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的兩個薄弱點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以及它們兩者之間如何實現一體化，這是當今時代的重大課題。對第一個問題的研究，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有了近一個世紀的探索，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重大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第二個問題的研究，雖然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開始，顯著成果是“新儒學”的研究，真正的破題還是近些年的事情；而對第三個問題的研究，目前還只是剛剛提出。實際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意義和實踐之所指是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至今還在深刻影響著中國人，內稟于當下中國的社會與文化之中。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實現要深刻依賴 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兩者是內在相依的共存，由之直接導致如何實現一體化。適逢當今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自覺擔當，開展相關研究。

　　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存在一個如何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以及如何內在契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對此，就需要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和有針對性的判斷。基于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客觀認真地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史，我們就可以發現：對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確實還存在重新認識的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還存在諸多具有補課性質的再研究空間。依照筆者之所見，至少以下兩個方面就該予以重視：

　　第一、重視對“群眾”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實現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是整個民族文化的大集合體，其內容博大精深，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個階層。但縱觀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既有研究，卻多是對仕宦文化、精英文化的研究，很少觸及下層民眾，較少問及平民布衣。中國的文史典籍浩如煙海，其數量之大、質量之高、歷時之長、持續性之強，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或國家不可比擬的。但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關于帝王將相的歷史，是有關國家層面、統治政權層面、上層社會層面的歷史，即使是方志、野史、逸文、雜記、筆記、小說等，也很 少問及民間和老百姓的事情，平民布衣階層所占的地位和分量總是不高。諸如一些出自平民布衣的科技發明與文化創造等充其量歸為“方技”類。即使有些正直文人、學富五車的彥儒、文士記述了一些下層社會的事件，也總難免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內在影響而不自覺的存有偏見，或囿于一葉障目。于是反映中國農村基層社 會與文化的資料甚少，且多有選擇和文飾，由之直接導致了人們在利用這些歷史文獻資料進行各項研究時，淡落了“人民群眾”，對民眾的生產、生活、社會交往、 精神意識、文化習俗等的實態缺乏全面、具體的把握。這是我們在研究上的一大缺憾，應該予以彌補。

　　第二、重視對實踐的研 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是實踐的觀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 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中國傳統文化也非常重視“知與行”的關系，這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對古老的范疇，從春秋戰國一直爭論到近代。中國歷 史上有許多關于重視“行”的論述，但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卻還是過多地注重了關于“知”的言論而或缺了“行”的實踐。這里僅舉兩點。其一，在國家政治 制度與政策的研究方面。過去我們注重制度和政策本身的敘述及制定過程的研究，而缺乏對踐行情況的把握。宋代以來，中國出現多次“改革”，但北宋仁宗慶歷年 間的“慶歷新政”推行了一年四個月就失敗，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推行不到十年也告終等。究其原因有很多，但缺乏合理的操作性、政策執行不力等踐行 性因素應該是最主要的，而恰是在這個方面我們的研究還不夠。明代萬歷年間，張居正的變法盡管絕大部分也失敗了，但針對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改革的“一條鞭 法”卻取得了長效推行，清代康熙以后發展為“攤丁入畝”制度，之后一直影響到民國。這可算作變法的成功事例。但“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在中國的鄉村究 竟是如何實施的？它們踐行的實態情況如何？我們目前的研究都有所欠缺。其二，在傳統倫理的研究方面。中國是個倫理大國，也是個農業大國，研究中國倫理應該 重點把握中國鄉村社會的倫理。但過去我們的研究多是在闡發和宣講倫理規范與范疇，停留在談倫理要求的層面，殊不知倫理的要求與倫理的實踐并非是一回事。倫 理要求是倫理的期盼和呼喚，它是抽象的、理念性的，而倫理實踐則是倫理要求的具體展開和體現，它是具體的、操作性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主導是儒家所倡導 的倫理，它作為普遍的倫理要求，在具體下沉的過程中是要轉化為一個個的具體實踐，在下沉到鄉村社會時會帶有一定的鄉土性，而再具體到每一個村民的身上則又 要體現出行為的實在性以及個體行為的多樣復雜性。研究中國倫理不僅要研究中國倫理的要求，更要研究中國倫理的實踐，而后者恰是我們欠缺的。

