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文藝作品讓“中國夢”溫暖世界

　　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只有獨特才有價值，才有意義，才有魅力。但每一種文化同時又都是包容的，只有包容才能豐富，才能發展，才能提升。不過，包容永遠不能取代獨特，而獨特卻定能消解包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就正是既從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鮮明個性特質的新型現代文化，并以此而成為全球語境中的文化奇葩與精神瑰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們的先人早就認識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道理。闡釋中華民族稟賦、中華民族特點、中華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故此，我們的文藝創作必須情系寰宇，面向全球，以特點鮮明、內蘊豐贍、姿彩斑斕的“中國夢”感動人心，溫暖世界。

　　“中國夢”是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奮斗目標與美好愿景，但它同時也會帶給世界以激情與溫暖，而優秀的文藝作品則是輻射和傳播這種激情與溫暖的有效途徑和便捷方式。我們的文藝走出去的范圍越廣、頻率越高，“中國夢”就會讓世界感知得越真切、越貼心、越靈動。這就要求我們的文藝創作必須更深刻、更有力地觀照社會生活，攝取時代大潮，體察精神向度，唱響大眾心曲，以期在文藝越來越走出去的過程中更加廣泛地將“中國夢”所蘊存的力量和溫度傳播給全世界。此中，一個最為直接的前提條件，就是我們的文藝作品必須賦有鮮明的時代精神與中國特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語境的形成和日漸顯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必然，而文藝如何在選擇中更好地適應這種語境，卻常常會陷于兩難的境地。究竟是堅守和提升固有的文化傳統、歷史根脈、地域特色與審美習性呢，還是放棄這一切而眼睛向外、追趕潮流，以效法和適應所謂的“國際標準”為向度？對此，我們必須從中做出科學考量與合理抉擇。

　　一

　　文藝在任何時候都是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和精神風貌的鮮明標識。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其文藝的生產力和影響力自然也應當隨之而得到壯大與提升。這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更是必須的。因為文藝如果不能與經濟、社會、科技、外交等同步前進，同樣形成巨大的輻射力和廣闊的覆蓋面，那就會使強國之路受到梗阻與壅塞。對于此，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早就斷言：“一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的國家，成不了世界大國。”而思想觀念的形成和輸出，則惟賴于文化創造和文藝作品的強大構建與強勢推廣。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既有著認知上的焦灼，同時又存在著事實上的短板。從總體上看，無論文化創造，抑或文化生產，我們都較以往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比如，我國人均文化事業費，東部地區已達到44.38元，中部地區也已達到21.26元。又如，即使是在農村，建有文化廣場的行政村已占到26%，寬帶的通達率也占到了27.7%。再如，2014年的海外“歡樂春節”活動，已首度輻射全球103個國家和地區的294座城市，共有500多項中國文化活 動靚麗登場。特別是好萊塢大片睥睨國產電影的時代已漸次成為過往，2013年不僅全國拍片638部，而且以217.7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收入穩居世界電影市場第二。當然了，在文學創作方面，我們也自有不俗的表現。但從總體上看，特別是與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相比，文化前進的步幅仍舊是緩慢的和滯后的。迄今，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而在文化的創造、生產和輸出上，我們卻仍落后于美國、日本、韓國等。公開數據顯示，我國文化產業在GDP中的占比還不足4%，而美國、日本、印度的占比，卻已分別為30%、12%和6%。要知道，文化產品的生產和輸出，決不僅僅是與GDP增量有關，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在本 質上屬于思想觀念、審美取向、價值標準和意識形態等精神范疇。文化的外在形式，只是其借以傳播和滲透價值觀念、精神導向、意識認同等的軀殼與載體。事實上，這些年來西方世界正是通過精心打造和強力推銷其新聞、影視、動漫、文學作品、藝術節目等，不絕如縷地將其價值觀輸送到世界各地，于潛移默化之中對輸入 國的受眾產生深刻影響，促成受眾對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與服膺。相比較而言，面對美國大片、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等強勢攻占中國文化市場的現實，我們卻往往難有與之相對應、相抗衡、相爭鋒的文化產業和文化品牌。況且，人家高價“賣”進來的，都是有觀念、有思想、有意蘊的文化產品。而我們無償“送”出去的，則大都是一些純藝術或純技術的雜技、歌舞民間雜耍之類的節目。至于影視和小說之類富有思想內涵與精神向度的文化產品，雖然產量年年遽增，但卻鮮有能夠走紅世界、名揚全球的大制作和硬品牌。素有“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之稱的葛浩文就說，雖然莫言獲獎讓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關注度有所提升，但中國文學卻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受世界歡迎。而據作家王安憶在國外的實際觀察，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這一點。王安憶說：“我去國外旅行，經常會跑到書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國文學作品的蹤影，即使有也是被撂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由此我了解到中國文學的真實處境：盡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仍然是少而又少的。”至于影視作品，情況也大體如此。除了漢語圈國家對一些傳統內容劇目的青睞外，西方世界則鮮有接受和賞識，這不啻與我們對一些美國大片的熱捧形成鮮明對照。

