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復興，必須與自由主義對話

　　如同大家都已感受到的，最近思想文化領域的確出現(xiàn)了一些趨勢性的變化。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fā)生深刻變遷，整個輿論環(huán)境正在 被重構。換句話說，風向變了，原來刮西風，現(xiàn)在變成東風了，原來刮南風，現(xiàn)在刮北風了。而眼下我們正處在這個重大變遷發(fā)生的過程之初。

　　一、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fā)展

　　這個變遷是怎樣發(fā)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著什么？這是我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

　　中共十八大之后，比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這樣幾個，它們雖然正在或已經(jīng)發(fā)生，但未必會引起大家認真的思考。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 26日到山東曲阜考察并發(fā)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講話。上半年在曲阜參加會議期間，我專門問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時候到?jīng)]到過 孔廟？人家說，那當然到了。這個舉動非同小可，我們且不論他講話的內容，就他到這個地方本身那就帶有巨大的象征意義，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實際意義。

　　二是2014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儒聯(lián)發(fā)表的關于儒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長篇講話。后來官方發(fā)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談到了他對 儒學的認識。這一舉動意義尤其重大，因為曲阜之行僅僅是開了一個小范圍的座談會，而在國際儒聯(lián)的講話面對的則是海內外一千多名學者。“文革”結束之后近 30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對儒學、對孔子、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一直比較曖昧。你說他反對，他也沒有明確地反對，你說他支持，他也沒有明確的支持態(tài)度。但是習近 平這個講話、特別是在國際儒聯(lián)的講話，很鮮明地表達了共產(chǎn)黨人對儒學的態(tài)度，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對中華文化復興的態(tài)度，所以這個講話尤其值得重視。

　　另外現(xiàn)在遍布大中小學的讀經(jīng)班，各種各樣的國學班風起云涌，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到處都在辦國學班。另外近年來，各種國學機構、儒學研 究機構、傳統(tǒng)文化研究機構雨后春筍般爭先恐后地出現(xiàn)。這是當前我們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都昭示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 候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遷，正在發(fā)生方向性的轉折。

　　問題在于從這些現(xiàn)象當中我們能得出一些什么結論？我提出下面幾點跟大家交流。

　　(一)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fā)展。這是從上面的這些細節(jié)當中我個人得出的一個結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三十年為界我們至少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

　　一是從1919年到1949年，全盤西化，向西方完全打開了大門，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雖然日漸強大，但并沒占主流地位。

　　二是從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完全向西方關上了大門，這個關門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討論。也就是 說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怎么概括這個趨勢，我們可以討論，當然我有個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也是一個本土化的趨勢，但 是這個本土化是和中國另外的思想流派聯(lián)系在一塊的，和今天總書記所推動的本土化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和內涵。我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是法家學說占主 流地位的一個時期，我們很多東西在法家化，反對溫良恭儉讓，拒絕仁義禮智信，和儒家學說對著干。法家的東西加上以階級斗爭為綱，加上階級觀點，加上本土化 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我們前30年的基本情況，總的趨勢是向西方關上了大門。

　　三是從1979年到2009年或者是到十八大，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質疑“文革”的基礎上展開的，大的口號叫改革開放，全面 向西方開放，向西方靠攏，所以80年代是個全盤西化占主流的時代，這一點為大家所公認。在我看來，如果80年代是轟轟烈烈地全盤西化的話，那么90年代則 是悄無聲息的全盤西化。1998年思想界曾經(jīng)提出過一個判斷：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就是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tài)，它恰好是在90年代被公開化的，而并不是 在80年代。公開地打出自由主義的旗幟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雖然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對儒學的研究不像80年 代一樣被壓抑，但同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也在繼續(xù)深入。近一段時間，有關方面呼吁高校清理正在使用的英文原版教材，這些西方的原版教材，都是90年代進入高 校的，即使到2000年之后也是這樣，大學特別是經(jīng)濟學、法學、政治學全盤和西方接軌，所以近30年來的主要趨勢像80年代一樣，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 仍然是西化。盡管與此同時，儒學研究、傳統(tǒng)文化研究、國學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但這個復興的程度遠沒有最近幾年轟轟烈烈。

　　四是從十八大之后，一個全面本土化的時代已經(jīng)開始，我們正在進入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如何評價，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時代業(yè)已開始，思想、理論、 文化上的新時代已經(jīng)開始。包括中醫(yī)、中藥、漢服、漢語、漢字等，都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圍之下，包括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治理這些問題都在得到格外 的強調。總之，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fā)展。