　　重視“群眾”和“實踐”的實質就是要重視社會基礎本身，關注社會發展在各個時代的歷史實態，對傳統的農業大國來說，重點就是要重視研究中國的鄉村社會， 關注傳統中國的農村、農業與農民的具體情況。只有對中國鄉村社會本身在各個歷史時期存在與發展的真實情況全面、系統、準確地把握了，我們探討中國傳統文化 的現代化才會落到實處，保證我們的文化歸位于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本身。這是一個時代的課題，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完成的任務。也許有人會說，這里 存在一個悖論：要研究，就要有可供研究的資料與路徑，而中國傳統文化所遺存的文獻資料鮮有關于鄉村平民的完整資料，那么我們的研究如何實現？對此，筆者以 為，這是一個過時的看法。

　　中國歷史文獻的概念不能僅僅是傳統的經、史、子、集，而是要包括更廣，大凡譜牒、碑刻、文書等 等皆在其中。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資料也不應僅限于紙質、絹質等文獻資料，還要包括更多，如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口碑資料、風俗民情、傳統村落和 街區的綜合文化等。其中民間和地方文書檔案資料顯得更為重要。文書檔案是人們在實際的生產、生活及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原始記錄，它具有唯一性和真實性特 征，近幾十年來在中國許多地方都有發現。其中具有一定規模的就有徽州文書、貴州清水江文書、清順天府寶坻縣檔案、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土地文書、明清山東曲阜 孔府檔案、清江蘇商業文書和太湖廳檔案、明清浙江嚴州府土地文書、明清福建契約文書、清四川南部縣衙檔案、清四川自貢鹽業檔案、清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檔 案、江西鄱陽湖文書、珠江三角洲土地文書、清香港土地文書、清臺灣淡新檔案等。這些民間文書檔案及各種鄉土文化遺產都根植于鄉村民間，直接反映了中國鄉村 社會與文化的實態。這也應該是國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另一面，為我們進行中國鄉村的綜合實態研究提供了可能與路徑，借此可彌補“群眾”和“實踐”問題既有研究 上的不足。

　　拿徽州的情況來說�；罩萁橛谌f山叢中，歷史上少有戰禍，人文薈萃，文風昌盛，教育發達，素有“東南鄒魯”“文 物之海”之譽稱，加上徽州人由于宗族觀念強、文化素質較高，文物、文化的保護、保存意識極強，方法也極多、極有效，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許多歷 史文物資料留存下來。在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僅黃山市境內的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橋、古塔等就留存5000多處，其中黟縣的西遞、宏村 是世界文化遺產，有20處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僅黃山市登記立項的就有2000項，其中徽劇、萬安羅盤制作技藝等17項為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文獻資料遺存方面，《中國家譜聯合目錄》著錄的徽州家譜有700余部，而據筆者的調查，目前已發現但尚未著錄的至少有1000多 部，散藏于民間的至少還有1000～2000部；特別是徽州文書的大量保留和發現，更稱得上是世界一大奇跡，至今已發現近70萬份，被譽為20世紀繼甲骨 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大內檔案發現之后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第五大發現。

　　這些徽州文書內容豐富、種類繁多，所涉內容 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民間交往及習俗、信仰等各個方面，所涉種類幾乎包括了中國傳統社會后期農村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所應形成和產生 的文書種類的絕大部分；時間跨度大，已知文書原件最早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的《淳祐二年休寧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較晚的為《公元一九八八 年元月吳金立賣房間廚房契》，時間跨度達746年；內容連續系統，有很強的歸戶性，往往一戶的文書就達幾百份甚至上千份，時間跨度達百年甚至六七百年。關 于徽州文書的研究價值，美國學者約瑟夫·麥克德謨特在《徽州原始資料——研究中華帝國后期社會與經濟史的關鍵》一文中指出：“徽州文書是研究中國封建后期 社會史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料。”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書與徽州研究》一文中提出：“包括徽州文書在內的龐大的資料的存在，使得對以往分別研 究的各種課題做綜合性研究成為可能，這些課題如土地所有關系、商工業、宗族和家族、地域社會、國家權力和地方行政系統、社會地位和階級以及思想、文化等。 這些資料是延至民國時期的連續不斷的資料，給我們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會和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中國社會的特征及其變化的重要線索�！�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