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領域歷史虛無主義的三種手法

　　優秀的文藝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其美學上的優良品質是一方面，史學上的優良品質是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面，這意味著文藝創作正確地把握了歷史。所謂正確把握的歷史，應是本質規律和運動趨勢所統攝的總體的歷史、具體的歷史、客觀的歷史、莊重的歷史。但是，現在有些文藝創作特別是涉及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彌漫著一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碎片化、抽象化、娛樂化等手法來擺布、虛無歷史，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變得扭曲而迷亂。

　　以碎片化手法解構歷史

　　首先是以孤立的個人際遇遮蔽社會總體趨勢，造成作品歷史敘事碎片化。“熟知非真知”，“真實非實在”，歷史的真實是能夠體現或觸摸到歷史本質的實在，文藝所反映或表現的真實是具有典型性的實在。藝術真實當然離不開對個人和細節的描述，但只有當個人和細節是代表一定的社會本質及其傾向時，當事件發生的動因或人物行為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孤立要素或個人欲望，而是來自其所處的社會總體與歷史潮流時，作為實在的細節和個人才能夠獲得歷史真實性品質。一個時期以來，對個人口述史和回憶錄的追捧，使得一些人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不是聯系社會總體發展的實質，而只是用個人在某個時期的見聞代替對整個歷史時段的把握。 更有甚者，以個人好惡評價歷史是非，甚至從個人恩怨出發來把握歷史、評斷歷史。比如，有的作品以某個在“文革”時期遭遇極大不幸的知識分子的經歷，來描繪整個時代；有的作品以個別的縣志記錄來推測全國的形勢及數據，并得出以偏概全的結論。以瑣碎化、個人化、地方化的“小寫的歷史”代替了總體把握的“大寫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敘述只能把人們導入歷史的盲區和誤區。

　　其次是以片面的細節選擇解構主流歷史評價，造成作品歷史觀念碎片化。一些創作者可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如有些戰爭題材文藝作品，專門選擇激戰場面、血腥場景進行特寫，而對體現戰爭本質的人民性背景則予以忽略。在這些創作者眼中，戰爭只是廝殺，不需要辨別戰爭有沒有意義、犧牲有沒有價值；創作只要從市場切入，在市場上贏得觀眾即可，核心就是贏取眼球。這樣回避主流歷史評價的片面化選擇，就使那些熠熠生輝的英勇與犧牲全都變得黯然失色，把為民族獨立而戰、為社會進步而戰、為人民解放而戰的正義、崇高的歷史場景和歷史人 物都虛無化了。還有些創作者，習慣于選擇性感受黑暗，單向度捕捉丑陋，熱衷于渲染負能量形象，而對于表現光明、表現總體性社會發展趨勢、表現正能量歷史題 材則力有不逮。這往往會使人們陷入碎屑性迷惘，只見毫末，不見輿薪，看不到主流歷史觀念所指向的希望和前景。

　　以抽象化手法混淆歷史

　　其一是有些作品把人性抽象化，給歷史人物貼“普遍人性”的標簽，使歷史在這樣的抽象中被虛無化了。這主要體現在一些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特別是革命歷史題材和戰爭題材作品中。對人物做“中性化”處理是其具體表現和主要手法。“中性化”就是給好人添加點壞人的元素或特點，給壞人添加點好人的元素或特點，使人沒有好壞、善惡之別，都體現為觀念決定的抽象人、普遍人，從而使主流史 觀和主流價值被解構。比如，有的作品寫剝削者，涂上一層仁慈的玫瑰色；寫漢奸，點綴些美好人性；寫殘暴侵略者，也要在其眼睛里流露出人道的哀傷……這樣就將人物形象抽象地中和化了。本來這些反面人物，可以激發起人們批判丑惡的正義力量，但現在一中和，這種激發就失去了著力點。還有些作品則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噴灑一些惡劣個性以實現中和。這樣一來，就使得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被混淆，唯物史觀所確定的主流價值被貶低，非主流價值和反主流價值被拔高。在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判中，拆除了基本的善惡、美丑界線，使受眾喪失了對崇高的敬仰感和對卑劣的批判力，陷于一種平庸的審美。

　　其二是以抽象學 科理論裁剪歷史具體，給歷史事實過“學科的篩子”，使其脫離歷史情境而抽象為瑣碎的學科材料。這在一些文藝評論和文學史寫作中表現突出。比如，有人以現行法律觀點去衡估革命，給歷史過“法律的篩子”，要求糾正不合法的歷史存在。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農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違法的，是土匪行徑；認為《白毛女》中的楊白勞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而楊白勞一直拖欠不還，還出去躲債，是違法行為。再比如，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中，有學 者主張給革命文藝作品過“審美的篩子”，認為革命文藝大多是標語口號和為政治服務，沒有什么審美價值，不配進入文學史。以重寫文學史的名義，一些文學史家 對當代文學前后兩個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對前三十年文學一概否定，將其批駁得一無是處；對后三十年，尤其是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則極盡溢美之詞，稱其為文學的黃金時代，等等。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捷指出，“評價歷史，最忌諱的是脫離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以今日之是主觀地評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 非主觀地評判昨日之是。”這里的“脫離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實際上就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所采取的抽象化手法，他們以此來達到混淆歷史是非的目的。

　　以娛樂化手法戲說歷史

　　娛樂化的典型手法就是戲說歷史，使人們對歷史認識扭曲、錯位。一段時間 以來，部分戲說歷史、戲說歷史人物的古裝影視劇，受到熱捧，走紅熒屏，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看待歷史的態度和習慣，使廣大群眾對歷史的認識明顯錯位。一些創作者把帝王將相美化為可親可敬的仁者和人民大眾的救星，封建帝王由嚴酷、暴虐的壓迫者變成了謙謙君子和有情郎，是好父親、好丈夫和一心為民的好皇帝，從而使一種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壓迫性力量成為一種虛擬的、想象的解放性力量。由于戲說劇的娛樂特質，對一些觀眾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收視率也明顯走高，受此影響，其他表現近現代歷史的影視劇也都或多或少加入了戲說成分，減弱了歷史的嚴正性，很多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在劇中明顯失真。

　　20世紀30年代，魯迅先生即明確反對導演改編《阿Q正傳》，他認為，《阿Q正傳》“一上演臺，將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實不以滑稽或哀憐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國此刻的‘明星’是無法表現的”；“此時編制劇本，須偏重女腳，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這些觀眾之一顧”。這表明魯迅對當時舞臺表演娛樂化的警惕和清醒。娛樂是文藝功能之一，但并非其功能的全部和根本。如果把文藝當成為娛樂而娛樂的載體，認為娛樂是文藝的根本屬性，甚至以娛樂化方式表現極為嚴肅的主題，就會使本應負載的歷史價值和精神取向被虛無化。

　　當前，一些著名歷史人物進熒屏、進游戲、進段子成為一種時尚，當這些重量級歷史人物 在熒屏、游戲和段子所交織的藝術舞臺上展示其當代觀賞性時，不知這是歷史的墮落還是藝術的墮落，抑或是趣味的墮落、人性的墮落。藝術對歷史的“惡搞”不僅 出現在網絡、游戲、微信、微電影等媒介中，而且現實生活中也成為了某些人的文學性話語習慣。這些“惡搞”歷史現象的泛濫，使人們對待歷史態度輕佻，喪失了應有的嚴肅性和莊重感，是文藝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一種泛化表現。

　　(作者單位：求是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