　　(二)近30年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fā)展繁榮的局面正在走向終結。大家注意，不是社會科學在走向終結，而是 社會科學高速發(fā)展繁榮的局面在走向終結。1949年后，前30年是人文學術占主流、人文學術主導的30年，像經(jīng)濟學，只是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 及若干個大學得到保留，其余全部取消，山東大學只留一個政治系，另外還有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文科就這幾個系，其余的法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包括人類 學，這些學科都被取消，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學科都是西方的，我們1949年向西方關閉大門的時候，我們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國主義文化，一起關上了大 門。院系調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調整，把全國的法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集中在幾個高校保留下來，其余的學校全部取消了這些學科。

　　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學術主導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臺經(jīng)常出面發(fā)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周揚， 都是這些人物，就不要說馮雪峰、丁玲這些人了。處在國家核心領導機構中樞的那些智囊們是誰？張春橋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學評論家，張春橋也是個寫雜文的， 辦報出身。總之，你找不到一個社會科學家。

　　而近30年站在前臺發(fā)言的已經(jīng)完全是另外一撥人了，是吳敬蓮、厲以寧、林毅夫、樊綱。處在中樞領導機構的也是政治學家。所以近30年來，一有重大發(fā)言機會，在前臺上活躍的全部都是社會科學家，要么是經(jīng)濟學家、要么是政治學家、要么是法學家，很少看到人文學者在發(fā)言。

　　的確，近30年學界的一大變化，如同陳平原先生前幾年所言，是社會科學的崛起，在我們身邊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學科，而且這些學科出盡風頭。各個 大學都爭先恐后地辦經(jīng)濟學院、法學院，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也是這樣。近30年在高校發(fā)生的一個巨大變化是學科結構的變化，社會科學高速崛起、全面崛 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個顯著事實。在高校，在我們的身邊，原來沒有的學科出現(xiàn)了，原來沒有的人物也出現(xiàn)了，原來大家收入都差不 多，現(xiàn)在突然校園內部貧富懸殊。

　　我個人認為，社會科學的好日子差不多了。盡管你的收入可能還很高，但是社會科學從目前開始，它高速發(fā)展的局面已經(jīng)停滯下來，至少正在進入一個比 較緩慢的發(fā)展時期，為什么呢？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背后的預設都是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西方價值，所有的學科都是西方的，中國沒有社會科學，連經(jīng)濟學這種概 念都是從西方來的。你沒辦法再去研究了。像經(jīng)濟學的假設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能再宣傳嗎？一些經(jīng)濟學家確實被他的學科異化了，經(jīng) 濟學家老是感覺人都是自私的，老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覺地把理論前提變成實際行為準則。在未來一段時間，這肯定不行。

　　從較長時段來看，這些學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國經(jīng)驗理論化。這些學科不是沒有自己的發(fā)展余地。30年中國高速發(fā)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國經(jīng)驗 給人類社會提供了哪些西方?jīng)]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煉成帶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原則？這應是下一步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所要面對的課題。我 們都說中國崛起、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的特征在哪里？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而恰好這3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秘密在哪 里？道理在哪里？我個人認為，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在更強烈地面對一個本土化的歷程，這個本土化就是把中國經(jīng)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修改、修訂被我 們視為一般法則的那些經(jīng)濟學和政治學的預設。但是這是短期內能做的嗎？即使有這種抱負和雄心，短期內也做不了這個事，沒有10年、20年的準備時間做不了 這個事情。所以我個人一個悲觀的觀點是：經(jīng)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這些學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陷入停滯階段。最近到雜志上去讀，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到一 篇很好的富有理論深度的經(jīng)濟學的文章、政治學的文章、法學的文章。我主編《文史哲》雜志，對這方面非常關注，從《文史哲》的來稿方面看，這一點非常清楚。 《文史哲》一般不發(fā)或者少發(fā)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但是經(jīng)濟哲學、法哲學、政治哲學的文章還是要發(fā)的，但是最近這一段政治哲學、法哲學或者是經(jīng)濟哲學的東西 急劇減少。所以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它高速發(fā)展的局面已經(jīng)結束。這和我們的精神氣候相關，對西方價值的警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學科研究者 的自由度，而在一個非自由的心態(tài)下，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是無法被期待的。這是我從上面那些現(xiàn)象得出的第二點結論。

