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述當代中國大故事

　　核心閱讀

　　中國文學擅長講述大故事，這些作品往往有著大的歷史時間跨度、寬闊的社會和地域背景、劇烈的矛盾沖突以及強大的悲劇感，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追求的文學觀念和方法

　　何為“當代中國大故事”？能表現中國當代社會深刻變化及其艱巨性、復雜性；能塑造出走在時代前列的人物形象；能表現出當今中國人豐富復雜的精神世界；能在現實境遇中看到未來的希望和光芒

　　如何講好當代中國大故事？探求當代性，展現多樣性，尋求引領性，善于以小見大，講述追求創新性

　　之所以強調講述當代中國大故事，是期盼中國文學更有勇氣和能力面向現實，為這個充滿創造活力的當代中國留下一份形象記錄

　　20世紀中國歷史風云變幻，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中國今天的成就是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 奮斗而取得的。講述今天中國的大故事，無疑也是文學藝術應擔負的一項歷史職責。然而，講述這樣的中國大故事并非易事。這不僅需要強大的藝術能力，更為重要 的是，要在延續至今的文學傳承變革中找到新的表現方式。

　　期盼講述當代大故事

　　眾所周知，中國進入現代以來，文學以其啟 蒙與救亡的擔當，一直在講述中國大故事，為中華民族的自覺、奮戰與解放建構起一套藝術形象。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信奉文學與時代的緊密關系；我們肯定“文革”后中國文學生動反映改革開放時代的成績，也會客觀地看到新時期文學在認知世界的豐富性和深刻把握人性方面的變化。當代人的生活向著更追求個體 性滿足的方面推進，這使文學也在表現個體生命存在的獨特性和復雜性方面有更深刻的發掘。與之相適應，文學即使在反映歷史和現實時，也必然會體現作家個人達到的認識水準。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經歷了新時期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優秀經驗兼收并蓄之后，中國當代文學一度(包括今天)更傾向于講述具有個人視角的故事：不管稱之為歷史故事還是中國故事，都要有作家個人印記，若無作家個人講述方式、個人語言風格、個人獨特思考，作品在文學上產生影響力幾無可能。

　　中國文學擅長講述大故事。歐美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學已經不再講述大故事，但中國文學在講述大故事，尤其在講述歷史的、家族的以及現實的大故事方面，依然保持強烈的愿望。這些講述大故事的作品總是有著大的歷史時間跨度，有著寬闊的社會和地域背景，有著劇烈的矛盾沖突，有著精神和肉體的搏斗，有著強大的悲劇感……所有這些，可以說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追求的文學觀念和方法。在這方面，中國文學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無疑也是對現代以來世界文學的重大貢獻。在這一意義上，《財主底兒女們》《創業史》《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塵埃落定》《受活》《笨花》《古爐》等等當作如是觀。

　　今天我們呼喚中國文學講述中國大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期盼能講述中國當代(當下)的大故事。在什么意義上能稱之為“當代中國大故事”呢？我以為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可以作為參照：其一，能充分反映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表現中國當代社會進程的深刻變化及其艱巨性和復雜性；其二，能塑造出有時代擔當的走在時代前列的人物形象；其三，能表現出當今中國人豐富復雜的精神世界，寫出真實飽滿的人性人心；其四，能夠在現實的境遇中看到未來的希望和光芒。

　　講好當代大故事的五個方向

　　確實，我們從理論上和文學的理想性上設計這樣的“當代中國大故事”并不困難，困難的是我們如何在現有文學經驗的基礎上寫出具有藝術感染力的作品。很顯然，經歷過與世界現代文學的碰撞，也廣泛吸取了世界文學的優秀經驗之后，中國當代文學傾向于講述“小故事”，意即講述關懷小人物命運、揭示人性弱點的作品。即使是講述“大故事”，也是傾向于歷史敘事和反思性敘事。這也是中國現代啟蒙以來的文學形成的傳統，革命文學傾向于表現弱小者的生存現實，體現民眾的 覺醒意識，表達人道的悲憫情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紅色經典，開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典型的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這一時期 的文學是在激進的政治理念推動下去展開文學想象的，文學的觀念性和理想性色彩十分濃厚，中國文學在這方面取得了成績、積累了經驗，也付出了代價。

　　這就是我們今天尋求講述當代中國大故事要面對的歷史前提和理論前提。拋開這些前提，表達理論主張和展開具體實踐并不困難，但要在文學的標準下給予評判就要看到實際成效究竟如何。所有的理論主張都要實事求是，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下去積極尋求新的可能性。講述當代中國大故事，在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以為有幾個方面是可以做出努力的：

