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的本與末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中指出“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其本意為嘲諷新月派與創造社“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孰料這一諷喻時事、有感而發的觀點竟在傳播中異化。有人提出魏晉有所謂“人的覺醒”，并把魏晉時期“人的覺醒”與 “文的自覺”結合起來，“魏晉文學自覺說”在學界影響愈加廣泛。實則不同于18世紀末以來西方流行的“純文學”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自產生就自覺擔負起傳承道義的社會教化重任，“魏晉文學自覺說”乃至“文學的自覺”并不適宜用來描述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歷程。

　　正如程水金教授所說，“文學的自覺”成立的前提是有一個亙古不變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概念，實際上這一概念并不存在。《周易·賁》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孔門四科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此處文學指以六經為代表的儒家典籍，《禮記·經解》載孔子對六經教化作用的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六經實乃文學之淵府。宋孫復《答張洞書》認為六經皆文，“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圣人之文也”。《四庫提要》說：“文本于經之論，千古不易。”中國文學開始于六經，六經之文，是體現中國傳統價值觀的“道之文”。

　　中國古代“文學”的內涵雖然有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新的文體也不斷涌現，但正如曹丕《典論·論文》所說：“文本同而末異。”言志載道的傳統是“本”，具體文體和文辭的變化是“末”，根本點并沒有發生過動搖。近代大儒馬一浮游歷歐美，通曉多國文字，于中西學術無所不通，抗戰時期在四川樂山建復性書院，目的即在恢復中華文明的價值觀，《復性書 院學規》規定弟子修習之文，不僅僅是西方近代以來所謂的“文學”，“不是指文辭為文，亦不限以典籍為文，凡天地間一切事相皆文也，……《論語》朱注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即強調要恢復一切關乎文明教化之著述與行為統稱文學的傳統。

　　近代以前，中國文人的主要學習及研究對象是經史、諸子、辭賦等著作，但20世紀以來，中國受西方文學觀念尤其是19世紀初法國女作家斯達爾夫人《論文學》的影響，認為文學的特質為抒情性、形象性與典型性。照此標準，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如六經、諸子就不是文學，至多含有文學因素，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更側重符合西洋近代文學分類的詩歌、小說、戲曲等文學種類的研究，這種現象限制了學者研究的范圍，破壞了中國文學歷時三千年的完整性和包容道統價值的深刻性。這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學觀是對中國古代文學及其價值的否定。探討中國文學史，不能背離與古代文學共生共長的學術傳統，更不能失去對傳統的敬畏。若將六經、諸子等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引導社會向善為終極目標的著作從中國文學史中剝離，中國文學將失去自身特色，中國文學研究將不具有完整性。正如錢穆《中國文學史概觀》所言：“如果傳 統文學死不復生，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也將死去最有價值的那部分。”

　　程水金教授指出，在斯達爾夫人《論文學》之前的歐洲，文學觀念也包含了修辭學、詩歌、歷史、哲學和宗教等復雜內容，并非僅限于在虛構意義上。斯達爾夫人的文學觀既不適用于中國古代文學，也不能涵蓋18世紀以前的西方文學。有學者提出要兼容并包，匯通中西，但我們的“兼容并包”應有選擇性，“匯通中西”應堅持立足中國文學本位。有責任的當代學人并非一味排斥西方文學觀念，而是在披沙揀金、去粗取精的過程之后，借鑒吸收其中契合中國實際的文學觀念。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探討了文藝的本質和社會作用，強調文藝教育對人的心靈的影響，其《會飲篇》提出真善美合一為最高理念，與孔子的“文質彬彬”觀點不謀而合。美國哲學家卡西爾在《藝術的教育價值》一文中批駁藝術的傳統倫理享樂論和審美享樂論，指出“藝術乃通往自由之道，它是人類心智的過程，而這正是一切教育之真正的和最高的目的”，與孔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教育思想亦是殊途同歸。

　　倡“魏晉文學自覺說”者多以曹丕《典論·論文》之“詩賦欲麗”為據，認為魏晉時期文 學從政治、教化和社會責任感的束縛中掙脫，重視表現個人情感，對藝術審美性有了自覺追求。事實上“文學的自覺”這一概念并不適合中國文學的實際狀況，中國文學自產生起就有自身的審美標準與價值追求，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言說目的很明確，即言志載道；二是先秦文學已對文辭之美有深刻認識并自覺追求。《文心雕龍·宗經》說六經“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的敘述特點，說的就是六經的審美價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說“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謂之言，修辭者謂之文”，足見孔子之前中國文學已有 建言修辭的良好傳統。

　　中國古代文學包括魏晉南北朝文學從未有過“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曹丕對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評價與《左傳》所載的“三不朽”思想一致，都表達了建功立業、名垂后世的終極人生理想。陸機《文賦》最早系統地探討文學創作的問題，雖強調了文學的情感因素與形式美感，但他也“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認為要“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于將墜，宣風聲于不泯”，并將文學的根本目的歸結到載道 教化一途。

　　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絕大多數時代的絕大部分文人都能始終將明德、載道與經世致用作為首要目的，這一社會價值被歷代作者和讀者共同認可。研究中國文學史，描述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就不能否定中國文學發展演變的這個根本特征。

　　(劉娟，作者單位：嶺南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