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維度與中華文學史研究的幾個話題

　　本文所說的“空間維度”，不是指20世紀后期以來文學理論家所討論的“文學空間”，而是指文學史研究中的物理空間或地理空間。它和“文學地理”“地 域文學”有關聯。如果說，“文學地理”注重靜態的文學版圖的考察，“地域文學”側重于某一地域文學現象的描述和分析，“空間維度”強調的則是文學史研究中對空間存在的關注。“空間”有大有小，大而一個自然地域或一個行政區域，如塞北、如草原、如高原、如“江南”和“江南省”；小而一個斗室書齋、一個園林、一方山水勝境，如李攀龍之“白雪樓”、蔣士銓之“紅雪樓”、如影園、如蘭亭、如西湖。“空間”還與文學家的生存和活動密切關聯，物理空間與他們的生命、情感融為一體，躍動著文學家的心跳，可以觸摸到他們的體溫，如同《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之于瀟湘館和賈寶玉之于怡紅院。

　　文學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時間的線索敘述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和進程，截止目前為止的絕大部分文學史也依照此模式敘述的。這種敘述強調了 “時間維度”，空間維度雖然也包含在敘述之中，例如某位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學活動在何地展開，甚至會注意到其作品和特定物理空間的關聯性，但是，由于“時間維度”的主導性，空間維度難以得到強調和凸顯，文學史的豐富性也因此而被遮掩，文學史的本來面貌也自然得不到真正的呈現。故此，討論空間維度和中華文學史的關系，應該可以推進文學史研究的深入。

　　一、“中華文學”的空間延展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對象和重心都在“漢民族文學”，包括文學史、作家作品，很少自覺地將視野延伸到中國各個民族文學的范圍。這一 點，特別明顯地反映在各種文學史的教材中。我們的文學史教材基本上是漢民族的文學史教材，對于其他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介紹得很少。

　　要突破現有的中國古代文學的現有研究格局，必須轉變中國文學只是漢民族文學的觀念，建立起中國文學是中國各民族文學——“中華文學”的觀念，從而建構起“中華文學”的研究大格局。

　　首先，漢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相當多的作家作品，只是我們缺少關注和研究。除了《格薩爾》《江格爾》等史詩外，據多洛肯《元明清少數民族漢語 文創作詩文敘錄》著錄，元代有少數民族作家一百五十一人，明代有八十三人，清代有別集流傳的二百余家，有詩文流傳的六百余家。數量如此眾多的非漢族作家中，不乏有優秀作品者。例如元代的薩都剌，其詩歌題材的南北風情、感情的真摯，在我們的文學史中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評價。即使是名不見經傳的作家，其作品也 有可取之處，比如清初的奈曼，《欽定熙朝雅頌集》收其詩作8首，其中《壬子二月赴軍營作》：“不作邊廷看，何愁道路難。纓從丹陛請，劍向玉門彈。飲餞酣春酒，登程破曉寒。為嫌兒女態，一笑據征鞍。”寫從征的心態，寫從征的豪氣，有很強的感染力。

　　其次，歷朝歷代，各民族文學都有非常多的交融和滲透。在中國歷史上，既有非漢族統治時期(元代、清代)，又有不同民族政權并存或者短暫交替時期，甚至像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母親獨孤氏、妻子長孫氏都是鮮卑人，帶著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開辟了一個新的朝代。因之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持續不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中，文學上的交流和融合往往形諸筆墨，能夠尋覓蹤跡。不同民族政權并存或者短暫交替時期，民族之間的戰爭、政權之間的更替，往往激發文學家的創作熱情，帶來文學創作的新貌，其間往往折射著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背影。在非漢族統治時期，不同民族間的文學有大量交融的事實，元代中期 奎章閣文人群體，就有著豐富的漢族文人和蒙古族和色目人的交流，如作為色目世家貴族的貫云石創作了以南方風物為題材的《蘆花被》，被好事者繪為《蘆花被圖》，又有貢師泰、張昱等人的題詠，形成了一個不同民族詩人之間的唱和效應。類似這樣的文學交融現象，在我們當下的文學史中，介紹得太少。

