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的當代文學史觀

評《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

　　《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并非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仡欀袊�當代文學走過的60年歷史，孟繁華、程光煒、陳曉明三位學者以三篇長篇文章表達了他們不同的文學史觀，對當下缺乏新意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提供了參照。

　　對于當代文學的起點，三位學者一致認同當代文學發軔于20世紀40年代延安文藝時期，以左翼文學為代表的革命文藝，開辟了新中國文學的發展道 路，這顯然是對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所提觀點的呼應�；�于不同的個人經驗、理論視野以及學術觀念，對于當代文學思潮及作家、作品的評價估值，他們表現 出不同的辨識、洞見。

　　孟繁華認為當代文學的發生與作為學科的建立之間并非同步進行，這也造成了“歷史”與“敘述”的不平衡。因此，文學史家建構的歷史顯然會有意忽略 或強調“史實”，這明顯受新史學觀念的影響。依據這種方法論，孟繁華將中國當代文學史歸結為“民族心史”，他抽取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典型案例，從社會主義文 學實踐，到新時期文學的變革，再到新世紀的文學狂歡。孟繁華用極具代表性的個別案例勾連起文學發展的標志性變化，探究和概括不同時期的集體意識和心理狀 態，把當代文學納入“民族心史”的敘述范疇。孟繁華對文學現象的觀察向來敏銳、獨特，他的《眾神狂歡》就是例證。為了應對當代文學轉型所帶來的命名問題， 他提出了“新世紀文學”這一觀念。對于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他認為主要特征是“狂歡化”，在這一編里，我們確實能夠看到由于市場文化的崛起，對文學創 作者和生產格局所造成的變化。從《廢都》引發的爭論，女性文學的崛起，官場小說的出現，到鄉土小說、中篇小說取得的成就，80、90后文學與網絡文學受到 重視，文學的多元化形態，構成了世紀之交文學轉型的表征。

　　不可否認，程光煒曾與孟繁華合著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是一部具有鮮明個體意識的文學史，但讀者往往會誤以為兩位作者的文學觀念一致。不 過在《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里，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兩人對當代文學的理解有差別�？傮w來看，程光煒認為，戰爭思維是當代文學前三十年的主要意識觀 念和運作方式，尤其是“十七年文學”所締造的紅色經典，無一例外地傾向于這種創作觀念。而后三十年的當代文學發展，主要表現出兩種方向。從內看，“文革” 結束，去意識形態化最終推動了八九十年代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歷史性決裂。從外看，改革開放后，國外文學理論思潮競相涌入中國，大量外國文學的翻譯、模 仿、改造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尋根文學”為代表的當代文學，在走向世界的強烈意識下，逐漸融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由程光煒主持的“重返八十年 代”在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在他的文學史觀中主要體現在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重新評價問題。我們看到程光煒做出了與以往當代文學史不同的評價，如 “馬原的評價尤其過高”“陳忠實的《白鹿原》尚且不錯，但評價過高”“余華的所謂長篇，不過是中篇的拉長版而已”“余秋雨、季羨林、張中行等的散文評價過 高，不符實際”等不一而足，也許是限于文章篇幅，程光煒并沒有展開論述，不過這些論斷可謂振聾發聵。

　　與孟繁華、程光煒相比，陳曉明的文學敘述展現出深厚的理論特性。他把中國當代文學看成是現代性發展的必然過程，是面對西方挑戰所選擇的必然道 路。不過他又強調，中國當代文學60年并非是世界現代性進程之外的“他者”，而是具有自己獨特的經驗。本書中，陳曉明的文學史觀敘述是對他的著作《中國當 代文學主潮》的融會貫通，他采取“以論帶史”的文學史寫作方法，以強大的理論優勢，敘述了當代文學向現代性挺進的合理性。他用了“壯懷激烈”一詞，暗示了 這一過程的曲折坎坷，表現了當代文學60年的發展變化。他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朦朧詩、現代派、尋根小說、先鋒小說等的文本分析，重新觀照當代文學史， 發現了文本背后的政治、思想、文化的關聯互動，為中國當代文學繪制了一條獨特的知識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