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經典作品與娛樂作品評價價值體系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當前一些文藝作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存在唯市場化的傾向。文藝工作者要堅守文藝的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立價值，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些論述促使了文藝界對藝術評判標準和評價體系的重新探討。近日，由遼寧省文聯和遼寧省理論家協會舉辦的遼 寧省文聯第七屆中青年文藝評論骨干讀書班上，三場專題講座均圍繞藝術的評價標準這一話題展開了探索。

　　如何批評炮制情感的作品

　　英國社會學家梅斯特羅維奇在《后情感社會》一書中提出“后情感”的概念，“后情感主義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縱成為柔和的、機械性的、大量生產 的然而又是壓抑性的快適倫理。”按此觀點，有的藝術作品不再是啟發自藝術家內心純真的特質，而是代之以炮制情感的商業動機，以大數據調研為基礎來設置作品的內容，影視行業中利用這種手段的情況最多，因為確保觀眾喜怒哀樂的準確發生直接與票房收入掛鉤。隨著科學對人類大腦的認識愈加深入，在商業營銷領域出現了諸如《粉紅牢房效應》的著 作，揭示顏色、場所、天氣、他人、文化、姓名、標簽、符號能夠對人造成的影響。當創作者利用對人類大腦的研究成果進行創作，批評者仍舊針對作品所傳達出的情感來進行評論，這對于娛樂作品已經基本失效了。那么文藝評論該如何對由大腦機制產生的快感更有力地發聲呢？

　　南開大學教授周志強認為，文藝批評在方法上應當轉為批評產生該作品的社會背景，即作品發生的歷史背景、所處的時代以及現代人的困境。這種文藝評 論將作品看作是對現實生活的一則寓言，而不是反映。寓言式批評避免了對作品采取機械的生活反映論，這就需要敢于發揮想象力，周志強認為想象力批評的好處是 “即便面對一部不想反映生活、對生活不思考的娛樂作品，也有能力把它看作是社會的寓言” 。因為這些作品的作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這么表達，但是社會結構構造了作者的幻想。周志強為寓言式批評方法提出三種想象力，他認為文藝批評必須把作品和 歷史狀況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作品的發生一定是因為作者所處社會的焦慮和作者對內在狀況的體察，而文藝的批評也應成為社會學的批評。他說，第一種想象力是哲學家本雅明提出的辯證意象的想象力，本雅明看到世界博覽會不是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展示，而是商品的展示，并且商品讓人們進入一種幻境。這種想象力善于構建事 物的反面那些看不到的內容。第二種想象力是美國保守主義學者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從渺小的細節去構建社會的圖景，包含了社會對一個人內在的規定。 這種理論的關鍵詞是“焦慮” ，即什么是當下的人最基本的痛苦。周志強舉出小說《蝸居》中的對白：“凡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大問題。人這一輩子，有許多困擾是無法解決的……所有的 這一切，都比房子啊、鈔票啊要嚴重得多。 ”周志強認為，對白隱含的邏輯是宋思明作為掌控社會資源的人說出“錢不重要”這樣溫暖的話，隱含著社會中階級的不平等。第三種想象力是烏托邦的想象力，敢于低頭承認當下社會的問題，目的是用更好的未來取代它，即你敢不敢想象另一種生活。相反地，一些娛樂作品中的資本主義敘事訴說著歷史終結了，當下是最好的，作品里的人不能通過創造更好的未來而獲得生命的價值感，只能在當下的享受里實現。

　　經典的標準應普遍適用

　　藝術創作的規律屬于經驗范疇，它不是先驗的，故而確立標準要對已經被承認是經典的作品進行統計研究而得出原理，不能為揭示搭建一種理論結構而斷章取義某些作品或刻意回避某些方面，標準應能夠用于繼續研究其他作品，標準不能從外部橫加。在設定的經典標準下，不能出現有兩部經典的取向矛盾，或出現一 部作品的價值體系單獨成立卻不能全面解釋另一部作品的情況。闡釋體系的愈加龐雜造成了類似于圣經故事中人類建造巴別塔而被上帝懲罰相互之間不能溝通的情況，背景各異的評論者往往看不到全面而各據一點來評論，常常出現雞同鴨講的情況。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姜桂華認為，藝術標準是內在于藝術作品的，它是人類藝術鑒賞力的表現。她贊同李澤厚的實踐美學理論“積淀說” ，“積淀說”主張人的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這種學說是馬克思所說“人化的自然”這一實踐關系在美學領域的具體體現，在此共同的基礎上人們 可以達成共識。姜桂華認為，任何簡單的抽象表達、任何單一的標準都會被找到例外，或是有與之相對立的學說，標準應該是一個不會互相排斥、多層次的集合的價值體系。對于不同學派討論前首先闡述自己使用的框架。

　　經典標準如何在大眾傳播中確立

　　大眾在作品評價體系中所占據的角色非常重要。接受美學主張作家創作的產品不能稱為作品，而叫作本文，本文在傳播中經過讀者閱讀之后才產生意義。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文學史是一個動態的接受史。有些作品在評判時的確存在模棱兩可的價值取向，這也是因為不同評判者所參照的標準不同。大連大學教授高日暉認為，經典不是完美的，它們的價值也是各有大小，各有特色，各有局限的。高日暉引述在茲堂刊本《金瓶梅》中文龍的批注評語，認為《金瓶梅》的價值在大眾 面前始終是有限制的，普通讀者很難抗拒其中的誘惑，尤其是對于青少年讀者。是故高日暉認為，《金瓶梅》作為學術層面經典卻不具備大眾層面經典的品格。《金瓶梅》所具有的文學價值、明代社會經濟的歷史研究價值雖然得到廣泛認可，但一直以來卻始終不能與四大名著相提并論，這說明我國古代經典小說的藝術標準是在大眾傳播中形成的，高日暉認為，經典固然具備經典的屬性，發現和認可它們卻可能需要一個很艱難的過程。那么不同時代不同讀者的意見之中是否可以產生共 通的價值呢？高日暉認為，每一部經典都是在傳播史上被大眾讀者共同接受和認可的，它的評論者是歷代的讀者。經典作品既是傳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載體，又在傳承中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影響大眾文化，被不同時代的大眾認可的作品具有的這些共通之處就是經典的藝術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