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門學到澳門文學

　　近年來，澳門學已經(jīng)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在此情境下，澳門文學研究者應該做些什么，就成了我們必然面臨的問題。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澳門學顯然 不僅是澳門歷史研究，也不僅是澳門歷史、政治、社會、經(jīng)濟研究的集合，它是關于澳門的全部學術的總和。澳門文化、澳門藝術，還有澳門文學，是澳門學學術構 成中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澳門文學在澳門學的學術構成中，則是異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澳門文學擁有鮮明的文化特色，它有能力為漢語新文學和澳門學作出貢獻

　　盡管澳門文學不像臺灣文學、香港文學那樣，出現(xiàn)一批杰出的文學家和足以在漢語新文學世界形成巨大影響的作品，但澳門文學在澳門學的語境中，是有價值的事實存在和審美存在。

　　相較于大陸以外的臺港文學，澳門文學具有自身的優(yōu)勢和結構性特點，對于健全澳門學的學術范式有著不容置疑的作用和價值。澳門是中國乃至整個東方近代化發(fā)動較 早的區(qū)域。16世紀，葡萄牙人進入澳門。隨即，澳門成為西方宗教勢力進入中國和東亞的通道，成為中華帝國被動向西方文化打開國門的前沿門戶。葡萄牙打開澳 門通道的主要歷史意義在于宗教傳播，他們的傳教士在澳門受訓，由澳門出發(fā)，進入日本等地，也進入中國的沿海和內(nèi)陸，包括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遠的鄉(xiāng)村民 間，甚至進入清室宮廷這樣的中華帝國核心部位。

　　因此，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解讀，為中國的近代化和近代歷史的解釋提供了范式意義上的革命。一般 認為，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西方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這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誤解；沒有西方宗教勢力提前300年進入中國，將中國的國門一步步推 開，鴉片的進入，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進入，也許就不會是這樣的陣勢與規(guī)模。因此，中國的近代化和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史，在某種 程度上應該從澳門說起。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記憶，澳門文學無論多簡陋、粗糙，都將這樣的歷史以生動的形態(tài)記錄下來，以豐滿的精神狀態(tài)得以保鮮。包括早期詩 僧結社及其相應的創(chuàng)作，包括清代一些隱居澳門的官員感時憂世之作，澳門文學最早傳達出近代化的強烈信息，為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進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與資源。鄭 觀應的《盛世危言》等思想巨著，成為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重要典籍，而得此思想之激勵，鄭觀應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白話化、通俗化方面已與黃遵憲、梁啟超等并駕齊驅， 他通過文學和詩歌宣傳、鼓吹實業(yè)，則獨步為近代文學的奇觀。

中國文學的近代化和現(xiàn)代化從澳門發(fā)芽，這是澳門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結構意義

　　漢語新文學在澳門起步較晚，但也非乏善可陳。一些杰出的新文學家關注澳門，歌詠和描寫澳門，給澳門文學提供了特殊的文學言說空間。聞一多的《七子之歌》以拜 倫《哀希臘》式的調值唱出對澳門的歌哭，郁達夫的小說《過去》對澳門風物和故事的敘寫，都是澳門文學值得珍視的精神和文本遺產(chǎn)。正像清初以及民初各路文人官僚往往選擇澳門為避亂、隱居之地，由此產(chǎn)生了一定意義上的文學人才麇集現(xiàn)象，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澳門同樣有過這樣的景象。20世紀70年代，相對于大陸和香 港而言，澳門在總體上保持著它固有的緩慢步態(tài)。于是，相當數(shù)量的文學家通過各種渠道尋求在澳門發(fā)表作品、出版書籍的機會，在澳門造成了相對于中國大陸和香 港文學界而言的“飛地”文學。澳門的漢語新詩還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較早地興起了現(xiàn)代派詩歌的熱潮，其中五月詩社的影響力至今仍在發(fā)酵。 這一熱潮一度對中國詩歌乃至漢語新詩起到一定的引領作用。澳門文學在整個漢語文學界有著獨特性和相應的地位，它在澳門學學術框架內(nèi)有其不可忽略的意義。

　　從文化社會學意義上說，澳門是一個容易產(chǎn)生文學想象的神秘之地。從明代杰出文學家湯顯祖到葡萄牙偉大詩人賈梅士，都給澳門留下了許多文學想象的空間。雖然現(xiàn) 在尚未有足夠的材料證明他們確實在澳門從事過寫作，但是，澳門的許多文化傳說甚至社會傳說與他們緊密相關。他們的名字與澳門這塊文化寶地建立了神秘而永久的聯(lián)系。有關他們的文學故事已經(jīng)成為澳門的一種文化資源。這樣的命題需要用歷史學的方法不斷深究，更吁求著一種文學的和審美的學術處理。

澳門文學的文學和文化生態(tài)，為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研究，乃至文化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標本

　　在文學經(jīng)典化的意義上，澳門顯得平淡無奇。但澳門是一片文化熱土，文學寫作在這里是一種相當自由的文化行為。幾乎沒有人以作家和詩人自居，當然更沒有人以此 為業(yè)，于是也很少有人以此希圖爭名爭利，揚名立萬。在這里，洛陽紙貴是永遠的神話，一夜成名更是難有的奇跡，文學閱讀與文學寫作既未建立完整自在的市場秩序，也未建立互動自為的文化關注機制。再好的文學都可能無人喝彩，因而再平俗的文學也不會招致嚴厲的批評。在這樣的文化氣氛中，營構文學精品成了一種永久 的奢侈，貢獻一般的作品卻不會承受多大的壓力。自由地怡情悅性，自得地酬唱交流是文學的常態(tài)，也是文學行為的基本構架。這也許是不鼓勵，至少不激勵文學經(jīng) 典和杰出文人的社會氣氛，但卻是非常適合于所有人實現(xiàn)或實驗文學夢想的文化環(huán)境。文學行為和文學成果在這塊土地上，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氣氛中，就可能使“按 需分配”達于自然。這就形成了非常獨特，同時也非常珍貴的文學生態(tài)。

　　長期以來，文學理論只對經(jīng)典化的文學作品和文學運作負責，文學史所熱衷 的是文化優(yōu)選法，將富有經(jīng)典意義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凸現(xiàn)在文學史學術敘述的平臺上。這樣的學術努力是需要的，但肯定不是完全的。文學運作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文化優(yōu)選法，選擇最有價值最有魅力的作品，將其作為一定時代、一定語言、一定文化的典型代表，做學術分析和歷史評價；可另一方面，文學需要大多數(shù)人甚至全民的參與，不僅僅是接受和閱讀環(huán)節(jié)，也包括寫作和發(fā)表環(huán)節(jié)。

　　正像澳門雖小，但它是中國版圖中不可缺少的一塊，澳門文學雖然總體成就不高，世界性影響缺失，但它是中國文學版圖，更確切地說是漢語文學世界不可忽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澳門文學的顯著特性為外界了解它、研究它提供了可能。澳門的文學市場較為逼仄、狹小，這是影響澳門文學做大做強的主要因素，但異常活躍而且資源豐富的澳門文學出版機制，以及較為正常的澳門文學獎勵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對文學市場的逼仄做出有效的彌補。由此可以斷定，澳門文學仍然有廣闊的發(fā)展空 間和美好的發(fā)展前景，用王蒙先生為作家出版社《澳門文學叢書》所作總序的話說：澳門文學是“在中華民族文學畫卷中頗具代表性”的“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 續(xù)發(fā)展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