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史研究的革新之作

　　經過了15年的艱辛寫作，又經過3年仔細的校改，2014年王鍾陵教授出版了一部6卷本的《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該著有著遠大的目標：大力創新研究方法的目的，是為了完成文論史研究的革新。

　　為了完整地把握文論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王鍾陵針對中西文論不同的特性，對西方文論采取思潮史的寫法，對中國文論采取文體史的寫法，并對這兩種不 同的寫法提出不同要求。王鍾陵擬構出文論史研究的一種新的范式。這種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將宏觀微觀相結合，實現多視角的轉換和整體的綜合把握，讓讀者時有 身臨其境，時有俯瞰眾流的感受，既能細致研究各文體、各家文論的鮮活原生情狀，又能在宏觀上把握20世紀中西文論的發展脈絡。

　　該著的西方部分，將紛繁多歧的西方文論加以大的區劃，分為四個塊團：精神分析塊團、形式主義塊團、現象學與存在哲學塊團、后現代塊團；復又分為 四種模式：文本-作者模式、文本模式、文本-讀者模式、文本-社會或文化模式，借以上這種大的劃分，人們對于西方文論可以有系統性、整體性的把握。該著的 中國部分對文藝體類的根本特征或曰其本體論予以揭示：散文作為一種文體，其最根本的矛盾乃是應用性與文學性的矛盾；散文文體的分化與類型的轉換構成了這一 世紀白話散文史縱向展開的綿長而壯闊的景象。詩性與散文性交匯是各民族詩歌的共同特征，而中國詩則具有突出的抒情性、廣泛的功能性、強烈的教化性以及更多 的詩性。小說藝術的發展，有三個圈子的矛盾：最外面的一個圈子是雅與俗的懸隔與匯通，中間的一個圈子是寫實與自我表現及詩化小說等不同體式的歧向，內里的 一個圈子是觀念與寫實的矛盾。這三個圈子的矛盾，都是基源于敘事與讀解、讀解與群體這兩個方面的關系而產生的。戲劇是一門文學性寓于表演性(在西方歌劇中 便是音樂性)之中的藝術，這一定義避免了以文學為中心或以演員為中心這樣兩個方面的偏頗。以京劇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戲曲，將戲劇的本體性加于溝通上，生發出 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個特征：像與不像的統一亦即寫意與逼肖的統一、戲與藝的合一、演員與觀眾既相融又適度間離的關系。這三點正是說到溝通的途徑、內涵及方式 三個方面。以上這些論點，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極為重要的卓識。

　　由于將重要作家放置在文學思潮、文學走向或文學理論中加以論述，該著的中國部分對于眾多作家都有新穎而深刻的分析。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茲舉朱自 清為例。在第三卷中，王鍾陵總結說，朱自清的散文創作過程有其典型性的意義：“從寫新詩，經散文詩而進入散文的寫作，初始有修辭太過的傾向，后因寫身邊瑣 事與回憶文，盡量使用口語，而向著言文一致走，繼而向著雅人小品靠攏，復因寫身邊瑣事的小品文受到批判，而試圖打破小品文，寫得大一些，從而產生旅歐游記 之寫。與此同時，朱自清在語言上也吸收了歐化與文言的成分，達到了言文一致與言文差異的統一；從創作體式上說，也由主觀抒發走向客觀的表現，復又發現應該 讓‘我’出現，亦即客觀之寫中亦應有主體的存在。以上這些，正是作為中國現代散文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白話散文藝術化的過程，在二三十年代的歷史體 現。”這一段話不僅從朱自清的創作主張的變動中，解剖出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白話散文藝術化的過程；而且從這一過程中，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是如何隨著文 藝思潮的變化而更換自己的寫作路徑的。像朱自清曾受到雅人小品的影響這一點，就從未曾被論者們所認識。

　　作家研究還是比較小的單位，四體劃分對于中國文學創作與研究來說，是一個具有全局性、框架性意義的大問題。一個流傳廣遠、根深蒂固，在學界人云 亦云、似成定論的說法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四體劃分的文體觀是由西方傳入的，但論者忽視的是，西方盛行的是三分法。由于關注活的文論，王鍾陵從當年創作與 評論中梳理出了四體劃分產生的過程，論證了四體劃分正是在中國自身的文藝運動中形成的。王鍾陵說：“四體劃分的文體概念形成的關鍵在于‘現代散文’概念的 明確。現代散文起源于雜感，雜感在向雜文發展的過程中，融合了絮語散文，形成了小品文。小品文在30年代初形成高潮，使得散文得以與新詩、戲劇和小說鼎足 而立為四，這樣就產生出了四體劃分的文體框架。這個進程大概在1935年左右完成了。”

　　本著對西方文論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總要求。王鍾陵在對20世紀西方哲學與文論思潮的汲取與改造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意義的新見解。比 如，在對新批評派詩學理論的批評中，王鍾陵提出了他的文學本質說與廣義的詩學本體論；在抉發了法國敘述學的缺點后，王鍾陵提出建立敘述學的新思路；在對西 方詮釋學作過系統的梳理與批評后，王鍾陵提出了一個更為深宏的新詮釋學；在對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作出改造后，王鍾陵提出新存在論；等等。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王鍾陵所建立的文論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成功的，它對于文論的深入程度以及創新程度，同舊模式下那種資料羅列、干癟枯燥、毫無理論發現的文論研究，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王鍾陵文論研究新范式的成功，更體現在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文藝理論體系，完成了文藝理論從認識論向新存在論的過渡。《二十世紀中西文論史》的成功，表明中國學者以其獨創性的巨著而走到了世界同行的前列，展示了一個更高的理論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