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兼修”開拓新詩研究

　　1916年，胡適寫下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兩只蝴蝶》，發表在《新青年》雜志。自此以后，新詩，一種不同于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文體開始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如今，由新詩發軔的現代詩歌走入百年，新詩研究也相伴而行。新詩研究如何回應時代變革與發展的命 題？如何引領新詩擔負起文化啟蒙的使命？在與新詩創作的互動中如何探索現代詩學理論走向成熟？就相關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幾位現代詩學理論研究者。

    新詩研究與創作相互增益

    新詩更多地關注現實人生，參與文化啟蒙，面對大眾言說，獲得了諸多現代性特征。武漢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方長安舉例說，郭沫若的《女神》飽含自由開放的氣度，那種破除權威崇尚創造的精神，是舊詩無法比擬的……新詩在審美形式上充分考慮普通讀者的閱讀能力與趣味，建立的一套對應讀者審美期待的藝術規范，是新詩對于中國文化建設的卓越貢獻。

    新詩創作的探索面臨一系列爭議，從新詩發軔之初，新詩創作者們同時也在自覺發起新詩研究。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澤龍介紹，新詩研究伴隨著新舊詩歌的沖突而產生，主要是圍繞新詩的合法性問題展開爭鳴與討論。初期，爭鳴的問題是白話語言的詩性，詩歌的自由體的創格等問題；稍后則圍繞中國新詩的詩體建設問題開始了理論上的探討。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桃洲表示，“早期關于 新詩的評議文字，大多出自新詩的創作者和參與者之手，帶有較明顯的自我辯護的性質。”

    在文化啟蒙的使 命意識之下，新詩的研究與創作逐漸形成相互增益的關系。方長安舉例說，“五四”以來的白話自由詩因受胡適“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觀點的影響，不重視詩歌的 含蓄美、音樂美，這遭到詬病。成仿吾等提出阻擊白話自由詩的非詩化傾向，這些新詩評議和討論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白話自由詩過于散文化的傾向，促使新詩開始自 覺探索音節、格律等問題。

    新詩研究尚需增強問題意識

    在汲取大量現代文學理論基礎上，新詩研究不斷探索著新詩學的理論話語建構。王澤龍觀察到，進入新世紀，當代詩歌研究的焦點落在詩歌的先鋒性與民間性寫作上面，解構主義詩學、反諷詩學將當代詩歌研究導入了日常寫作、反主流敘事、反崇高美學的理論批評話語路向。

    王澤龍認為，中國新詩雖跨入百年，卻沒有建構起被認可的新詩詩學觀、新詩美學原則、新詩的成熟形式等。新詩研究缺少系統的形式研究與學理建構，更缺乏獨創性的現代詩學范疇與理論，基本停留在詩歌個體的解讀、詩歌現象的闡釋、詩歌文化層面的批評等方面。

    學者表示，這些研究瓶頸的根源在于新時期以來，新詩研究缺乏自覺的時代性問題意識，導致一些研究“淺嘗輒止”。張桃洲提出，這一方面是新詩研究(者)本 身的缺陷，由于研究者缺乏鉆研的耐心或缺乏重新提問的能力，以至于粗制濫造、重復無效的成果層出不窮；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與外部環境的錯位，很多研究者沒 有意識到，隨著歷史語境的變換，某個時期確立的研究觀念和范式，在新的條件下會逐漸失去效力。社會文化語境的遷移，迫使人們認識詩歌的方式發生改變。

    探索新詩研究新路徑

    近些年，在新詩研究領域，一些學者力圖探索新的路徑，進行某些重新“清理”的工作，比如重返新詩的歷史現場、重新梳理新詩的理論概念等等。對于未來如何突破研究瓶頸，學者們開出了“內外兼修”的藥方。

    王澤龍解釋說，一方面應該繼續深入詩歌本體的系統研究。諸如詩歌的語言、詩歌的體式、詩歌的節奏韻律、詩歌的隱喻等問題；古代詩歌與現代詩歌傳承與轉化 的藝術形式研究；西方詩歌與中國現代詩歌的形式比較研究等。另一方面，應彌補長期以來詩歌外部研究的不足，如何在傳統的歷史批評與社會學批評的反思中，繼 續有效的社會歷史美學的詩歌研究，在當下是非常需要的。中國新詩研究不能閉門造車，需要關注當代政治生活，社會日常生活的詩歌美學，詩歌與民眾的思想、情 感、生活的聯系等。

    張桃洲也提出，新詩研究同新詩創作一樣，不能孤立于一個時代之外，它應該始終關注 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向和現實生活的變化，與之保持密切的動態聯系，并對之做出必要的回應。對新詩的歷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搜尋新詩史上容易被忽略的細節，思索那 些歷史細節之于新詩發展或個體的可能意義；重新梳理各種理論、概念，要考察歷史氛圍、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滲入到新詩文本中的復雜印跡，及 其對新詩文本樣態與體式形成過程如何進行塑造、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方長安等學者通過現代傳播場域、 接受美學等理論對新詩史的研究，為解讀新詩產生與發展機制開辟了新的研究視角。以近年來為學界所熱議的新詩現代性與古典詩歌的關系問題為例，方長安表示， 對新詩與民族詩歌傳統關系的重審，應剝離長期以來積淀、附著于這一關系上的多余話語，回到關系本身，以新詩既有的歷史與現狀為依據，以未來發展為目的意 識，用現代眼光對一些關鍵性問題進行重新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