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丕到蕭綱

　　中國文學里有著根深蒂固的工具論傳統。“詩言志”(《尚書·堯典》)本來可以是抒發個人情志的，但后來權威的解釋總是把這個“志”同政治、教化聯系 在一起，于是詩歌就成了某種思想或政治的傳聲筒。漢朝儒生寫的《毛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生成文謂之音……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本來未必是工具，而經過“先王”的一番改造利用之后，它就變成了工具；于是后來也就有詩人主動地創作工具式的作品， 例如唐代著名大詩人白居易的一部分詩，寫作目的就在于“救濟人病，裨補時缺……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與元九書》)，是當作諫書來 寫的。

　　“文以載道”(周敦頤《通書·文辭》)意思更明確，“文”是一輛車子，如果它不來運載“道”，那是毫無意義的空車。讓文學肩負起道義和教化的重任，在中國文學里源遠流長。

　　但是也有反潮流而動者，其中有兩位中古時代的大人物，都是先當太子后來做了皇帝的，這就是曹丕和蕭綱。曹丕當太子的時候寫過一篇《典論·論文》，強調作 品一定要洋溢著感情，此即所謂“以氣為主”；他將作品分為四科八目：“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前三類是應用文，最后一類是純文 學。“氣”與“麗”，這就是曹丕心目中純文學的兩個基本點。后來劉勰講“情采”(《文心雕龍》中有專篇)，蕭統講“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文選 序》)，都跟在他后面講這兩個基本點。魯迅先生說：

　　(曹)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里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意見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 代”，或者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 系》)

　　曹丕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由此可以論定。

　　蕭綱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汝年時尚幼，所 缺者學。可久可大，其為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面墻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 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他又說：“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兇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 (《與湘東王書》)做人要講傳統道德，寫文學作品則不受此約束，文學作品也無須去講儒家經典里的什么大道理。他領導的宮體詩運動，完全不考慮讓詩歌去充當 教化的工具。宮體運動的參加者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說：“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 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他也是強調感情和賞悟，矢口不提什么充當工具，用于教化。

　　中古時代的為藝術而藝術派，后來未成主流，只是作為一股細流或暗流始終存在。花間詞、宋人題跋小品、晚明散文、清代游戲文章……這個自曹丕、蕭綱以來的小傳統，很值得引起文學史工作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