　　于是，問題便出來了：在全球化語境之下，我們的文化究竟如何是好？

　　二

　　馬克思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馬克思此言，無疑是越來越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論斷，即全球化趨向的勢不可擋。但問題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為了適應世界口味并走向世界，還要不要和該不該繼續有效保持與凸顯其自身所秉賦的與生俱有的個性特質？

　　回答是肯定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要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為此，我們就一定“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既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既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成果傳播出去。”由于文化是對精神的藝術表達，而任何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最大區別，也就在于前者越個性化越好，而后者則越同質化越佳。一切文化產品最終所要對接的，都是人的志趣、情感與靈魂。而所有物質產品，則只有在高度“統一化”“標準化”的情況下，才能實現最廣泛的相合與應用。因此，舉凡需要情趣和情愫樂于并易于接受且能直抵心靈深處的精神創造，就都首先必須具有美感和魅力，而個性特質則是涵養、培育、激發和闡揚這種美感與魅力的原始胚基和肥沃土壤，并因此而鑄就了文化創造的不可逆性。

　　不可逆，就是不可回溯，不可重復，不能摹襲、仿照、相似和雷同，也就是要使每一個文化創造都成為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正是這種不可逆性，才使文化創造與文化產品有條件和有可能凸顯個性，熠耀特質，充分展現其自身獨特的美，并由此而使文化園地中得以萬紫千紅、百卉兢麗，始終呈現出綽約的風采與新奇的景觀，不僅使人深為艷羨和感動，而且讓人久久吟味，無限眷戀。任何文化創造和文化產品，都只有在此種情境之下才能被人們欣然接受，而也只有在被受眾欣然接受的情況下，文化才能發揮其所蘊寓的啟迪、教育、熏陶和審美作用，也才能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真正以“文明的活的靈魂”自覺而自然地傳播“時代精神的精華”。

　　那么，怎樣才能有效實現文化的不可逆性并充分賦予其以鮮明的個性特質呢？從大方向、大目標上說，就是要傾力而精心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具體而言，既要與傳統對接，又要和現實融會，更要從不間斷的提升和創新中攝取時代光彩，發掘生活鈾質，采擷社會精粹，激揚思想內蘊，直將歷史的延宕、時代的脈動、生活的潮音與精神的火光，統統聚合于胸間，升華于心中，表現于臺上，凝結于筆下，以大氣派和高水平的文化創造不斷地將精品佳作提供給大眾，傳播到世界，傾力掀起“中國文化熱”的巨浪與狂飆，使中國文化也同中國經濟一樣，有著看不完的大動作和說不盡的新精彩。

　　與傳統對接，永遠都是增強和凸顯文化個性特質的基本要素與前提條件。因為任何“現在”都是從傳統延伸而來的，而任何“現在”又都必定要走向未 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永遠都是我們這個社會、民族和文化的根。但由于在歷史的衍化中，“物”的東西都漸漸湮滅了、消融了，僅以特殊的形態沉淀在了文化之中，并因此而使文化成為對歷史的惟一記憶和對傳統的有效承接。中國如果沒有先秦諸子，沒有屈原、司馬遷、王羲之、顧愷之、李白、朱熹、沈括、郭守敬、羅貫中、曹雪芹以及他們的作品等等，那中國的傳統也就很難體現和尋覓了。所以，文化傳統在事實上常常就是歷史傳統、民族傳統、社會傳統和精神道德傳統的集合 體。中國有五千年文明，這不僅是我們的驕傲和優勢，而且事實上它也無時不在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產生著至關重要的洇濡與促動作用。與此同時，它還為我們贏得了世人的艷羨與尊敬。作為這一文化傳統的合法擁有者與合理傳承者，我們當然要在文化創造和文化產品中融入這一特質，彰顯這一優勢，并使之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鮮明標識與亮麗色彩。

