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精神的火炬

　　在整體的文藝事業中，文藝評論是與文藝創作同等重要的一翼，只有兩者緊密銜接和良性互動，才能促使文藝事業健康而和諧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既高度重視文藝評論工作的重要性，又特別強調文藝評論功能的綜合性，還特別指出文藝批評要有批評精神。他指出：“文藝批評是文藝 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這些重要論述切近文藝批評的實際，體現了對文藝批評的新要求與新期望。

　　為了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的精神，我們匯聚 全國各地，社會各界的力量，創辦這專欄，旨在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秉持“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直面當下文藝在發展過程出現的新 演進與新變化，及其這一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以切實有力的理論批評，作出文化層面的解讀，進行美學意義的辨析，努力做到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同時，通過這一批評實踐，激發文學理論的現實性與當下性，增強文學批評的戰斗性與有效性，以期推動文藝理論和批評的建設和當代文藝的繁榮與發展。

　　【對話人】

　　張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海上觀潮》主持

　　陸建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白庚勝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研究員

　　孫甘露 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

　　毛時安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批評家

　　張江：日前，《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出臺。《意見》共分6個部分，計25條，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確立了具 有戰略性、針對性、可操作性的頂層設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指出的，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意見》提出，要充分認識文藝工作的重要作用。

　　人民的期待和文藝的繁榮

　　現在文藝作品的受眾對文藝工作者的期待比以前高，甚至高出許多。而且，這種期待，并不是單一的。中國的現實五彩繽紛，他們期待的密切聯系現實的“真善美”的表現形態，也是五彩繽紛的。

　　陸建德：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多次使用“人民”這個詞。我認為“人民”的包容性是很大的，應該包括各行各業的人士。延安時期的文藝為“工農 兵”服務，現在是文藝創作“以人民為中心”，而“人民”的范圍要比“工農兵”更寬廣。我之所以這么說，是想強調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這巨變恰恰是 “中國夢”的體現。以往，在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和受眾之間，有著一條不小的鴻溝。在當時的普通工人、農民和士兵中間，識字的人是不多的，有人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現在完全不一樣了。由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輕人和中年人不僅都會讀報，還有一定的寫作、表述能力，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有研究生教育背 景，在高校學的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畢業后服務于各種新興行業，戰斗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至于各年齡段的業余的文藝愛好者、創作者，可以說比比皆是。他們 見多識廣，善于比較。上面所說的那條社會鴻溝變得不很明顯，甚至不復存在了。正因為如此，現在文藝作品的受眾對文藝工作者的期待比以前高，甚至高出許多。 而且，這種期待，并不是單一的。中國的現實五彩繽紛，他們期待的密切聯系現實的“真善美”的表現形態，也是五彩繽紛的。

　　我曾經在魯迅文學院講過課，那里很多學員來自社會“基層”。“基層”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在發生變化，變得更加多元了。我見過一位北京郊區的農民，他也從事文學創作，不久前還出國探親，他的女兒在海外工作。他說的一句話我不會忘記：作家不問出身，作品決定尊嚴。這樣的聲音以往是聽不到的。他還說，自己已經近70了，但是不畏懼死亡，他把死亡當作節日，只求為那個節日寫出優秀作品來。這種積極樂觀的心態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是非常可貴的。這位業余作家是農村戶口，他的語言新鮮活潑，從不裝腔作勢。要寫出讓他滿意的作品，絕不簡單。這樣的人民中的一員，不是消極被動地等候著“消費”文藝作品，他也會坦率、流暢地表達自己的觀 點，換句話說，他也可以是批評家。

　　今天的農村與趙樹理、柳青和路遙等作家生活過的農村是不一樣的，我們的作家有沒有能力把新農村的復雜變化和種種挑戰寫出來？據我了解，現在農村種植方式也不同了，浙江很多農田都是包給外來人員耕種的。原來的農戶要做各種農活，現在農業有一定的專業分工，比如收麥子的季節到了，有大量的農工駕著收割機奔馳在鄉村的道路上。還有很多農民種經濟作物，自己得考慮銷路，甚至必須上網，確保消息靈通，他們也叫專業養殖戶。如果到黑龍江看一看，情況又有所不同，農業機械化的程度更高，規模更大。隨著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村人口比例越來越小，而留在農村的人口中又 呈現出某種年齡的特點。以往城鄉是對立的，現在就不然。城里這么多建筑工地，工人都來自外地，以農村中青年居多，他們戶口可能在農村，生活工作卻在城市里。用傳統的眼光來寫今日農村和工廠，恐怕是不大寫得好的。

　　在這種背景下，專業的文藝工作者只有加倍努力，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加強思想積累、知識儲備、藝術訓練，才有可能不負眾望。正因為我們面臨鑒賞水平大大提高了的人民，尤其不能松懈。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 遠，隨著時代生活創新，以自己的藝術個性進行創新：“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充分討論，提倡體裁、題材、形式、手段充分發展，推動觀念、內容、風格、流派切磋互鑒。”