　　(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tǒng)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這和我剛才說的是相應的，社會 科學高速發(fā)展的局面走向終結，與此相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tǒng)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它最后能不能進入主流，我們還要再觀察。但是最 近確實表現(xiàn)出，一批學者正在努力使儒學、國學、傳統(tǒng)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從冷門變?yōu)轱@學，要從邊緣走向中央。傳統(tǒng)文化研究、國學研究、儒學研究的春天確實 已經(jīng)到來，最佳機遇已經(jīng)到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別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與配合，而在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時，天時 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來。最近國學專家、儒學研究人員非常忙。以前光社會科學家忙，現(xiàn)在搞傳統(tǒng)文化、搞儒學的人也非常忙，東迎西請，不亦樂乎！眾所周知，80年代有 一個口號，叫史學危機，感覺歷史沒人學了，最近幾年是空前的讀史熱，史學危機的口號再也沒人提了，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民間的讀史熱在升溫。這一切都說明一 個問題，人文學術的地位正在發(fā)生較大變化，它最后能不能從邊緣進入中央，那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但是它至少不像以往一樣被大家冷在一邊了。

　　需要在此強調的一點是，儒學的復興、國學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復興，人文學術的主流化，不但具備了主觀上的可能性，客觀上的物質基礎看來也已經(jīng)具 備。為什么傳統(tǒng)文化最近熱起來了，為什么那些家長都把孩子送去讀經(jīng)，去背《論語》、穿漢服，而且純粹是民間的、自發(fā)的，這和一個問題相關：中國社會正在從 貧困走向小康、從短缺走向過剩、從文盲遍地走向高等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眾化，這給中國的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因為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詩詞歌 賦歷來是精英文化、貴族文化、有閑階級的文化，普通的勞苦大眾沒有辦法享受中國的文化。第一必須有錢，第二必須有閑，然后才能學文化。而在過去老百姓溫飽 尚且不能保證，他怎么學習文化？而學不到一定的文化，掌握不了足夠的漢字，唐詩、宋詞、漢賦、元曲，他怎么享受？怎么品味？怎么理解？怎么鑒賞？怎么把它 變?yōu)樽约簝仍诘臇|西？且不說四書五經(jīng)了！現(xiàn)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廣場舞、旅游熱的大規(guī)模流行，都昭示了一個問題，人們現(xiàn)在不但有錢，還有閑，有時間。這個背 景再加上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已使大家能夠具備接受中國在過去只有貴族、精英才能享有和壟斷的文化。所以，未來中國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已經(jīng)奠 定。前幾天，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接受采訪，他說中華書局近來出版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發(fā)行了一百多萬冊，這在過去根本不可想象。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普羅 大眾已經(jīng)具備享受、理解、掌握、融化中國曾經(jīng)被貴族、地主、精英、士大夫所壟斷的那部分文化，這是我們今天出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熱的物質基礎。

　　這是從物質上講，另外從政治上講，實際上很多人都在考慮，習近平為什么到曲阜、到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去講話，到人民大會堂面對國際儒聯(lián)這么一批海 內外學者講話。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也是理論界已經(jīng)討論很長時間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開始了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變，從綠林文化到廟堂文化的轉 變。要想從造反的異端走向執(zhí)政的正統(tǒng)，必須走向秩序，必須走向長治久安，必須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傳統(tǒng)的文化恰好是強調血緣親情、強調秩序、強調權 威，反對革命，強調和諧。所以恰好在這個時間，儒家文化滿足了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空白，社會對長治久安和穩(wěn)定的渴望，這為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強大的 基礎。另外從歷史上看也同樣是這樣，從劉邦造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70年的時間，從1949年開國到十八大召開，接近70年的時間，基本上都是這樣。共產(chǎn) 黨在奪得江山之后，面臨著和劉邦、朱元璋不同的兩大局面：第一，一個強大的儒學的力量已經(jīng)不復存在，被“五四”運動沖得稀里嘩啦，所以當年劉邦面對一個強 大的儒生集團，朱元璋也面臨一個強大的儒生集團，而這個儒生集團的同化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當共產(chǎn)黨成功之后，這個力量已經(jīng)不存在了。第二，當共產(chǎn)黨成 功的時候面對的是強大的西方化的意識形態(tài)，這一點更是劉邦和朱元璋所沒碰到的問題，所以共產(chǎn)黨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變異常的艱難，要克服的障礙更多，直到 現(xiàn)在，我們才能說基本上克服了，也還沒有完全克服。這就是習總書記無論是在曲阜講話還是在國際儒聯(lián)的講話后，反響僅限于學界和民間的原因所在。

　　二、必須與自由主義對話

　　上面我指出了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問題在于這種近期走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持續(xù)下去，也就是它的前景。

　　我有這樣兩點認識需要提出來與大家討論，一個是，我認為，儒學要想復興，必須走向世界，因為人類現(xiàn)在是在同一個地球村內生活，不是在一個個封閉 的帝國內生活。而傳統(tǒng)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為國際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國際學術界認可和尊重，我覺得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必須與在這個地球村內占主流地 位的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

