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學的“跨界”研究

　　時代環境的不同造成了文化認知的變遷，文學研究中的“界線”也悄然出現。現代的文學研究隨著學科分工細化而走入“千溝萬壑”的局面。如何跨越這些天然與人為的研究“界線”？這是文學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問題。為此，記者對相關學者進行了采訪。

    跨越多重界限開展實證研究

    事實上，文學研究者們正在做著“跨界”研究的積極嘗試，這里所說的“跨界”，包括了跨學科、跨文化和跨文本等多重含義。他們希望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領 域，打破壁壘、拓寬視野，為文學研究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孫遜向記者表示，隨著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文學領域的對話也亟須擴展視 野。

    中國古代文學經歷了長期的流傳過程，很多作品如西游故事、八仙故事都經歷了民間的參與和創作，流 傳下來很多文字文本和圖像文本。包括一些中國古典文學所創造的意象，也流傳到周邊國家和民族的文學作品中。正在從事東亞漢文小說整理與研究的孫遜舉例說， 在中國古代文學和繪畫中經常表現的“瀟湘”意象，在韓國和越南漢文小說中同樣有大量的相關描寫。如果我們把研究對象從本土文本跨越至域外文本，不僅可以極 大地豐富和充實本土文學研究，而且可以具體感受到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學與文化交流。

    類似這樣的個案研究在中國古代文學領域有著十分廣闊的空間，孫遜認為，“關鍵是要找到合適的切入點，并有豐富的文獻文本材料作為支撐，進行實證性而非空泛的個案研究。”

    在歷史與當代的結合中考量文學

    “實際上，在閱讀古代經史典籍時，現代人已經有了很大的時代隔膜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黎湘萍認為，研究者在檢視古代文學文本時，不能單 從文學作品或歷史記錄的角度來思索和討論，閱讀與研究需要參考作者當時引用的其他文本，考量歷史文化環境與當代語境的結合，才能夠發掘一個文本深層次的內 容。

    黎湘萍以《詩經》為例分析時認為，如果研究者僅僅從文學觀念來解讀，只注重“國風”，而不注重 “雅”和“頌”的部分，《詩經》“經”的意義就會淡化甚至消失。其實，不僅“六經皆史”、“六經皆文”，而且“六經皆教”，我們今天不應僅從文章修辭、史 料分析的層面去理解古代經典作品，還要從教化層面，從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層面去理解，將其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因為在現代學科分工之前，古 代的經史典籍是不分家的。

    多年從事魯迅研究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認為，不僅古代文學領域需要進 行“跨界”思考，現當代文學也需要與古代文學全力對話。事實上，魯迅的白話文創作有著極深的古代文學背景。但由于學科分化，魯迅文學研究被劃歸為中國現當 代文學范疇，研究者的古文功底越來越薄，從而使今天的魯迅文學研究局限于現當代文學的范圍內，這是值得學界反思的一個問題。

    回歸人文關懷的初衷

    “學科分割過細也造成了當前文學研究的某些弊病：研究視角過于狹窄、研究對象太過瑣碎、研究內容重復單一、與文學研究人文關懷的初衷有所偏離。提倡文學的‘跨界’研究，正是希望和期待文學研究回歸人文關懷的初衷。”孫遜如是說。

    郜元寶也認為，無論古往今來還是學科內外，文學研究“跨界”的根本立場應當是《文心雕龍》所講的“披情入文”，即人在創造文學、文化作品時，有著具體的 個人內心情感和社會文化語境，只有體悟這種情感、想象這種語境，才能真正進入藝術作品存在的本源。如果文學研究對“情”沒有把握，對“人”沒有關懷體貼， 文學研究就成為有學識的“無情”與“無趣”。

    當然，也要辯證地看待文學的“跨界”研究。孫遜認為，文 學的“跨界”研究是為了從界外更好地回看文學與文本，而不是離開文學和文本到其他領域隨意“天馬行空”。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研究者 跨到界外回看原來所從事的領域，或許就能發現在原來狹窄的視角下被遮蔽的某些東西。因此，提倡文學的“跨界”研究，和堅守原來的學科“根據地”不僅不矛 盾，而且可以把“根據地”建設得更加堅實和美好。

    郜元寶認同孫遜的觀點，他認為在目前研究者獨自研 究、彼此間缺乏聯系的背景下，文學研究對象本身往往涉及多個領域，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迫使研究者必須進行“跨界”研究。例如要研究魯迅文學，不熟悉古代文學 是不可能深入的，因為魯迅的作品隨處都體現著古代文學和文化的浸潤。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的古今貫通是無處不在、必不可少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