　　習總書記的講話高屋建瓴，而體現其 基本精神的作品必須是具體而形象的。文藝應該是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念的最深刻、最細膩的體現，這些觀念并不是口頭禪，它們滲入人們的潛意識，內化為本能或習慣。文藝工作者并不是在消極地記錄價值觀念，他們還在不斷改變舊觀念，形成新觀念。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

　　文藝是民族的精神寶庫

　　我們說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一方面是文藝來自于民族精神，而且是民族精神最精煉的概括，是民族文化精髓的高度濃縮，是民族精神的升華；另一方面是文藝作為一定的時代和民族的精神產品，又以它蘊含的時代氣息，負載的民族精神，對此后的時代和后世的人們給予思想的啟迪和精神的感召，在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張江：近些年來，我們對文藝的娛樂功能越來越看重，對它的精神價值反而有所忽視。這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文藝之所以重要，根本上不在于它能夠博人一笑——在這一點上，文藝并 無特別的優勢，尤其在當下娛樂方式如此豐富的時代——而在于它能夠讓人獲得精神的力量。文藝對于一個民族精神的成長和豐富，意義尤大。文藝既是民族精神的 傳承載體，也是民族精神的建構力量。

　　白庚勝：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時代前進的號角，這是對于文藝的功能最為準確的概括，對于文藝作用的高度評價。事實上，文藝作為精神的結晶，時代的音符，在樹立民族文化自信、形成文化自覺、涵養文化生態、培育文化包容的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我們說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一方面是文藝來自于民族精神，而且是民族精神最精煉的概括，是民族文化精髓的高度濃縮，是民族精神的升華；另一方面是文藝作為一定的時代和民族的精神產品，又以它蘊含的時代氣息，負載的民族精神，對此后的時代和后世的人們給予思想的啟迪和精神的感召，在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古往今來，世界各民族無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產生的文藝精品和文藝巨匠的深刻影響。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僅體現在中國人民的奮斗歷程和奮斗業績中，體現在中國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幾千年來我們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中，反映 在我國一切杰出文學家、藝術家的精神創造活動中。

　　以我所熟悉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而言，其文學的累累成果就是一個偉大的寶庫，為豐富中國 乃至世界文學寶庫作出了重要貢獻。古代時期的《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三大英雄史詩，就是中華民族的長期演進中不斷創造、積累、傳承而成的，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人類文明的珍品。作為55個少數民族的獨特精神創造、文化表達、審美呈現，在歷史與現實的光照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于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這個國家與我們這個民族具有多重的意義。由于體現少數民族精神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中華民族始終靠美學的、情感的、精神的力量緊緊凝聚在一起，不僅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富集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學創造，而且三大史詩及東巴神話等亦令長期盛行于國際上的“中國無史詩”、“中國 神話貧乏論”等灰飛煙滅；它使中國文學的語言表達在漢語文之外又增添色香；它在創作主體上，除了書面作家還涌現出堪比荷馬、蟻蛭的扎巴、玉梅、玉素甫瑪瑪 依等眾多口頭文學大師；它在傳播上除閱讀外還擁有對唱、吟游、說唱等多種形式；它在功能上除了認識、教育、欣賞外，還兼有民族記憶、生產協調、社會動員、調解糾紛等實用性；它在文藝理論上，紛呈朝鮮、維吾爾、滿、白、藏、彝、傣、納西等民族在多民族文論及本民族文論方面的不凡表現。在未來的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建設中，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仍將是我們永恒的精神家園、豐厚的文學土壤，特別是在題材、體裁、顯現形態、表達技巧、傳播方式、接受形式、以及文學觀念、語言、審美習慣、鑒賞標準等方面，將繼續給予我們極大的滋養，令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民族氣派與中國特色、中國精神更有機地統一于一體。

　　文藝家的責任與使命

　　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者，作家藝術家必須建立與“靈魂工程師”這一稱謂相匹配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也是成為一個偉大作家、藝術家的必備素養。

　　張江：文藝的功能通過作品來實現，作品有賴于文藝家的創造。因此，作家藝術家在整個文藝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商品經濟時代，作家藝術家可以通過自己的創作贏得勞動報酬，但是，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必須建立與“靈魂工程師”這一稱謂相匹配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這也是成為一個偉大作家、藝術家的必備素養。

　　孫甘露：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里，一開始就談到文藝的地位、作用與文藝工作的意義，并給文藝以崇高的定位與極高的評價，尤其是他從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人類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升華的大視野、大角度，談到文藝作為精神結晶和文明符號的意義，又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說到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順理成章地得出：“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的結論。這一論述取精用弘，高屋建瓴，形象而科學地闡明了黨在新的 歷史階段對于文藝工作意義的深刻認識與高度評價，這也使作家藝術家感到了自身的使命光榮與責任重大。

