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評事件”到批評精神

2015年軍旅文學評論的啟示

　　傅逸塵對軍旅文學作品的持續觀察和研究，在2015年有引人矚目的拓展。他認真研讀了主要軍旅作家的短篇小說，分析得失，更指出制約他們創作進一步升華的原因：通俗化“轉向”導致文學中崇高品質的喪失(《軍旅中短篇小說的尷尬與問題》)。同時，他對軍旅長篇小說的整體樣貌有相當出色的描述，發表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5年一、二期的4.6萬字長文《不要人夸好顏色 只留清氣滿乾坤——新世紀十年軍旅長篇小說研究》，足可見其閱讀的深入扎實。同時，傅逸塵還將當代中國軍旅文學中的抗戰題材作品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坐標，進行視野更為開闊的比較閱讀，力圖尋求民族精神、民族力量與世界歷史的關系構架。

　　2015年的軍旅文學批評，有一事最值得銘記：在可以說是人為的情況下，發生了一次比較嚴重的“批評事件”。我之所以稱其為“事件”，一是因為 它的孤立性，依常識判斷，這種事情不可能經常發生；二是它的結果有點出乎預料，原本可能是佯裝的靶標，引來了真實的火力。“事件”的原委是：解放軍藝術學 院文學系的“創意寫作教學”活動中，系主任徐貴祥把自己發表在《十月》雜志上的一部中篇小說《識字班》交給同學們，希望他們毫無顧忌、毫不留情地展開批 評。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年輕學子們以令人瞠目的勇氣在這位茅盾文學獎得主頭上動土。結果是，徐貴祥“引火燒身”，收獲了篇幅遠超過其作品的一組批評文章。 這些批評文章，有的已在《解放軍文藝》等報刊發表，并全部結集在東方出版社出版。從批評所涉及的內容看，既有深度也有廣度，既有勇氣更不乏卓異見識。當代 軍旅作家中，被如此差評“青睞”者幾乎沒有。我們不妨這樣來理解：一個作家能不能引起評論者注意，其作品能不能提供有討論價值的命題，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 是他(她)的寫作是否受到尊重的一個標志。寫了大量作品但無人問津，或只是借助營銷手段獲取廉價吹捧，都是非常可悲的。換一個說法，作家享受到批評——無 論高度肯定還是嚴厲批判，應被視為一份殊榮。

　　此批評“事件”啟示良多。文學系師生磊落相見，教學相長，推行活潑教學理念是一個方面；涉入文學不深的年輕作者，挑戰具有一定影響的軍旅作家的 權威性，破除對所謂名家、大家的迷信和簡單崇拜也是一個方面。但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年輕無畏的批評者們在徐貴祥的小說中確實發現并指出了其創作上的許 多重要破綻，從文本層面、藝術思想層面、審美理想層面，甚至價值觀層面，提出了新的而且是重要的見解，這尤其令人鼓舞，而且意義重大。因為徐貴祥在當代中 國軍旅作家中有相當的代表性，徐貴祥創作的優長和缺陷，他筆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敗，正是在大部分軍旅作家那里也都普遍存在的。

　　徐貴祥苦心孤詣，意在推動教學實踐，成效如何，且當另外評說，但他在文學世界里“以身試法”的勇氣，他在面對后生晚輩口無遮攔的批評解剖時的從 容淡定，非常值得尊敬。毋庸置疑，這樣的一次作品與批評的碰撞，對長期以來軍旅文學有寫作而無批評的狀況的改變，是標志性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軍旅 文學的理論家、批評家對軍旅作家和作品基本上喪失了有效的觀察，當然，批評本身存在的意義也就基本上喪失了。雖然我們看到每年都有評論文章發表，有研究專 著出版，但從總體看，無論是美學旨趣方面，還是社會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軍旅文學的批評家們都是面目模糊的，沒有嚴苛的藝術標準，沒有清晰的價值尺 度，沒有科學的評價方法。依此反觀，許多軍旅作家甚至滋生了可任意作為的幻覺，以為僅靠一定的聲名積累，就可以永遠寫下去，作品本身的優劣則根本無需置 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發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場售賣的成功，作品就算徹底完成了。作品與讀者、文學創作與研究評價、文學最終的接受狀況及社會效應這些層面 的多重關系，似乎都已經解體，至少在軍旅文學隊伍中我們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在此次對小說《識字班》的“毀滅性”批評中，雖然暫時未見理論性或方法論意義上 的鮮明創新，但眾多年輕的批評者們各踞戰位，攻其一點，打擊可謂精準。徐貴祥以抗戰時期一個農村女子識字班幾位女性及其丈夫為描寫對象的這部小說，寫得痛 快飽滿，一氣呵成，甚至忘乎所以，結果留下了太多顯而易見的遺憾，而雜志方面因急于推出作品，似乎也放松了編輯尺度，留下了諸多顯而易見的漏洞。即如在讀 研究生李夢媛所作的解讀，《識字班》雖可見徐貴祥“從臉譜化、類型化、英雄化的人物塑造中掙脫出來”的努力，但最終對女主人公傅菊珍這個人物的塑造仍存在 著重大缺陷，他沒能讓這個人物獲得成長：“從一個粗淺的農民階級快速地過渡到一個愿意為了戰斗的勝利而大義滅親的英烈女子”，這樣的處理是“唐突的”。