　　用“中華文學”的視野審視，文學史的空間就不能限于漢民族居住的物理空間，而必須將其延展到更為廣闊的空間。例如元代大都，活躍著以關漢卿 為代表的雜劇創作群體，“玉京書會”之類的創作團體構成了民間的文學活動空間。但是，元文宗時期，朝廷設立的奎章閣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空間，其中聚集了虞集、張養浩、趙孟頫等漢族文人，也有薩都剌、康里巙巙等蒙古、色目人。他們之間有各種族緣、地緣、學緣關系，又同為元朝的臣子；他們切磋經學、文學，詩歌 唱和，影響著元代中期的文學風氣。

　　元代文學的空間，還延伸到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多倫縣西北閃電河畔的上都，那里在金代被稱為金蓮川或涼陘，是忽必烈曾 經的活動中心。元朝建立并確立大都后，這里成為避暑的夏都，形成兩都制的格局。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去上都避暑，八九月秋涼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期間，政府諸司都分司相從，以處理重要政務。皇帝除在這里狩獵行樂外，蒙古諸王貴族的朝會(忽里臺)和傳統的祭祀活動都在這里舉行。諸多文人隨著皇帝前往上都，于是就有了數量眾多的上京紀行詩歌。有的記錄行進路途中的風物和感受，如楊允孚的《灤京雜詠》(見《元詩紀事》卷二十)，有的描繪了這里的地理風物，如薩都剌的《上京即事五首》，其一、二、三首曰：

　　大野連山沙作堆，白沙平處見樓臺。行人禁地避芳草，盡向曲欄斜路來。

　　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異香。白馬如云向西北，紫駝銀甕賜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風沙似雪，家家行帳下氈簾。

　　這些詩作所描寫的風情景物都與漢民族地區迥然有別，給人以異樣的審美感受。凡此，都值得我們在“中華文學”的觀念和“空間維度”的視野下去挖掘和發現。

　　二、同一時間(時期)不同空間的文學呈現

　　現有文學史敘述模式的一個嚴重的缺陷，因為按照時間維度的敘述，從而遮蔽了同一時間或時期不同空間的文學活動。實際上，作為心靈表達的文學活動，往往是在同一時間或時期內在不同的物理空間展開，表現得豐富而多元。這種不同空間的文學活動，既呈現為群體式，也呈現為個體方式。

　　文學流派和社團最能夠代表古代文學家的群體活動空間。明代嘉靖年間，“后七子”是文壇引人注目的文學群體，除了謝榛之外，他們都是青年進士，他們聚集京師，意氣風發，同氣相求，切磋詩藝，一時蔚為風氣，形成了京師文學空間。不久，他們又因為外任，京師文學空間不再，而新的空間又在京師以外的地方形成。鄭利華《前后七子研究》一書以“南北之藪：濟南與吳中營壘的構筑”為題，敘述了嘉靖后期，后七子離開京師文壇后新的文學空間。嘉靖三十七年 (1558)以后，李攀龍基本上在家鄉濟南生活，濟南遂成為以李氏為中心的文學空間，他早年的同學許邦才、殷士儋、郭寧等在其構建的“白雪樓”中觴詠唱 和。李攀龍回鄉后，“后七子”另外一位領袖王世貞，也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扶父櫬回到吳中故里，此后也多在吳中居住。他在文壇的聲名，使得“四方賓 客輻輳盈門”，這里成為比李攀龍所在的濟南更為熱鬧的文學空間。不僅當地的文士與他過從密切、詩酒唱和，其他空間和身份的文士也屢屢造訪，如后來在文壇上 同樣有影響的汪道昆，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就到吳中探訪了王世貞，兩人從此成為相互贊美的文友。

