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是水哪一滴可以喝呢

　　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徹底改變了文學的創作和存在方式，空前拓展了文學發表的空間和傳播途徑， 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學生態和審美趨同。網絡文學、數字雜志、手機文學、數字報紙等的流行，使得文學的傳播、交流和互動更為便捷，文學的價值觀念、審美追求更為自由多元，文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與“繁榮”。與此同時，文學“準入”的門檻降低，文學創造成為文學生產，價值觀念混亂、審美趣味畸形、制作草率粗糙、類型化和同質化等一系列問題如影隨形，出現了“海量”與“速朽”齊飛、“過剩”與“稀缺”并存的狂歡圖景和迷離景觀。柯勒律治有詩言道：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這也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全媒體時代文學的精妙隱喻——文學作品如恒河之沙，卻沒有多少可以直接飲用的清甜淡水。從情感深度、精神力度以及人類的普適價值等方面來看，全媒體時代的文學拒絕深刻，追求平面，沉湎世俗，崇拜平庸甚至淪為庸俗，與傳統文學拉開了很大的距離。盡管偶爾也有差強人意的作品，但總體上呈現出精神上的貧困和藝術上的平庸。這種全媒體時代的“市場焦慮”與文學的“藝術正向”之間的悖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全媒體時代審美的深刻變形以及畸形，已經不是康德《判斷力批判》中所謂的純粹形式問題，也不是文體、敘事、風格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復雜社會內涵的文化和審美問題。在所謂現代性的規訓和市場叢林的操縱之下，我們已經成了馬爾庫塞所謂的“單面人”，人文承擔、責任承擔、藝術承擔等嚴重缺席，精神層面的內在活力和緊張已消失。在現代性水過而地皮尚未濕的尷尬情境中，我們又被所謂的后現代洗劫一空，成了實實在在的橡皮人和空心人。我們的生活和世界表面看起來是一個整體，個人很難抽身而出，但其本身卻是支離破碎，個人也是原子化的。我們接受大量過剩的信息，卻對實際發生了什么了無興趣。越來越多的大眾話題，越來越少的個人意識，使我們處于精神渙散、雜亂無章的境地。每個人都想從大海沉船上救出自己，但都找不到、也抓不住一個“稻草”。中國的人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各種不同文化和價值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精神深度、道德關愛、責任擔當、終極關懷等傳統文學所承載的深度模式，被世俗化、大眾化、平面化、娛樂化甚至低俗化等調侃、解構乃至摒棄，削平高度和取締深度內化為社會主潮，文學的審美認同標準和價值厘定尺度漫漶不清甚至完全消解，文學呈現出可技術復制的平庸特征。如何在自由寫作中承擔責任，如何通過審美對象來把握自身命運和現實的關系，如何超越現實生活的碎片化和強制性，如何將日常生活重壓下潛藏的東西呈現出來，構建生活及存在的意義，成為全媒體時代文學的中心問題。

　　相較傳統寫作，全媒體時代的文學在創作、發表、閱讀、互動等方面更為自由和便捷，但在責任擔當、精神自律、意義建構和藝術探求上，出現了嚴重的空位和缺席。在一些作者看來，“我的地盤我做主”，寫作可以無拘無束，可以自由自在，可以游戲調侃，可以低俗庸俗，可以嬉笑怒罵，可以穢語連篇，“我寫故我在”，只要自己悅心快意即好，只要能取悅大眾就行。因而，欲望性愛、政治八卦、血腥暴力、打斗獵奇成為其鮮艷標簽，同時也成為其鮮明癥候。精神品質、思想內涵、心靈撫慰、存在勘探等文學所關注和思考的核心問題被無情放逐，文學成為大眾通俗甚至低級庸俗的欲望狂歡。在他們看來，魯迅所謂的“國民精神所發出的火光”或者“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式的寫作，不過是老生常談的陳詞濫調，是孔乙己式的迂腐多情。于是，“文藝的精神品格和價值承擔、人類的道德律令和心智原則，終于讓位于個體欲望的無限表達，在線寫作的修辭美學讓位于意義剝蝕的感覺狂歡，失去約束的主體在虛擬的自由里失去的是現實的藝術自由，得到解放的個體最終得到的只能是消費意識形態的文化表達，導致許多網絡作品創作者淡化或者放棄了所應當擔負的尊重歷史、代言立心和藝術獨創、張揚審美的責任。”(陳競：《網絡文學：繁榮背后的問題與反思》，《文學報》2009年5月14日)我們看不到精神的磨礪，靈魂的沖突，藝術傳統的賡續以及新的美學上的探索，諸多消極的、畸形的精神暗面、人性弱點和價值追求被無限放大，欲望化、物質化、犬儒化的生存哲學和生活方式被高度肯定，文學成為一用即拋的速食快餐和消遣紙牌，這些都使得全媒體時代的文學出現星星多而月亮少、砂礫成堆而珍珠近無的可憐窘狀。全媒體時代的寫作，如果不能建立積極而自由的寫作主體性，建立文學與現實生活的依存性關聯，建立強健的精神品質，挖掘思想深度，提升藝術高度，就很難突破目前的“海量”與“速朽”齊飛、“過剩”與“稀缺”并存的矛盾悖反。