　　同樣，徐貴祥在《識字班》里著意塑造的金廣友這個形象也遭到了強烈質疑。另一位研究生徐彤指出其在人性問題上的嚴重局限：“在《識字班》中，正 是金廣友這個人物，將戰爭最真實也是最殘酷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呈現在了自己的妻子與讀者面前(畏戰、怕死)……一般人都會具有的這些恐懼和怯懦，中國現當 代的戰爭文學所缺乏的，正是這種悲天憫人的反思與關懷。”徐貴祥的處理是，“在最后關頭，金廣友一改‘逃兵’本色，變得無私無畏，英勇殺敵，即使面對妻子 的勸說也不為所動，仍是生死不顧，矢志報國，挨了一身槍子后，終于氣絕身亡。”徐彤認為，“金廣友的死，如果能夠回歸到人物本身的欲望上面，賦予他一種毀 滅的極致之美，也許會達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作者筆下，人物的欲望，在結尾之前的確已經積蓄到了一種幾欲噴發的地步，可是最關鍵的收尾處，這個人物所有原初 的、發乎本心的欲望和需求驟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從外部賦予他的使命和責任，是一種早已被意識形態化了的東西，甚至連他的死都是為國捐軀，為了‘人類偉大 的解放事業’而獻出生命。其時，金廣友已經再度‘回歸’絕對主流和意識形態化‘宏大敘事’的鐵律，‘回歸’到了諸多軍旅作家筆觸共同寫就的那支‘戰斗英雄 隊伍’當中。”像徐彤這樣的意見，不僅對徐貴祥的單篇作品，對大部分禁錮在相同定式中軍旅作家的寫作，都可謂振聾發聵。李夢媛更進一步提出，徐作中“用男 人們對于性和肉體的欲望來刺激他們沖上前線的動力，這似乎扭曲了男人們浴血奮戰、保家衛國的初衷。但從《識字班》這個題材上來看，其原本所要表達的主旨應 該是農村婦女在識字班中的學習與蛻變，以及她們對家庭、丈夫等產生影響，從而表現她們對戰斗勝利功不可沒。但讀完全文后，總感覺文中的兩性關系似乎略有壓 弱原本主旨之嫌。最開始以肉體的欲望鼓勵丈夫參軍參戰，之后以同樣的方式獎賞他，滿足他，包括其中殷福塘以覬覦別人的媳婦為目的參與戰斗，這樣的情節安排 似乎將兩性關系的比重擴大得比預想中的多，所以可能也因此沖淡了原本所要表達的識字班對于戰斗勝利的作用”。這就涉及到軍旅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問題，這樣的 問題在幾代軍旅作家，甚至是女性作家那里，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個看法在縱華政那里也得到了印證：“傅菊珍們覺醒的女性意識，只是認識到自己的身體屬性 并利用了這一屬性”，“傅菊珍不是江姐，他的女性意識還只是停留在初級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高度自覺。起碼，文本還沒有給她成長的空間。她在金廣友三人逃 兵路上的‘勸說’已經生硬了，當在民工路上撿起槍瞄準自己丈夫的時候，令人頓時陌生起來”。所以，“只是敘述者在講述故事時，是運用男性語言在寫女性，而 不是用女性語言來寫。”