　　最近幾年我參與尼山世界文明論壇的籌備，第一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是儒學和基督教的對話，明年召開第四屆，是儒學和伊斯蘭教的對話。我們去年在山 東大學召開了第三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強調人類多元文明。在討論尼山論壇議題的時候，我提出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要想辦成一個被國際思想界認可的論壇，它必須 和自由主義這個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開深度對話。因為你只有和主流對話才有可能成為主流，和主流對話即使失敗了，不占有利地位，但這不妨礙你成為重大的 思想流派之一。你和邊緣對話，你永遠是邊緣，你成功了也是邊緣。所以，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要想在世界思想領域占有自己應有的地位，它必須和世界上占主流的被 西方主流思想界奉為旗幟的自由主義展開對話。這個意見最后沒被接受，但是《文史哲》編輯部2015年5月1日在濟南舉辦了一個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我們 擬定的議題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這個對話至少從各種反響上來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本人還有一個看法，認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斯蘭教也好，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它們都企圖通過某種信仰、某種修煉而使個人得 到解脫。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這都是個體解放，著眼于個人。世界上只有三種思想形態(tài)是有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理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第一 是自由主義，現(xiàn)在西方政治、社會、經(jīng)濟制度的運行是在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下。第二是社會主義，馬克思有一套社會發(fā)展理論，計劃經(jīng)濟等，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管 理。馬克思的口號是“只有每個人獲得最后的解放，人類才能夠獲得最后的解放”。它是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解放、人類共同體的解放，而不是個人的解放，盡管馬克思 的理想社會是一個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但是他主張的是階級的解放，他憂慮的是人類的命運。第三是儒學，儒學和道教、佛教的最大差異就是道教和佛教都是個體解 放，當然，佛教在傳播的過程當中，它受中國本土的影響要普渡眾生，但它本身都是個體解放。而儒學關注的是共同體的小康和大同，關注的是天下、人類的健康發(fā) 展和諧相處。

　　現(xiàn)在一個新的對話已經(jīng)開始，就是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誰勝誰負目前尚難判斷。儒家對于人類社會理想、仁義禮智信的那一套 觀念在多大程度上能戰(zhàn)勝自由主義的理論預設、個人主義的理論預設很難說。也就是說我們人類的未來，到底是會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來組織，還是按照儒家的基本 原則來組織，現(xiàn)在不好說。《文史哲》雜志前兩年開辟了一個專欄，叫“選舉政治與賢能政治：儒家的未來”，但是，《文史哲》雜志上的這個對話沒能進行下去， 因為在中國現(xiàn)在找不到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我需要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能把儒家學說的那些問題、毛病都能看得很清楚又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搞這個 對話的時候，想找的儒學專家多得是，但是想在中國找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目前找不到。我想找一個人能從自由主義的角度，把儒家選賢任能的弊端給它揭示出 來，指出問題在哪里，還必須既有實證材料，又有理論上的說明，但我找不到這樣的人。由于這樣一篇重量級的文章沒有，這一拳就打個空，打著打著就沒有激情 了。

　　另外像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話，也應該進行下去。我個人認為儒家學說要想獲得世界性的地位，它除了和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之外沒 有其他出路。它不在于你研究多少，也不在于你是不是辦讀經(jīng)班、國學班、書院、儒學研究機構、傳統(tǒng)文化研究機構，關鍵是你能否在基本原則問題上和世界占主流 地位的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這樣你才能獲得世界性的影響。

　　這個對話涉及較大的一個問題是，儒家學說是不是傳統(tǒng)的？而自由主義是不是現(xiàn)代的？自由主義和儒家學說的對話是不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話。這個需要討 論，我感覺我們以往的理解是有問題的。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與儒家學說的對話是不是農(nóng)耕文明與工商文明的對話，我覺得我們在理論上得解決這些問題，不解決我 們的對話就沒法進行，假如說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話，那怎么對話呢？毫無疑問大家都會擁抱現(xiàn)代。假如自由主義和儒學的對話不是工商文明和 農(nóng)耕文明的對話，而是兩種文明形態(tài)的對話，是兩種對等的、并列的治國理政的學說之間的對話，那就是另外的問題。100年前，我們發(fā)現(xiàn)了文化的時代性，從此 我們老是認為儒家學說是中世紀的學說，而自由主義是現(xiàn)代的學說，這種理解弊端非常大。后來像龐樸先生這些人發(fā)現(xiàn)了文化的空間屬性，認為它是個民族的文化形 態(tài)，不是一個落后的時代文化，而是一個帶有永久的、獨特追求的、特別價值指向的文化形態(tài)，它永遠不會被現(xiàn)代社會所同化。假如把儒家文化放在這個層面上去 看，它和自由主義之間就是對等的。

