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傳統與時代的尷尬

　　屠格涅夫臨終前曾給托爾斯泰寫過一封信，他說：“我想向你提出最后的、真誠的請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學活動上來吧！”彌留之際，屠格涅夫的請求誠懇而動人，卻也讓我們不能回避二人在“文學活動”上的分歧。在屠格涅夫看來，托爾斯泰浪費了“上天所賜”的文學天賦，而晚年托爾斯泰卻將自己的文學天分視為墮落與背叛的痛苦，將嚴厲的目光置于文學如何在哲學和宗教層面觸及人的靈魂與歷史。但是，一百多年過后，這種分歧是否還在讓我們為難？

　　我們固然可以把閱讀的緣由看成一種孤獨的習慣，但在很多時候，它也會變成一種強有力的參照，映射著我們自身，也映射著這個時代的文學。屠格涅夫也好，托爾斯泰也好，甚至他們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傳統，成為我們閱讀和評判的尺度。問題是，20世紀及其之后的文學，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也更加敏感。

　　發生于20世紀的那些大事件，改變的不僅僅是政治的或國家的格局，同時也是對文化以及文學傳統的巨大沖擊。總體上來看，20世紀是現實主義被挑戰并走向潰敗的世紀，但在一些國家，現實主義反而顯示出一種更堅韌、更強硬的姿態。屠格涅夫與托爾斯泰的分歧其實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前提之上的，但20世紀讓這種分歧在一個前提消解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擴大，變得越來越絕對。我們看到列寧關于“黨的文學”的要求，也看到了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當《豪斯特·威塞爾之歌》在德國盛行，人們也記住了格哈特·西格爾和他的《奧蘭登堡》；伴隨著政治的劇痛，帕斯捷爾納克產出《日瓦戈醫生》之后是索爾仁尼琴對“我的文學命運不是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千百萬人的命運”的確信。

　　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所糾結的“文學活動”在并不太長的時間里發生了劇烈的變異，正如我們無法想象托爾斯泰活在20世紀會怎么樣，我們同樣無法將他們的問題嚴絲合縫地鑲嵌在這個時代。于是，相對于充滿藝術魄力的表述和關乎宗教與哲學的追問，相對于那些偉大的傳統，20世紀文學向我們充分地展示了一種新的時代性和屬于一個時代的尷尬。

　　從梁啟超講欲新民、欲新道德、欲新政治、欲新宗教等都要自新小說始，中國文學也變得沉重異常，一百多年的文學創作和研究都沒跳出這個路子。小說或者文學何德何能就能擔起這么大責任？但要說文學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撇開，又是天方夜譚。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說：“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彼等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這樣的質疑固然尖刻，卻無不切中要害，新文學的努力正因與之的伴生的激進和功利才得以實現，而這本身又讓它陷入尷尬之境，無法真正回應梅光迪們的質問。

　　上世紀20年代末，中國的文學之路愈發艱難。在這里，應該被珍視的文學傳統是被完全清除出去的。它開始不斷強調工具論、階級性，當然也就不能與那些偉大的靈魂并置相談。但如果我們充分意識到某種文學樣式在一個時代當中的尷尬處境，意識到它可能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尷尬存在，似乎也就有了心平氣和深入進去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來講，任何一種文學樣式、文學面貌都有討論的價值。比如延安文藝，很多人腦中有固執的想象，認為其不值一提。但這種態度其實文藝狹隘化了。除了文學性之外，文學能夠給我們提供太多的東西。一個時代、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政黨，如何對待文藝便會如何對待市場、對待法律、對待民眾，它們之間是相通的，如果我們僅僅因為文學性的問題而把某一時期的文藝做簡單化的理解，就會非常可惜。從紅軍文藝到延安文藝，全面展示了當代文學范式的生發過程，那時候的經驗可以成為今天的經驗，那時候隱藏的問題今天可能全面地暴發出來，雖然相隔近百年，但依然可以順利對接，甚至不斷重復。在這種情況下，對教訓的清理就變得必要而且緊迫。當然延安時期的文學性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話題。我們去閱讀那時候的小說、戲本，常常會感到驚訝。它可能很有文學性，那種質樸，那種傳統的講述方式，那些來自于文化不高的文人甚至是軍人、農民的創作，帶著一種粗糲而單純的俏皮，不但它本身值得品味，而且對于我們當下文學創作中的文藝腔，也能夠形成一種有效的參考。

　　對任何文學命題、任何文學樣式的討論如果不指向當下，終究要打些折扣。我們之所以要分清并反復強調什么是偉大的傳統，什么是時代的尷尬，歸根結底還是要它在當下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中產生作用，無論其提供的是崇高的、內在的尺度還是可悲的、慘痛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