　　還有結構問題：“縱觀全文，很明顯可以感覺到故事的鋪陳應該是有明暗兩條脈絡貫穿其中的，一條是后方識字班女人們的蛻變，另一條是前線男人們的 戰斗與成長，而作者選用《識字班》作為題目，顯然是要以女人的作用作為主線去完成這篇小說。通篇看來，其實女性在識字班的成長歷程并沒有所預期的那樣豐 富，反而是男人們，從怯戰到參戰，從可恥的‘皇協軍’到人人稱頌的‘英雄’，從想要叛逃到回歸隊伍，這些成長與蛻變已經慢慢地成為了作品的主線。而對于女 人們，多是突出了他們的影響而淡弱了她們的成長，這似乎已經將明線暗線顛倒而置了。”類似的犀利見解不勝枚舉。批評的觸角真正深入到了文本內外的諸多方 向。路迪雨嬰將《識字班》中塑造的傅菊珍與孫犁《荷花淀》中的抗戰女性形象做了文學史意義上的比較，認為“相對于孫犁筆下女性形象的雷同化、概念化，具有 保守性，被傳統的日常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限制了自由和發展……而在《識字班》里，一個個性格獨立愛憎分明，敢于突破傳統封建禮教的鮮活女性形象，這背后有 著作者要防止女性角色類型化的意識”，然而她筆鋒一轉說：“由于整部小說開場描寫人物性格的鋪墊不夠，導致傅菊珍的性格弊端特別突顯。甚至有些地方會給人 造成一種她貪圖虛榮的感覺。比如她讓自己的丈夫去打鬼子，給人的感覺是她的抗日動機不是從一個民族的利益出發，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雷從俊也觀察 到：“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幾乎都是胸懷國家、深明大義，都不約而同、急不可耐、費盡心機地送郎上戰場，都把自己當作‘慰勞品’而自己毫無‘需求’，甚至面對 戰爭也都很少有基于女人的‘一己之私’和千回百折的心路歷程，更缺乏堅硬之下的柔情”。不一而足。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舉例上述批評“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并非是要就事論事，我希望通過檢視其中所散發出的積極能量，簡單闡明一點：目前的軍旅文學 發展中批評精神的失落，要對當前創作的失范負上一定的責任。現在我們看到的，除了大量無關痛癢的作品討論會發言，除了不斷重復的一些鑲嵌了“英雄”、“家 國”詞語的空話套話，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可言。今天已經在出版這樣那樣的軍旅“文學史”，包括對一些作家的研究專著之類，很多質量參差不齊、 水準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正在被蓋棺論定；一些粗劣不堪的作品，在藝術精神與社會理想、審美特質與生命智慧，甚至在語言、想象、寓言結構的生成等諸多 關系的處理上都含混錯謬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經典”的格位。這種急切追求當下的成就感而不是對歷史負責的病癥，一如當今社會其他方面所見。

　　現在我們尤為需要的，是從思想理論、文化哲學高度，對多年來因加速度“成就輝煌”而造成的惡疾加以矯正，而這需要有思想影響力、有美學建樹的理 論和批評大家。面對目前產量夠多但質量難成正比例的軍旅文學作品，如何定位，怎樣評判，能不能準確辨析和確認其藝術上的優劣，嚴格區分其價值趣味的高低， 都有賴批評的擔當。科學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嚴明、立場的堅定，這些必不可少。具體一點，軍旅文學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存在的合法性問題，軍旅作家的 藝術品格、思想修養和社會責任問題，這些都需要準確的理論說明和精微的批評闡釋。事實上，從文本(包括形式)批評，到社會學批評，從對一般的美學問題的檢 討，到對時代思想與道德狀況的探察，批評家們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都是現成的，我們并不需要發明特別的方法或語言。只要能夠認真地去閱讀，實事求是地加以 鑒別，誠摯地說出自己的認識與判斷就可以了。正如圍繞《識字班》展開的“批評事件”所顯示的，在今天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下，一般的審美經驗問題、社會思想 文化問題，乃至作家的趣味、價值訴求問題，都是完全可以進行理性探討的，也是可以進行交鋒辯難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問題、意識形態問題，比如對歷史 問題的認知、對歷史表達中洞見或歧見的論爭等等，也是可以從學理、學術層面開展的。

　　惟愿發生在2015年的這次“批評事件”，能夠對軍旅文學中匱乏已久的批評精神起到一次召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