　　儒學的生命力能不能最終拯救中國尤其要體現(xiàn)在另一點上：儒學要想主流化，成為21世紀的主導價值觀，它必須根據(jù)自己的基本原則去創(chuàng)造出一種高于 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儒學要想獲得生命力，不是在講堂上，也不是在研究院，也不是在研究所，它必須根據(jù)自己的原則去創(chuàng)造一個優(yōu)于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讓人 們認為你這種生活方式更好，生活得更舒服。這是全部問題的核心。我們能不能根據(jù)儒家的原則創(chuàng)造出一個更富有人情味的、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溫情 脈脈、講信修睦這樣一個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創(chuàng)造出來，儒家就有強大的生命力，否則免談。我感覺我們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這種生活方式，就是中國的唐代，看當年在長安 居住的外國人的描述，他們很向往中國的這種生活方式，那是按照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原則、儒家生活的基本原則創(chuàng)造出的一個讓當時的其他各國感到最好的生活方式。 我一直認為，當年的唐代就是現(xiàn)在的美國，大家都自發(fā)地來學習，不需要強迫，這種生活方式是可以效法、可以復制的。今天的韓國，包括日本，都采用過這種生活 方式。我們今天能不能再造一個禮儀之邦，這一點攸關儒家的生命。

　　我一直主張要重建禮儀中國禮儀之邦，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采訪的時候專門談了這個問題。重建禮儀之邦從重建禮儀山東開始，不但要建禮儀山東還要 建仁義山東，有什么不好呢？我們就在這兒試試。我的研究院同事曾振宇教授連續(xù)在政協(xié)會上提案，要創(chuàng)建曲阜文化特區(qū)，重建一種生活方式，你要了解一種典范的 儒家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去看看，就像你想了解改革開放到深圳去看看一樣。山大王益民教授曾發(fā)表過一篇文章《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東方倫理型市場經(jīng)濟》，我覺得 很有價值。我們的市場經(jīng)濟不是在西方展開的，而是在中國倫理網(wǎng)絡中展開的，使無情的市場經(jīng)濟帶有人間溫情的色彩，有什么不好呢？倫理關系在市場經(jīng)濟當中是 有害的還是有益的？值得討論。中國有一句話：“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按照儒家的概念來說，中國人重然諾，守信用，有什么不好嗎？西方重契約，很好，中國 重然諾，有什么不好嗎？為什么要廢棄、批判呢？紙幣早在宋代就出現(xiàn)了，那完全是建立在守信用、重然諾這樣的儒家原則之上的，當然儒家這樣的原則能和西方的 契約精神互補起來就更好，所謂的東方倫理型市場經(jīng)濟如果有這些因素，沒什么不好。曾經(jīng)有人寫過一篇回憶，說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1943年左右，有大批的北方 人逃到西南，當時的政府也不大管用，這些逃到西南的人最后幾乎全部消融在朋友當中、親戚當中、老鄉(xiāng)當中，沒叫政府出一分錢。現(xiàn)在我們也是這樣，一家有難周 圍人都幫助。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有什么不好嗎？很好啊。這些原則沒有錯誤，能不能把這些元素都融到按照儒家的生活原則來構 建的那個嶄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去？我們能否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既能吸收社會主義的平等元素，又能吸收自由主義尊重個性、尊重隱私的元素， 既有契約精神，又有人情味，這一點攸關儒家的生死存亡。

　　以上就是我在儒學復興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我的工作使我能夠看清當前儒學復興的問題所在，我們應該怎么做才更好，而不是一味地狂熱。我們都要保持 一個很冷靜的態(tài)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首要品質，是你必須擁有理性。你和老百姓不一樣，你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不一樣，國家拿了錢叫你接受高等教 育，你還和那些草根一樣狂熱、上街砸日貨，那能行嗎？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最重要的，第一，你必須有人文精神，第二，你必須得有理性，能克制自己， 知道大局所在，你能知道哪個事情有危害性，發(fā)展下去有問題。

　　我認為國學復興帶有深刻含義，它已經(jīng)變成一個運動，大家不要輕看這個運動。我們今天在這里講話，窗子外邊不知道同時會成立多少儒學研究機構，不 知道會建立多少書院，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年、多少兒童走進讀經(jīng)班。我是要幫助大家理解我們身處其中的，窗子外面正在變成現(xiàn)實的那個強大的變遷過程本身，從而 在讓我們置身其中的同時，了解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并把握未來的趨向。

　　(全文約20000字，《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