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語境下的中國當代文學

　　一

　　新時期以來的歷史進程，是從改革開放到全球經濟一體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工業化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過渡的大時代。但是，偉大的時代未必一定產生偉大的文學。當下，嚴肅文學在其自身的圈子里似乎繁華依舊，但難掩進一步被小眾化的尷尬，并不時受種種“內幕”或“事件”的困擾。與此相反，網絡文學、動漫、微電影等新興藝術，則以其趣味性，甚至無厘頭大行其道，并借助新的偶像與粉絲文化機制，在市場和讀者那里風光無限。

　　亂象引發了價值迷惘，它甚至使并不遙遠的80年代成為親歷者重返和緬懷的對象。那么，在那個“理想的”80年代與當下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根本性的變化？

　　80年代的“迷人”之處，在于其理想主義激情，作為支撐的則是知識分子的主體自信。但較之晚清以來曾經的自信與輝煌，知識分子彼時的主體自信，充其量只能算“五四”余緒的回光返照。大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晚清出發的啟蒙傳統與重新締造歷史新紀元的豪邁激情的列車，已經基本耗盡其歷史慣性。外表的光暈已經難掩內部的裂變。與此同時，世俗生活的意義作為對一元化價值體系的反思結果及策略手段，日益被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群體所接受。“文化尋根”思潮中，作家挾理想主義尋求“規范”之外的文學新變，落腳點卻是游戲鬼神、幽默風騷、堅韌與強盛生命力等民間之根。種種情形，標志著來自民間，融匯世俗的平民立場開始成為時代的主流。

　　平民立場包含著藐視等級規范、向往自由歡樂、看重非理性情感的生命意識，與堅忍務實、保守功利、重經驗和生存至上的生存倫理，這兩個相互沖突又融合的方面，迥然有別于以形而上的思考、批判或建構的社會責任、理想主義以及超越性價值觀等為核心的現代知識分子傳統。平民生活及平民立場，其實一直是歷史長河中的主潮，只是由于缺少自己的代言人而成為“存在的被遺忘”(昆德拉語)。但隨著從政治運動到改革開放過程中平民與知識分子地位的此消彼長，以及后者意識到平民立場在愈合歷史創傷與促成社會轉型方面功不可沒，因此起初多少被知識分子縱容乃至推動(比如80年代末新寫實小說的興起)。但問題在于，平民立場自身缺少自省自律的力量。隨著平民積極的生命意識在城市化進程中日益萎縮，務實生存倫理同時被強化，因此，平民立場一旦與新興的商品倫理媾和，便在世俗化的民眾那里獲得了強大的獨立意志，對權力、金錢和世俗成功的崇拜和自我異化，結果是極大地動搖了現代以降所形成的道德、理想、信仰等的根基，參與者對此可能始料未及。

　　這一情形代表性地體現在大眾文化生產上。大眾流行文化與源于民間的平民化思潮本是同源共生。一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的武俠小說，“一無所有”式的搖滾吶喊，“黃土地”式的電影，“戲說”歷史或權謀文化(包括小說及影視作品)，到新世紀穿越、玄幻、盜墓等網絡文學，無不基于民眾對生命意識或生存倫理的潛在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缺少了超越的精神向度之后，隨著時代發展，平民立場內在的、源于其生命體驗的獨立、反抗、懷疑、歡樂、堅韌等積極因素逐漸弱化，商業機制通過裝點和抽空，使其空心化、模式化、娛樂化，從而淪為大眾文化景觀和被消費的對象。這一趨勢，既發生在文學之內也發生在文學之外。20世紀90年代初關于人文精神的爭論，體現了知識分子想重拾精神守門人的努力，但爭論的不了了之，證明這種努力已經力不從心。

　　二

　　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的當代文學，自然也是平民化和世俗化時代的文化鏡像之一。時代風氣首先作用于作家。當小部分作家在西方文學理論的啟發下懷著文學理想進行高蹈的先鋒試驗時，更多的作家開始自覺放棄居高臨下的“為老百姓寫作”，而選擇“作為老百姓寫作”。這一立場解放了作家，被喚起的首先便是在現代以降文學中被遮蔽的強盛的生命意志與務實的生存倫理，彼時興起的新歷史小說與新寫實小說，正是平民立場這兩個向度的體現，而這兩個向度，又分別對應于傳統鄉土中國與新興城市中國兩極。在整個90年代，它們呈現為以下兩種走向：

