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對文學的反哺

　　電影作為第七藝術，一直受著文學的滋養。文學提供給電影取之不盡的素材和源源不斷的人才，并不斷提升其品格。電影從發明之初，到高度發達的今天，從商業電影到藝術電影，從膠片電影到數字電影到微電影，都不曾停止過以文學為藍本，包括對暢銷的通俗小說、經典名著和網絡小說的改編。盡管電影試圖克服文學對它的“影響的焦慮”，確立自己的獨立品格，但它仍然從文學那里受惠良多。當然，這并不表明電影只是簡單地依附文學，電影以其特有的媒介優勢，自有文學無法比擬的藝術效果，而且隨著大眾文化和高科技的迅猛發展，電影越來越顯示出超過文學的強大的影響力。因此，電影給文學帶來很大的反作用，這有其負面性，比 如它影響到一些作家把小說寫得越來越像劇本，沒有充分的展開，沒有深入的刻畫，多是干巴巴的對話，成了所謂的“影視同期書”。電影對文學的影響又并非都是負面的，電影對文學有回報和反哺。電影也在向文學“還債”。

　　一是改編電影對文學原著的反哺。通過電影改編，對文學原著的宣傳及傳播有著巨大功效，為文學經典的再造提供豐富的可能性，促進一度邊緣化的文學再度走紅。具體來說，借助電影改編，傳統經典，得以延伸與擴散，比 如《西游記》固然是廣為人知的古典名著，但《大話西游》對它的全新演繹促其再放異彩；借了改編，被淹沒的作品得到開發，被喚起與照亮，比如清末民初的王度廬及其小說《臥虎藏龍》，被人所遺忘，知者甚少，李安的同名改編電影，將之從歷史深處召喚出來；即如張恨水，也因五四新文學對其貶抑而長久被淹沒，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影視改編而掀起“張恨水熱”；電影改編對一般性的文學作品予以提煉、點染與提升。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電影《小花》，淡化了原小說《桐柏英雄》的政治色彩，強化了原小說的人性化內涵，原小說雖也在當時引起轟動，但電影《小花》更提升了其藝術品質。電影受惠于文學而又反哺文學，形成良性的互惠與助推，這在第五代導演與先鋒派作家之間表現得更為突出，張藝謀的電影大都改編自莫言等人的小說，但張藝謀改編電影的成功也帶動了莫言、劉恒、蘇童、余華等人在文學圈之外的走紅。可以說，電影《紅高粱》在西方電影節的獲獎，直接推動了莫言作品在西方被大量翻譯并引起關注，為他獲得諾獎不無助益，這反過來給有些疲軟的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一支強心劑。

　　二是電影化思維、電影化技巧對具體的文學創作的反哺。電影化思維引入文學創作后，拓寬了文學的藝術空間。喬伊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穆時英、王小波、李碧華、王朔、海巖等諸多的中外作家，都在小說創作中充分調動各種電影元素，運用電影畫面造型的光、影、聲、色來創造典型環境、表現人物心理、描寫人物言行、塑造人物形象，展開生動豐富的“電影化的文學想象”。對電影表現技巧的借用，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法。特別是以電影的蒙太奇思維，以交叉剪接、平行剪輯、快速剪接、快速場景變化、聲音過渡、特寫、疊印等電影化技巧，廣泛地介入文學文本的生產之中。而一些電影的結構方式也紛紛被小說家所效法，豐富了文學的結構形態。如《不可撤銷》《記憶碎片》《薄荷糖》等的全逆式結構，《盲打誤撞》《羅拉快跑》等的發散式塊狀結構等，被許多作家成功地移用到小說中，帶來了小說形式與內容的創新。

　　(鄒賢堯，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