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載體需要文學新的定位

　　或許可以認為全媒體對文學是個機遇，而不是災難。誠然，文學的品質需要精英文學的駐守，也需要精英文學的探索保證不斷前進的勢頭，但這并不意味著精英文學穩(wěn)固的霸權統(tǒng)治。百年新文學一直通過不同形式進行著不同程度的雅俗文學高墻的拆除，文學早已是一項公共事業(yè)，而不是個人私產。甚至為了擴大自己的話語權力，精英文學不斷對通俗文學進行兼容，出于同樣的目的通俗文學也不斷進行自我提升，在這個互動過程中完成了不同階層人們的諒解，以及社會和民族凝聚力的積攢。

　　片段式的閱讀，或許會督促我們修復已有的文學觀乃至文學等級觀。我們生活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全媒體正是碎片化的表征，但碎片化不是全媒體的錯。確實，微博尤其是微信公眾號推送的文章，會令本已碎片化的生活和工作更具碎片特征，隨看隨忘不走心，網(wǎng)絡雖然沒有篇幅限制，但閱讀的時間一樣被安排在了邊角閑暇的片段。不過這些僅僅是加固了既有碎片化，即使沒有全媒體，工作生活的碎片化依然存在。文學的全媒體時代，不能讓人們獲得整合時間的能力，畢竟我們都處在這樣一個社會或個人發(fā)展階段。但全媒體給了文學一個機會，見縫插針讓文學又回歸了日常生活，而且不能只看到類型文學的借力，我知道有人下載了唐詩三百首在地鐵上閱讀。同樣很多微信公號，包括一些比較“正統(tǒng)”的機構或刊物，都在打造自己的虛擬陣地。

　　我起初是拒絕網(wǎng)絡文學的，但在最近接觸了兩部網(wǎng)絡文學作品后，有了不一樣的感覺。一部是電視劇《瑯琊榜》，它不再是徹底的架空，而是將背景放置在南北朝時期。“滑族”作為北方一支非漢族群落對線索推演有關鍵作用，但問題首先在于這是一支力量、數(shù)量都較為弱小的外族，南朝對其構成碾壓性優(yōu)勢，但真正強大的外族政權鮮卑人的北朝則完全淡化。另外“滑族”在黑白二元對立的人物序列中完全是“被黑”的一方，這一承擔全部人性陰暗面的形象群體完全沒有自辯的機會，相反赤焰軍“剿滅”“叛軍”的行為反倒成為證實“愛國忠君”充沛的道德資本。縱然困于華夷之辨的歷史局限，但敘述本身可以有更復雜的聲音。人物善惡忠奸的臉譜化設計還是沒能徹底擺脫通俗文藝的窠臼，思想性也從而陷落在傳統(tǒng)觀念的牢籠中，原本豐富的民族歷史提供了沖破的可能，卻未能充分開掘。

　　不過所幸的是主創(chuàng)人員終于愿意面對歷史，以歷史中的事件和人物作為原型支撐起整體架構，并尊重事情發(fā)展和人物性格的基本邏輯，拍攝過程也盡量復原南北朝時期的建筑、服裝等歷史特點，這些做法相比之前同類型的作品更趨近于傳統(tǒng)的嚴肅歷史正劇。有理由相信，路徑體現(xiàn)并會引導創(chuàng)作者的思維觀念。同時作者也不再犯懶病，愿意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逼近邊緣再努力翻轉回來，這些逼近與翻轉，包括二者配合的敘事節(jié)奏，都基本避開了民間傳奇式強烈的戲劇性巧合，大體服膺于現(xiàn)實主義風格。

　　另一部是《鬼吹燈》系列的第一本《精絕古城》。我在意的是網(wǎng)絡或紙質書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品鑒回歸了文學批評，雖然這種批評方式略顯陳舊，但畢竟不是無理性的好惡或者粉絲經(jīng)濟。作為一種類型文學鼻祖，《精絕古城》有所繼承且較為顯著。首先是志怪小說的傳統(tǒng)，選材方面自不用說，僅是開篇關于抓壯丁、鼠友、白紙人還有《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幾乎就像是直接從《聊齋志異》中翻譯出來的。其次是地方文學，創(chuàng)作帶有地方特色本屬正常，但逐漸成為各地刻意追逐的目標，甚至簡單地羅列地名，《精絕古城》不以地域風格為主要構架要素，但敘事和人物語言直接關聯(lián)到有相聲、評書傳統(tǒng)的天津文化，其中的世俗氣息、樂觀精 神、傳奇敘事也與早先的津味文學相仿，地方色彩就這樣被吸收進了普泛性的講述。

　　玄幻是網(wǎng)絡時代新興的文學類型，《精絕古城》號稱盜墓小說的鼻祖，其實也是將盜墓的外殼嫁接到了玄幻的類型之上，從情節(jié)線索發(fā)展來看，這些精彩的盜墓元素只是一個服從于“真實觀”的將玄幻世界合理化的導引器。小說看似距離現(xiàn)實主義很遠，但是相比那些以真實觀、因果律為破壞對象的先鋒文學，可算是一種“回歸”，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和體態(tài)逐漸為年輕的大眾讀者重新接受。