　　與現實融會，之所以對凸顯文化個性特質既十分必要，又極為重要，蓋因現實的內容是廣闊的，作用是直接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在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社會變革和生活潮音的過程中，不僅直接決定著文化創造與文化產品的題材內容、思想旨要和精神高度，而且也無時不在澆灌和滋養著文化的思想活力與藝術生命。事實是，無論文化的歷史根脈多么深遠，思想旨向何等宏闊，它在生成和生效的全過程中都必須面對現實——既從現實中汲取生命乳汁，又從現實中拓展傳播空間，并以自身的特殊存在方式發揮著特有的作用和顯示著特定的價值。所以說，現實中不僅埋藏著萌動文化植株的種子，而且更深蘊著護佑和催促這植株開花結果的生命 元素與驅動力量。因為現實是豐富多彩的，特別是在改革、發展的時代，現實更是活力迸濺、景象旖旎、內蘊豐贍、物華絢麗，處處都跳蕩著激越的浪濤與感人的音韻。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最能孕育文化精品和藝術宏構的時代。但關鍵是誰來發掘和采擷？如何發掘和采擷？而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一些文化創造者和制造者們，卻往往缺乏眼光、耐心和定力。他們太急于收獲了，總是剛播下種子就拿起了鐮刀，所以采摘下來的常常都是青澀的果實。他們也太覬覦市場和利潤了，在文化園地上的任一耕耘，都總免不了以焦灼之心要么望價而為，要么待價而沽。正是在這種文化生態和創作心境下，雖然我們的產品年年“冒頂”，不斷“瘋長”，但卻仍鮮有震撼人心、征服世界的宏篇佳構熠然而至，問鼎天下。僅就規模和產量而言，我們當然是一個文化大國。且以電視劇生產為例，每年就投入資金五六百億元，生產上萬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產品能夠在電視臺播出。目前，僅北京一地，就有影視制作機構2160家。在文學方面，僅在實體長篇小說創作上，每年就能產出四五千部。至于一些文化活動和文化產業，則往往由于屈從于市場效應與商業功利而在追求吸引眼球和欲望刺激時，過多地消解了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社會內在價值，以致造成在文化展示中娛樂化、利欲化和工具理性主義，漸漸成了流行色。這顯然有悖于文化創造的真諦與文化生產的規制。因為對文化來說，其永恒的定 位和永遠的追索，都始終應當是和必須是向善、臻美、尚新、達優。而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則正在于對現實的回歸與對生活的深耕。

　　三

　　在文化創造和文化生產中，實現與傳統對接和與現實融會，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這只是鐵砧，還需要鐵錘來鍛冶；這只是豆粕，還需要鹵水來點化；這只是面團，還需要酵母來發酵。而能夠起到鐵錘、鹵水和酵母作用的，則只有創新。

　　《易經》上講：“日新之謂盛德。”而對于文化來說，新，就是生命線，就是吸引力。文化的個性特質，文化的不可逆性，在很多情況下就都主要是由 “新”構建并由“新”實現的。因為用于定義和修飭文化的“新”，決不是一般意義和平常意義上的新，而是既以“正確”作為導向，又以“美善”作為前提；既以 “傳承”作為基礎，又以“發展”作為目標；既以“規律”作為范式，又以“實用”作為鵠的的。故此，文化創新的本質內容，就是要在遵循其內在規律和固有法則的基礎上，高度體現真、善、美，大力追索穎、異，并在這個過程中彰顯明確的價值關切和體認先進的精神指向，從而使文化更加具有時代特質與個性魅力，也更加具有新鮮性和吸引力。只有當“新”體現了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先進的社會意識，并融入時代精神和現實生活，從根本上與真、善、美化為一元時，才會具有價值和意義，也才是真正的、本來意義上的文化創新。但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人們常常容易陷入認識誤區，在不知不覺中抽去了創新的靈魂，褫奪了創新的本義，使“新“蛻 化為一個褊狹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連丑、愚、怪、穢以及俚謔和惡搞之類，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著“創新”的旗號粉墨登場。