　　當然，全媒體時代不乏具有擔當和自律的作家，但由于缺乏遼遠的目光和寬闊的視野，無法穿透碎片化、物質化和同質化的生活，建立起對精神生活的整體性理解。他們可能對自己生活的土地和熟悉的領域有著深刻透徹的理解和書寫，但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視鏡，局限一己小悲歡的咀嚼，無法反映整體性、普泛性和本質性的問題，從而局促了自己的精神領地和藝術探索。傳統文學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不過全媒體時代由于寫作的惟市場、惟大眾馬首是瞻，這個問題凸顯得尤為嚴重和突出。我們這個時代雖然碎片化、娛樂化、物質化，但人類生活幾千年來形成的基本價值尺度和精神理念并沒有失去意義。無論是虛構文學，還是非虛構文學，都需要呈現出生活中被遮蔽、被鈍化、被忽略的敏感、疼痛及傷害。文學家的職責，即是在日常生活邏輯和文學倫理邏輯之間尋找這些差異，并能通過恰切的形式，傳達出對世界萬物和人類本身安身立命的東西。博爾赫斯說，“故事一頁接一頁進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種尺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是表層生活下的深層勘探和價值確認。倘若不能呈現人類和萬物的“各種尺度”和基本價值，不能發掘出生活巖層下的神秘節點，不能闡發對生活的深沉洞見，那么這樣的文學肯定是無力的。

　　這就需要有靈魂的寫作。精神是普泛的，而靈魂是個體的。作家必須深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去，看清自己，否則就無法去講述；同時，又要超越自我，成為“他者”。就是在“我”的生命看見了“你”的生命，通過“我”的生命把“你”的生命故事講出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呼喊的“我不能成為沒有別人的自我。我應該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發現別人”。在當下中國的日常生活和文學書寫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卡夫卡所說的“人在自我中永遠地喪失了”，或者是社會表象的浮泛再現和社會學分析，或者是剛下潛到人性的深處，卻很快露出水面。文學當然基于個體的體驗，但這種體驗如果不能同他人、人類、世界建立積極的溝通和聯系，也就很難喚起不同讀者對生活世界的多層面的理解和想象。如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阿里克謝耶維奇，“看遍了他人的痛苦”，她自己亦“活在其中”。讀她書中那些不同人群、不同聲音講述的奇異而殘忍的故事，我們麻木的心靈恢復了感覺、疼痛和被撕裂的感覺，仿佛看見了我們自己、我們兄弟姐妹的命運。一切好的文學，實際上都是“從他人身上找到自己，在自己身上發現他人。”文學家的使命，就是用精神、價值、理解、溝通等作為材料，建造“自己”與“他者”互相通達的橋梁，區別只在于橋的大小、寬窄、承重，更多的弄文學的人一輩子也搭建不起來。對于全媒體時代的文學而言，只有深入自我又超越自我，看見“自己”又能溝通“他人”，基于個人體驗而能到達遠方，做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 關”，才有可能逃脫“速朽”的厄運。

　　不可否認，全媒體時代為文學卸下了與之無關的種種轡頭，為文學創作的自由、多元、豐富、繁榮提供了空前的可能，為文學與讀者的接近與互動提供了很大的便捷。與之相隨，大眾化、世俗化、商品化和消費化的浪潮又使得文學喪失了審美品格和精神關注，繁榮的表象下潛藏著危險的暗流。正如本雅明在《經驗與貧乏》中所言，“隨著技術釋放出這種巨大威力，一種新的悲哀降臨到了人類的頭上。”這種“新的悲哀”， 不僅僅是個人經驗的貧乏，“也是人類經驗的貧乏，也就是說，是一種新的無教養”。這種經驗貧乏，并不意味著人們不渴望新的經驗。反之，“他們試圖從經驗中解放出來，他們渴望一種能夠純潔明確地表現他們的外在以及內在的貧困環境，以便從中產生出真正的事物。”新媒體時代的文學，只有克服外在的喧囂與內在的貧困，沖出技術與市場的束縛限制，關注并反映具有整體性、普泛性、本質性和迫切性的時代困惑和精神問題，才有可能“產生出真正的事物”。文學固然要考慮市場化和商品化的要求，但不能犧牲其精神性和藝術性；固然要追求生活化和世俗化，但不能庸俗化和低俗化；作家要考慮讀者的意見，但不能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完全被讀者和市場左右。只有處理好了市場需要和文學追求之間的關系，解決了市場焦慮和藝術之間的困惑，拒絕時代的訂單，內嵌光陰的力量，揪住靈魂的沖突，關切人類的命運，在精神和行動上與所處的時代締結深刻的牢靠的聯系，守護愛、美、善與良心，并能在藝術上賡續傳統甚至羽化蟬蛻，才有可能為人類提供柯勒律治所謂的可以直接飲用的清甜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