　　文藝家的這種責任感與使命感，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可能都會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而加大和加重。在我來說，對于自己的個人寫作和自己從事的作協工作，都較以前有了新的認識。一是對于自己的小說寫 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為謹慎的態度。作家是以創作生存和立身的，沒有作品不行，作品不好也不行。我有一部作品基本完成初稿，有不少人知道后都在催問，更有出版者相繼找來要稿。如果在過去，我加一把勁完成交稿就是了。但現在我不斷告誡自己，緩一點，慢一點，力求自己比較滿意并覺得讀者可能喜歡再出手。這種慢工細活磨出來的成果，也許不一定就是精品力作，但一定會是精心之作，是心血之作。進行這樣的寫作和拿出這樣的作品，也才會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讀者。

　　另一個是我現在在作協擔任了一定的組織協調工作，頭緒很多，十分繁忙。在過去，我常常會覺得這是一種額外的負擔，對自己的寫作很是影響。但現在認識到， 作協工作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無論是分管《上海文學》《萌芽》等雜志，還是定期組織“思南讀書會”和上海作協的一些活動， 大量的事無巨細的工作，我都盡力去做好。這既是為作家服務，也是為文學盡力。

　　在我供職的上海作協，過去就有文學家經常深入生活的好傳統。在習近平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后，這個以往的傳統進而得以強化和細化，作家們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更為自覺和積極，從作家到作協，也都加大了對現 實題材創作的投入程度和支持力度。前不久，上海作協先后開展了兩項活動，一是“360度看上海”采訪活動，組織會員作家深入上海改革開放前沿和新技術、新 業態、新經濟、新社會領域，為他們拓寬生活視野，感知時代變化，豐富情感體驗創造條件、提供便利。另一個是開展了“上海作家深入生活創作選題和意向”的征 集活動，截至目前，已征集到18個深入生活的選題和意向。如陳丹燕、薛舒、蔡駿等作家，都計劃著寫作涉及到的生活領域的基層去深入生活，積累素材。相信這種努力，既會使作家個人得到生活的浸潤與歷練，也會使他們的作品發生新變，努力去靠近“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高度。

　　黨領導文藝的重要性

　　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文藝才能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才能在復雜的環境處亂不驚、勇往直前，始終成為精神的火炬、前進的號角。

　　張江：文藝的繁榮發展，除了作家藝術家的主觀努力，還有一個體制機制問題。中國文藝的發展，離不開黨的領導。有一種說法，認為文藝一管就死，只有放任自流才能出佳作。這顯然是荒謬之論。事實上，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中國文藝才能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才能在復雜的環境處亂不驚、勇往直前，始終成為精神的火炬、前進的號角。

　　毛時安：縱觀1949年以來的社會主義文藝波瀾壯闊的發展，小說《紅巖》《紅日》《紅旗譜》 《創業史》《青春之歌》、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歌劇《江姐》《洪湖赤衛隊》、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無數膾炙人口、直到今天依然保持著強大生 命力的經典作品，都是在當時的各級黨組織的關懷下創作并獲得巨大成功的。眾所周知，周恩來總理就被藝術家們親切地稱為《東方紅》的“總導演”。毛澤東親自將京劇《智取威虎山》唱詞“迎來春天換人間”改為“迎來春色換人間”。新時期以來，黨對于文藝規律與時俱進的認識深化和文藝政策的不斷改善，更是極大地激發了藝術家的創作激情，催生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藝術作品日益豐富多彩的生動局面。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豐富實踐，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提出的論斷，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

　　當代的中國和世界，各種思潮各種力量風雷激蕩云水蒼茫，呈現了極為復雜多變的圖景。如何透徹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毫不動搖地堅定我們的創作信念和藝術理想？無疑，黨的領導為我們提供了穿越時代復雜迷霧的明確方向、精神定力。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人民，為人民創作，是貫穿黨的幾代領導人文藝思想的主線。不管世界發生了什么變化，我們都不能動搖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自己的心血之作，奉獻給我們偉大的人民。這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賴以抗擊各種不良思潮和錯誤文藝觀的最為堅強的中流砥柱。

　　作為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為文藝的健康發展，創造、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作家藝術家是最為敏感的人群，文學藝術是各種事業中最需要自由和想象力的領域。可以說，黨的十 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文藝政策在堅持“二為”方向的前提下，呈現了越來越包容越來越開闊的胸懷，主旋律與多樣化的有機有序發展，逐漸成為文藝創作的新常 態。正因為如此，文學、戲曲、影視等幾乎所有的文藝領域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井噴式發展。許多作家藝術家都認為，這是我們文藝發展的最好歷史時期。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正如習總書記說的那樣，對新的文藝形態我們“還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面對互聯網大數據時代，黨管文藝，仍然有許多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開拓創新的舉措。亂云飛渡之際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與審時度勢不斷改善黨的領導，是相輔相成的整體。

　　張江：應該承認，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以后，文藝自身以及它所面對的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人抱怨文藝被邊緣化了，有人慨嘆昔日的榮光不再了。事實上，這都是誤解。與曾經的萬眾矚目相比，今天的文藝只不過去除了一些本不屬于它的負累。而屬于文藝自身的東西，包括它應該具備的作用與功能，始終未曾消失。并且，由于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文化需求的相應增長，以及現代科技的發展所提供的接受方式的便利和快捷，文藝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文藝作為精神 火炬的引領作用也會持續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