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題研究與新詩解讀的前景

　　在當下的文類格局中，詩歌或許處于最邊緣的位置。但詩歌圈內部實際上并非如此落寞，反而熱鬧得很，無論是每年出版的無以計數的詩集，層出不窮的詩歌 獎項，還是名目繁多的詩人節、詩歌研討會等，均表明詩歌圈內并不沉寂。然而，圈內與圈外似乎隔著一道墻。而這種隔絕狀態的原因之一，便是詩歌難懂。不僅許 多業余讀者望“詩”興嘆，文學研究者也多視之為畏途，當然也不乏不屑一顧者。

　　詩歌難解，自古而然，董仲舒所謂“詩無達詁”雖別有用意，但已道出詩歌讀解的隱憂。白話詩運動的出現，本來是想以明白曉暢的語言，使詩人的表達 具體化、準確化，但無奈詩終究是詩，正如周作人所說的需要“余香與回味”。隨著西方象征主義詩潮的涌入，新詩更是走向了晦澀、朦朧一途。

　　上世紀三十年代，隨著現代派漸成氣候，新詩看不懂的問題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先是1936年李健吾解讀卞之琳的《魚目集》，卞之琳卻認為李健吾 的解釋有些地方“顯然是‘全錯’”，李健吾作為專業讀者尚且如此，其他可料。1937年新文化圈圍繞現代派詩“看不懂”的問題，還爆發了一場論爭，梁實秋 針對卞之琳和何其芳的作品致信胡適，批評這些詩讓人讀不懂，胡適響應梁實秋的意見，附言批評，但此舉卻引起周作人和沈從文的據理討論�？梢姮F代詩的難懂已 成公案。

　　或許是鑒于新詩難懂，孫玉石先生試圖開辟中國現代解詩學，意在總結三四十年代以來的新詩解讀經驗。在孫玉石看來，新詩解詩學包括實踐與理論兩方 面，以朱自清為例，解詩實踐是指“對詩的本體進行微觀的解析”，理論則是指將這種實踐加以理論化。重點在于解讀者要不時地更新自己的詩歌觀念，提出多元化 的新詩審美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尺度。從這個角度來看，吳曉東的新著《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母題》可謂當代解詩的實踐成果。這不僅在于該書對現 代派詩人戴望舒、何其芳、林庚、廢名、徐遲、卞之琳等人的詩作都進行了微觀的詩學分析，還在于該書的理論與方法視野。

　　該書題為《臨水的納蕤思》，源自古希臘一個唯美的神話。據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記載，納蕤思(Narcis⁃sus)長得十分俊美，得到了眾神的傾 慕，但他都不為所動。直到有一天，他打獵歸來，在湖邊飲水時看到了水中的倒影，從此便深深迷戀上了水中的自己，以至憔悴而逝。這個神話故事成為歐洲文學中 一個常見的母題，經由現代派文人瓦雷里和紀德的中介，也來到了中國現代詩人筆下。

　　然而，該書并不是一部關于納蕤思如何到中國“旅行”的故事，相反，是關于現代派如何處理類似詩學問題的著作。納蕤思的臨水自照，實際根源于他對 樂園的向往，以及實現這一樂園的形式的追求。而在象征主義詩人看來，詩人的職分也正是為心靈尋找到完美的藝術形式。也就是說，“臨水的納蕤思”提供了這樣 的可能：心靈世界與藝術主題實際上是同一的，或者說二者具有同構性。這個傳統可能是象征主義詩人發明出來的，是象征主義詩人思考詩學問題的形式中介，它因 此具有“詩的自傳”意味，指向詩學本體論。而該書研究的重心實際上正是現代派的“詩的自傳”，旨在經由考察現代派的藝術世界而理解其精神世界。

　　現代派詩人對藝術形式的執迷，體現在他們大量運用的一系列具有詩學本體意義的藝術母題上，這包括“鏡”“樓”“古城”“鏡花水月”“遼遠的國 土”等。如納蕤思的臨水一般，這些母題具有心理與形式的雙重屬性，它們既是詩人尋找或創造的藝術形式，鏡、樓等都具有極強的形式意味，同時又都投射出一個 遼遠的空間，因其對現實的超越性，而具有烏托邦的屬性。這正是現代派詩人身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歷史語境而召喚出來的烏托邦或異托邦視景。

　　另一方面，“詩的自傳”還蘊含著詩人的自我認知。納蕤思的臨水，實際上是一個經典的鏡像結構，詩人和他的符號世界也是如此，因而，通過追蹤詩人 如何為他們的心靈世界尋找客觀對應物，可以發現詩人“主體的真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通過對其鏡像結構的揭示，我們有可能捕捉到詩人的自我與主體究竟 是如何符碼化的具體歷程，從而尋找到一種把‘主體的真理’與形式詩學相結合的有效途徑”(《臨水的納蕤思》，頁15)。

　　現代派詩人們通過詩歌營造了一個遼遠的烏托邦，但這個空間又往往顯得虛幻，是鏡花水月的世界，相對于同時期左翼作家筆下的烏托邦世界，現代派筆 下的烏托邦缺乏社會與歷史的具體性，因而只是一個幻美或是審美的空間，是詩人逃避現實的通道。但問題還在于，詩人們真正關心的似乎并不是這個烏托邦的具體 形態，或它是否能夠實現，而是更在意“懷想”的姿態。也就是說，詩人更愿意耽于沉思和想象的過程，正如作者借用莎士比亞的話所指出的，他們所擁有的是“玫 瑰的名字”，他們就像被湖里影像迷住的納蕤思一樣，被符號世界吸引住了，而這實際上是一個表象的世界。其自我認知的鏡像結構，就在主體與表象之間的無盡循 環。這種封閉性的鏡像結構，潛藏著現代派的危機，首先是其烏托邦視景因缺乏現實支撐，而要面對被現實轟毀的可能；其次是詩人的主體性建構因缺乏更為廣闊的 歷史維度，也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作者對現代派的某種歷史和價值評判。

　　母題研究豐富了解詩的理論和方法視野，它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我們“讀不懂”現代詩的偏見�，F代詩歌難懂的主因，便是詩人往往創造了許多私設 的象征，加上語法上的有意省略，形成了如朱自清所說的串兒被藏起來的珠子，使讀者無法得到連續而清晰的意義。而現代詩人也大多主動追求晦澀，如波德萊爾就 把不被理解當作一種榮譽。母題研究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試圖在個性化與私人化的現代派中，找到一種群與類的意義，而從現代派詩人書寫“遼遠的國土”“鏡” “古城”等意象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它們確實具有公設象征甚至是集體無意識的特點。因而也可以說，新詩尤其是現代派詩歌也并非不可懂，其個性化的背后實際上 也印刻著時代與文化傳統的印記。能否讀懂現代詩的關鍵，則在于能否找到其心靈世界外化為藝術形式的中介，也在于如孫玉石所指出的能否更新自己的詩學觀念。 母題研究雖然并不時新，但在解讀現代派詩歌時是有效的，而且豐富了我們對現代派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