　　其一，探求當代性。中國當代文學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轉向歷史敘事，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現實。某種意義上，文學藝術遺忘了“當代性”，有些雖然一直在表現當代，是否真正具有“當代性”則是值得懷疑的。盡管其中有“晚生代”對市場化現實作過直接表現，也有 “分享艱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有“反腐文學”的現實批判，還有“底層寫作”的悲憫情懷，以及“美女寫作”的前衛敘事，但整體上看，反映現實的作品未能達 到歷史敘事作品的自如、厚實和藝術性。中國當代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不管是被表述為深化改革，或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無疑都蘊藏著 巨大的歷史創造能量。對當代性的認知恐怕需要有責任、有遠見卓識、有藝術能力的作家藝術家去探尋，達成藝術形象豐富、復雜而飽滿的表現。

　　其二，展現多樣性。盡管我們理解中國大故事會傾向于“大”的形態，也可以做出諸項規范化的理論表述，但“中國大故事”具體到文學藝術則應該是豐富的，甚至是無限多樣的。理論上來說，中國當代講述的故事都屬于“中國大故事”的一部分，即使是無限多樣的小故事也必然可以組合成無限大的“中國大故事”。當然， 既然作為一種理論愿望提出，強調“中國大故事”當然是要推崇某種“大故事”，或者更為客觀地說，是因為缺乏一種“大故事”，故而需要關注和強調。但“大故事”本身的豐富與多樣也不應該忽略。

　　其三，尋求引領性。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自批判現實主義之后，就是反映弱小群體(階級)被壓迫被蹂躪的生存狀況的。馮雪峰早年在分析丁玲的創作時就提出，要有更有覺悟的能帶領人民斗爭的先進人物，胡風的文藝理論實際上也包含了這種思想。胡風和馮雪峰過早結束了自己的理論生命，但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一直試圖在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方面有建樹。也是因為極“左”文藝路線的影響，這種“新人”無限度往 “高大全”方面發展，脫離了真實的生活根基。當代中國小說在反映小人物的命運方面有不俗的成績，它無疑表現了文學應有的人道人文情懷。但今天中國文學與世 界現代以來的文學一樣，無法寫出特別有力量的正面人物形象是否也是一個問題呢？好萊塢的電影在這方面倒是積累起豐富的經驗，但其經驗幾成模式化，無法為當代中國所直接汲取。很顯然，對于中國文學來說，需要更為艱苦的探索和辛勤的努力才可尋求一條獨特有效的路徑。

　　其四，善于以小見大。在上 世紀80年代“后現代”觀念興起之后，當代外國文學中的“宏大敘事”已然鮮見，只有在中國文學中幾乎是“獨大”。9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還是宏大的歷史敘事占據主流，倒不是說它的絕對數量和影響力，而是這種敘述方式和小說制式占據了主流地位。今天的小說制式已經轉向“以小取勝”。但“以小見小”，還是“以小見大”？愛麗絲·門羅的作品寫得確實“小”，但她能窺見最微妙復雜的女性心性，能回答當代尖銳的婦女問題；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確實有意碎片化，但他能表現二戰中人類特殊的命運。文學作品只能開掘出生活的某一側面，文學作品說到底要能觸及人的心靈——寫出人性人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才能寫出這個時代的 “大”、才能見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大”。在觸及心靈細小處來顯現大千世界的投影、寫出人性人心的變化層次、寫出當代中國激蕩的時代風云，其實是對小說藝術的極高要求。

　　其五，講述追求創新性。文學藝術說到底是一項創新性的精神活動，文學藝術作品總是要提供陌生化感受。尊重藝術規律、尊重藝術的獨創性始終是出好作品、出精品的先決條件。作家藝術家本人也必然是在對創新性的追求中才可能有藝術上的作為。否則，假大空的復制之作勞民傷財，貼上任何標簽都沒有實際意義。文學藝術發展到今天，有那么多的經典作品在先，作家要創新、要出好作品變得越來越難，這更需要藝術勇氣、魄力和理想，需要錘煉的功夫，需要融合世界優秀藝術經驗的胸懷和能力，這才可能以創新性的方式講述故事，這樣講述出來的故事才是真正具有藝術感染力、真正具有世界面向的“當代中 國大故事”。

　　這里之所以強調講述當代中國大故事，是有感于文學如何更有力地表現中國正在深刻變化的現實，是期盼中國文學更有勇氣和能力面向現實，為這個充滿創造活力的當代中國留下一份偉大的形象記錄。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