　　韓愈和柳宗元則代表了個體文學家在同一時間內的不同空間的文學活動。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柳宗元和韓愈都在御史臺擔任監察御史，成為同事。“永貞革新”，柳宗元是積極參與者，而韓愈卻是反對者，因此，當“永貞革新”失敗后，柳宗元被貶謫永州。在永州那個“蠻荒之地”，他只好寄情山水，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韓愈在憲宗即位后，即獲赦北還，為國子博士，改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歷官至太子右庶子。這一階段他寫下了許多重要詩 文，有《張中丞傳后敘》《毛穎傳》《送窮文》《進學解》《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南山詩》《石鼓歌》等。在公元九世紀初，韓、柳二人，因為政治而分處不同的空間，一在偏僻的永州，一在首都長安；一個借山水而消遣人生、寄寓孤憤之情，一個在復雜的政治中心力圖有為而實不可為。在同一時間的不同空間中，他們都 用自己的筆墨，記錄了不同處境中的人生感受，為文學史留下了重要的篇什。

　　三、不同空間文學品質的差異

　　對于不同空間文學品質的差異性，早已有人注意并予以論述。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從聲律入手分析道：“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尚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紀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 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劉氏所論，還只是“南北”大的空間文學之差異。如果更深入考察，地理空間的不同，帶來的文學差異則無處不在，文學史的豐富性也于此得以體現。

　　湯顯祖和沈璟既是“有意味”的個體文學空間的代表，他們的戲曲觀和戲曲創作也典型地體現出不同地理空間的差異性。萬歷十七年 (1589)，37歲的沈璟辭去才任命1年的光祿寺丞，回到家鄉吳江，從此寄情戲曲，直到58歲病逝。萬歷二十六年(1598)，湯顯祖也棄去遂昌縣令， 回到家鄉臨川，陸續完成了“臨川四夢”的創作。湯、沈二人，無疑都是明代戲曲史上的巨擘，但一在比鄰蘇州的吳江，一在江西臨川。盡管他們都是進士出身，都中年辭官歸里，都把筆創作戲曲，但是，空間文化土壤，使他們的藝術趣味和創作指向同中有異。

　　沈璟早于湯顯祖染指戲曲，他所隱居的吳江緊鄰蘇州，在他辭官回鄉之時，昆山腔已經用于戲曲演唱。他花費了大量精力，編纂《南九宮十三調曲 譜》《南詞韻選》《北詞韻選》等工具書，一來是幫助諸多想染指戲曲的文人掌握戲曲的格律，二來也適應了昆山腔演唱的需求，“詞人當行，歌客守腔”是他的理 想。而像臧懋循所說的，湯顯祖“生不踏吳門”，他的家鄉流行的是海鹽腔，對于新興的昆山腔他的確不熟悉。但這并不妨礙他創作戲曲，他更多的是依據以往戲曲 作品的曲牌格律寫作曲詞，甚至更多地把戲曲當做文學作品而不是搬演于舞臺的藝術作品來創作。于是，當他的《牡丹亭》問世之后，其對“情”的書寫、文辭的優 美、浪漫的情節，讓文人們稱賞不已；在這同時，這部瑰麗的作品卻難以用昆山腔演唱，正如張畸《衡曲塵譚》所說：“近日玉茗堂杜麗娘劇非不極美，但得吳中善 按拍者調協一番，乃可入耳。”沈璟和其他文人一樣，同樣欣賞《牡丹亭》，為了使它能夠演出于昆山腔舞臺，他將其改編為《同夢記》，不料招致湯顯祖的不滿， 兩人發生了爭論，這就是有名的“湯、沈之爭”。

　　對于“湯、沈之爭”，文學史和戲曲史研究者有諸多的解讀和分析。如果從文學空間的不同帶來的文學品質的差異性角度審視，同樣可以獲得新的啟示。

　　上面從三個方面粗淺闡述了空間維度對于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它能夠使我們打破時間維度的局限，開闊我們研究文學史的視野，使文學史從單向的時 間維度的敘述變得立體化，從而呈現出豐富、多元的面貌。實際上，有些研究者已經進行了探索，只是在觀念上有待于更加自覺。相信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入，注重空間維度的研究成果會越來越多，文學史會變得越來越有生氣，越來越富有人文乃至生命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