇而小疵”。宋代《孟子》升格為經，《荀子》一書倍受冷落。所以在以往的兩千年的學術思想史中，荀子的地位一直不很高。我認為，我們要重新給他一個歷史評價和定位。

　　梁濤教授近年提出“新四書”，“新四書”中包括《論語》《孟子》，這兩部書是老“四書”原來就有的。他的意見是要把《大學》、《中庸》回歸《禮記》，把《禮記》當成一本書，這個意見清初的陳確曾經提過。《禮記》原來并不是一本書，是漢代儒者將許多儒家文獻編在一起的結集，內容很雜。其中也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文獻，孔子的“大同”思想就見于《禮記》。第四本就是《荀子》，把《荀子》提高到“經”的地位，我覺得這個提議是必要的，“事在人為”。我們大陸道家研 究一直都很低落，但是出了一個陳鼓應，把道家學術弄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這就說明要“事在人為”。最重要的，我對梁濤講過，要寫出有份量的研究著作，要有四五十萬字有份量的研究著作立在那里，要花工夫寫一本像樣的書。這些年來，在學術界還沒有關于《荀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雖然我們有些學者在研究“氣論”這一派的傳統，但是專門研究荀子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著作還沒有。我希望能夠出現這樣的學術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