　　主人公胡八一曾被取名“胡建軍”，后來因為叫“建軍”的人太多，改名“八一”。如果說“建軍”指向的是關于歷史的修辭建構，那么“八一”則隱含 著更為原生態(tài)的歷史，其中蘊含了作者的寫作姿態(tài)。《精絕古城》摒棄了過去的徹底回避歷史或者肆意狂歡消解歷史的兩種虛無主義姿態(tài)，堅定地認為“革命”同“當下”具有綿延不斷的隱秘關聯(lián)。胡八一在1960年代做過工兵，雖然遠不如專業(yè)的考古人員，但對土木作業(yè)、受力結構比一般人更熟悉，這一點不但受到倒賣、鑒定古董的“大金牙”的稱贊，更令人物時常洋洋自得引以為榮。當然作為士兵，射擊技能也是主人公自信乃至自保的重要根據(jù)。可以說，“革命身份”雖然沒有對人物經(jīng)歷直接作用，但無法想象沒有這個“前史”主人公還能不能完成那些歷險。在這里，“革命”不是被裝傻的人物視為怪獸，也不是狂熱膜拜的偶像，而是平淡地被接納，不圍觀，也不視而不見。這種對“革命”的尊重順暢地同對“日常”的敬意進行了接洽，胡八一用列寧在電影里的臺詞“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勸說王凱旋幫自己詢問丁思甜對自己的印象，態(tài)度是嚴肅的。

　　作者拉來的歷史很多，雖然不具連續(xù)性，只是簡單的連綴拼貼，但終究不是戴著有色眼鏡的摘取。作為知青插隊時，愛慕女知青丁思甜的暖色調、歷險的刺激以及誤入日軍秘密基地和深入古墓的神秘感或許更適合作為重建歷史現(xiàn)場的途徑。承認并尊重很多事物、意識和話語敘述，呈現(xiàn)為一種多元化的三觀。甚至為了更加逼近“真實”，除了“文革”和知青還大雜燴般地摻入了民國軍閥混戰(zhàn)、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新疆平叛、抗美援朝、尼克松訪華、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等重大歷史事件。講述歷史是個技術活，雖然并不出色，但作者確實企圖聯(lián)系民族宏大敘事和個體微觀人生，仍然是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作出同樣處理的還有民族問題，因為插隊接觸到了一些少數(shù)民族，由于是在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知青下鄉(xiāng)特殊的歷史事件中，幾位漢族主角對當?shù)鼐用裼绕涫窍驅�甚至有一種信任和依賴的心理。雖然這種表面平等的民族關系是以漢族視角淡化他者獨立性為代價，至少民族觀同歷史觀、世界觀一樣更為多元，其精神結構甚至比《瑯琊榜》更進一步，基本退回到了某種歷史起點，撤出了此前各種偏見的歧途，為未來的良性發(fā)展提供了空間。

　　當然如何將歷史和個人更好地關聯(lián)起來，是作者需要用力的地方，也是批評家和編輯需要深入介入網(wǎng)絡小說創(chuàng)作的地方，而不僅僅是面對傳統(tǒng)精英文學所做的遴選發(fā)現(xiàn)的工作。其實今天的現(xiàn)狀并不新鮮，虛擬空間作為新媒體僅僅是載體發(fā)生變化，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沖擊、對后者既有體系的重新洗牌的實質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彰顯。新中國成立后除了對老作家進行改造，更著力于新作家的培養(yǎng)，從專業(yè)作家、編輯、批評家、學者流水線式全方位的關注都對業(yè)余作家的成型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工農兵作家的文稿有專業(yè)作家或職業(yè)編輯幫助潤色。當然今天不再可能延續(xù)這種計劃性很強的寫作模式，但是否應該放任大眾文化制造者于市場則可討論。

　　有一點或許可以肯定，如果說有什么天經(jīng)地義就應該是“全民所有制”，文學便是其中之一。文學創(chuàng)作的愉悅，文學作品的陶冶，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有享受的資格。這樣說不是放逐精英文學，相反是加重了后者的責任，專業(yè)的作家、專業(yè)的編輯、專業(yè)的評論者、專業(yè)的出版機構、專業(yè)的文藝組織者，都應該與這些沒有頭銜的普通人深入互動起來，共同推動文學的發(fā)展，而不僅僅做一個旁觀者或衛(wèi)道士，不僅僅做一個站在一旁心不在焉挑挑揀揀的拾荒者。精英文學要積極介入虛擬空間，大眾文化也不該被攔在殿堂格柵之外，這也是精英文學圈里各種身份的人突破圈子走向民眾的良機。

　　虛擬空間的游戲規(guī)則不同于以往精英文學經(jīng)典化流程和規(guī)則，見慣了家禽家畜的精英文學眼里新媒體孕育的藝術形式和藝術法如同異形巨獸，然而這些巨獸并非不能成為菩薩的坐騎。現(xiàn)在的虛擬空間形成了日趨樂觀的發(fā)展路徑，雅文學和俗文學、傳統(tǒng)文學和網(wǎng)絡文學都在積極爭奪讀者。我們深處這一變革的進程之中，相比盲目拒絕，我想積極探索新的角色定位或許更有利于全媒時代文學的健康有序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