　　其一是生命意識推動的鄉土歷史小說的興盛。生命意識開辟了當代文學新的寫作路徑，同時又具備有別于傳統寫作的“陌生化”之美。鄉土和歷史提供了馳騁自由想象和謳歌生命意志的空間與時間，宏大歷史不再是關注對象，取而代之的是戰爭、瘟疫、饑荒等特定事件。它們將平民由日常生活拋入直面生存威脅的“法外之地”，由此形成自由狂歡、堅韌粗糲或者悲壯崇高的主題，土匪鬼魂、瘋傻癡愚等人物形象和敘事視角，節慶饑荒、生殖與性、天人感應等非理性題材，以及怪誕、夸張、狂歡、戲謔等敘述風格等。這些迥異于現代文學審美傳統的“異質”，構成了當代小說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其二是生存倫理推動的日常生活的重新發現。平民日常生存的書寫，其實也是城市書寫逐漸建立的過程。一是以中性立場寫日常生活原生態，凸顯其瑣碎及無夢狀態；二是以零度視角寫為了生存而激發的人性之惡，包括同室操戈、爾虞我詐、你死我活，并視之為人類生存的真實境況；三是以肯定立場書寫在日常生活的生存之爭中脫穎而出，在商場、情場及官場中長袖善舞的“成功者”；四是以疏離立場寫日常生活中的游離者、叛逆者和迷惘者。他們在弱化的生命意識與生存倫理的共同推動之下，以躁動、調侃、脫冕、無聊等姿態，本能地對抗單調僵硬的日常生存。

　　上述兩個向度的文學，以及它們之間的悖反與張力，構成世紀末當代文學的“主潮”以及其復雜斑斕的整體面貌。不可否認，平民文學存在著一些弊病。站在新世紀回顧世紀末的文學，批判精神、超越立場以及想象力不足使其顯出庸俗瑣碎、想象蒼白和同類重復的征象。具體困境在于：一方面，基于鄉土歷史的生命意識，用挽歌式的想象，來對抗城市化的進程。但旺盛的生命意志和激情，既注定與文明的進程無法兼容，也難以給當下的日常生活提供切實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展現生存倫理不應該等于認同生命倫理，相反，文學的使命，在于引導人們對日常生活沉淪狀態的警惕與超越。而缺乏省察的平民立場，時刻存在如前所言的被大眾文化招安和娛樂化的危險。

　　但另一方面，平民化帶給當代文學的新質值得肯定。例如，平民生存倫理的合法性，有助于深入體認鄉村基層權力政治的復雜性，為更深層次的反思或批判奠定了基礎；而當代小說所積累的豐富的敘事技巧，以及勾連現實與歷史的敘事經驗，也強化了小說諷刺、解構和反思的技巧和力度。

　　當代小說暴露出的問題及其收獲，充分說明了平民文學中思想在場的重要意義。文學的使命不只在于歷史想象和呈現庸常的生存現實，還在于超越“生命意志/生存倫理”二元結構，在灰色生活中投入具有現代意識的主體之光。可堪告慰的是，知識分子傳統從未退場；而新世紀以來，更多作家開始重拾知識分子主體自覺，平民價值觀與審美的優勢被更多挖掘。這一趨勢體現在世紀之交興起的打工文學以及其后的底層寫作中(后者更強調作為親歷者寫作)。這類寫作勾連了鄉村與城市，農民(農民工)旺盛的生命力、粗糲堅韌的生存方式，給孱弱的城市(包括城市寫作)帶來了“異質”；同時，他們以幽默、達觀、堅忍化解苦難的姿態，他們在日常生活之流中生命意識的閃光(如對夢想和底層道義的堅守等)，都構成了這類小說獨特的美學張力。

　　“非虛構文學”的興起，則體現了平民經驗與知識分子立場的進一步融合。較之底層文學，非虛構文學在強調自身內在于平民群體的“親歷”身份的同時，更具備知識分子外在觀照的自覺。從當代文學發展脈絡來看，這是對平民生存境遇關注不斷強化，對作家知識分子立場的重新召喚以及對新時期以來重虛構想象的文學進行反撥的綜合結果。在輕質化的文學時代，這類堅守立場、下接地氣、不斷探索之中的寫作，無疑標志著新世紀文學最初的收獲和動向。

　　可以預見，平民及日常生活依舊是新世紀文學重要關切的對象，被暫時潛抑的生命意識也會以新的面目在未來的寫作中重新出現。而對新時期以來文學平民化趨向的豐富性、復雜性、矛盾性的體認，都是給未來文學乃至文化彌足珍貴的饋贈。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