　　應當承認，在文化領域中我們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還是相對滯后的。據《二十國集團(G20)國家創新競爭力發展報告(2011-2013)》 稱，在20國集團成員國中，創新競爭力排在前三名的，分別是美國、日本和德國，中國則排名第八。這是就每個國家的綜合創新競爭力而言的，若具體到文化創新上，我們顯然是要更偏后一些。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應該進行檢點和反思的，就是認知偏頗、價值錯位、功利驅動、審美異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體意 識。當然了，在對具體作品的淬煉與打磨上，砥礪和沉潛的功力不夠、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麥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國財經報紙《華爾街日報》評介，而作者在談及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時，卻說：“它幾乎差點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石，折磨了我，也磨礪了我。”事實上，好作品都是“磨”出來的。而 “磨”，則是實現創新的一個必要條件。《解密》不僅寫了11年，而且還被出版社退了17次稿。

　　創新的實施與實現，首先要有正確的定位和明晰的目標，必須解決究竟要創什么樣的“新”和如何創“新”的問題。要不然，從低品位出發自以為是創新 的東西，就很容易要么止于爭奇騖怪，要么限于東施效顰。此中有一個普遍跑偏了的題兒，就是在對民族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對時代精神和生活主潮報以冷 眼旁觀或隔岸觀火態度的同時，卻熱衷于和傾全力迎合西方標準的文化設定。持這樣的立足點和方向感進行所謂的創新，那是永遠也無法真正“創新”的。因為中國 的文化創造既已以迎合西方標準作為至高追求，那就自然會喪失原本具有的優勢而就范于漂泊而來的劣勢。其結果就會像一個腎衰竭病人進行透析治療一樣，雖然換 掉了全身的血，但仍舊會始終是一個缺血乏力的病秧子，其作品只能是中國人不看好，外國人也不看好。這是自然的。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審美習慣和價 值取向。而對于外國人來說，即使你再迎合他的口味和標準，但若與其本土文化比起來，那還是要差多了，玩現代派、意識流、無主題、無情節、時空顛倒、心理白描那一套，你能超過詹姆斯·喬伊斯、阿爾貝·加繆、史迪格·拉森嗎？你的作品能比《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局外人》和“千禧三部曲”更現代派嗎？這 等于是丟了自己的龍紋袍，而換上了別家的燕尾服，其結果只能落得個“四不像”。李安的《臥虎藏龍》之所以能得到奧斯卡的賞識，正在于這部電影體現了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個性特質。其他像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極具中華文化風韻的昆曲《牡丹亭》、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雙獎的《白日焰火》等，之所以能為世界所喜愛和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作品以凸顯“中國化”而走向并熠照了全世界。

　　在文化產品的輻射與輸出中，確實存在一個文化折扣問題，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并不是放棄自我民族特質與時代的特點，而一味舍己從人，東施效顰。恰恰相反，倒是應當和必須更加彰明和凸顯我們的民族特質與時代特點。許多世界名著之所以成為世界名著，不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嗎？否則，一旦托爾斯泰、雨果、歐·亨利、海明威、狄更斯、巴爾扎克的作品都變成了一個味兒，那他們還會成為世界名著嗎？所以，關鍵是要好，要優，要有特色和特質。而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則又主要在于凸顯自己民族和時代的特質與特點。其實，所謂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就是指文化的民族和時代差異因素對文化傳播所產生的影響。加籍學者霍斯金斯和米盧斯之所以在1988年提出這個概念，其“旨要”惟在 于對文化交易進行有效的價值評估，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另作歧解，更不能將之作為衰減和泯滅文化之民族特點與時代特質的理由和依據。

　　對于中國文化來說，創新注定是發展和提升之路，而實現創新的基礎、基因、手段和目標，則永遠都是以中國的方式而走中國的路，說中國的話，講中國的故事，切實將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通過文化創新和文化輸出而日甚一日地熠照乾坤，唱響世界，使中國文化的個性特質越來越成為全球語境中的主旋律和最強音。

　　當然，強化和凸顯中國文化的個性特質，并不與廣泛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多樣性營養所對立、所矛盾，關鍵在于吸收域外文化營養只是為了強化自身、豐富自身、提升自身、發展自身，而絕不是要吞噬和取代自身。在這個問題上，只要目的明確、方法得當，就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以使中國文化的個性特質更厚重、更鮮明、更優熠，而決不會是消亡與泯沒。在此，還是讓我們以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作為尺度與準則吧，他說：“中華文明經歷了五千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高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富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每一種文化都是獨特的，只有獨特才有價值，才有意義，才有魅力。但每一種文化同時又都是包容的，只有包容才能豐富，才能發展，才能提升。不過，包容永遠不能取代獨特，而獨特卻定能消解包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就正是既從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鮮明個性特質的新型現代文化，并以此而成為全球語境中的文化奇葩與精神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