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研究界被“理論體系”裹挾

——以百年來《文心雕龍》研究為例

　　回顧20世紀的文學理論研究，我們不難看到其中的一大結穴：研究界被“理論體系”裹挾。我們以百年來的《文心雕龍》研究為中心來談這個問題。

    以“理論體系”觀照《文心雕龍》

　　長期以來，理論界喜歡比照西方的文學理論來說中國文論，用西方邏輯性、體系性的文論觀念來界定中國文論。就《文心雕龍》而言，魯迅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概式。”這段話長期影響著學界對《文心雕龍》的價值判斷。對 于《文心雕龍》，20世紀的學者說得最多的就是“理論體系”。這里面包括兩個關鍵詞：“理論”與“體系”。“理論”意味著邏輯性，“體系”意味著系統性。 《文心雕龍》從其結構來說，其“體大思精”的理論體系特色顯而易見。正因為這一點，20世紀文藝理論界在不斷尋找堪比西方理論的過程中，不斷提起《文心雕 龍》，將其視為足以證明中國文論也有體系的一個重要文本。

    受西方近代以來科學主義的影響，“理論體系”被視為“科學”研究的體現，是理論成果成熟的標志。張少康認為，20世紀《文心雕龍》研究的主要成績，是 “重視了理論體系的研究”。如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可謂“現代科學的《文心雕龍》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在“題辭”中稱《文心雕龍》：“敷陳詳核，征證豐 多，枝葉扶疏，原流粲然。”這種表述就明顯有理論體系的印跡。在中國文學批評的草創時期，陳鐘凡對《文心雕龍》評價很高，認為：“蓋其上卷注重比較分析， 下卷言原理、原則，視近世歸納的，及推理的批評，頗有同符。”這種觀點與其受到西方文學觀念影響有關。

    在本學科奠基時期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郭紹虞、方孝岳、羅根澤、朱東潤等人，也特別關注《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稱 《文心雕龍》“提出了有關批評的理論”、“立一正確的標準”。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史》稱《文心雕龍》是文學批評界“唯一的大法典”。所謂“標準”、“法 典”這些用詞，就是近代以來科學研究方法的標準用語。

    除 了上述一些大家外，還有一些文人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零散文章，對《文心雕龍》做出評價。如劉節撰《劉勰評傳》，從“論文理”、“論修辭”、“論文體”幾個 部分展開，認為：“《文心》說理精密，條貫有序。”葉霧霓撰《怎樣閱讀偉大的〈文心雕龍〉》一文認為《文心雕龍》是一種“飲水思源的理論”，“不僅是道出 了文學的體裁，更道出了文學的起源；不僅是討論了創作的方法，更討論了創作的基礎；不僅是指示了文學的動向，更指示了文學的意義”。這些評論，其“以西解 中”的眼光、科學理論的視角是顯而易見的。

    20世紀最后 20年，是大陸《文心雕龍》研究最輝煌的時期，注重對《文心雕龍》從理論體系、創作論、文體論、風格論、作家論、文學發展論、文學批評論等方面展開論述。 這種研究思路，明顯受到西方現代文學觀念的影響，是用“理論體系”去解釋古代文論。舉例來說，80年代初期，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學會顧問周揚稱 《文心雕龍》“是一部偉大的文藝、美學理論著作”。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七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稱《文心雕龍》為“論述廣泛，體系完整，見解深刻”的 “文學批評巨著”。

　　“理論體系”研究促進“龍學”興盛

    用“理論體系”來研究《文心雕龍》在20世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就是，既然《文心雕龍》有其理論體系，那么就自然進入現代科學研究視野，就可以進入學科教學。此前，人們只把《文心雕龍》當作個人愛好來讀，如梁啟超就視之為“隨意涉覽書類”向人推薦，這樣顯然不利于推進學術研究。

    《文心雕龍》作為選讀文本進入大學課堂，是《文心雕龍》學術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極大推動了《文心雕龍》的研究，持續培養了《文心雕龍》研究的后續隊 伍，擴大了《文心雕龍》的文化影響。如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是其“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授課講義”。劉永濟著《文心雕龍校釋》是“為大學諸生講習漢魏六 朝文學而寫的講義稿”。王利器著《文心雕龍新書》是“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時寫就”。這些龍學名著都是在民國時期的大學課堂教學中誕生的。

    除上述鼎鼎有名的幾部著作外，我們還可以舉出當時一所大學的校內刊物所刊登的生動事例。1947年，由俞元桂、康家樂等8人執筆的《文心雕龍上篇分析初 步》發表在《協大藝文》上，嚴叔夏在全文題識中說：“本校中國文學系所開專著選讀一科中，《文心雕龍》適列其中，本系生與修者七人，采集體研究方式，由俞 元桂先生指導，將上篇之二十五篇作一初步之尋繹。”“協大”指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這是一所教會大學。

    由上述材料可知，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已開設《文心雕龍》專題選讀課，雖然人數不多，只有七人，但影響較大，以致本校校刊要專門刊載“教案”。《文心雕龍》走進現代大學課堂，為龍學培養了一大批知音和研究者，是20世紀龍學興盛的重要原因。

    從文化角度挖掘其詩性智慧

    用“理論體系”來研究《文心雕龍》也有不好的影響。正如臺灣學者王更生評議《文心雕龍》的理論研究特點時所說：這是“運用現在系統分析的觀點，替他建立 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然后再透過此一理論體系，上考下求，旁推交通，使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先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經過統計、分析、比較、歸納的手 法，使《文心雕龍》的精蘊以嶄新的面貌，呈現于現代中國文學理論之林”。王先生的評議并沒有貶斥之意，但今天我們看來，他恰恰準確地說出了“文學理論”研 究實際上是在解構和重組文本，隨著今人“文學理論”意識的嵌入，使本來鮮活一體的東西變得非古非今了。

    長期以來，學界更多地把《文心雕龍》局限在文學領域，把它當成一部文學理論著作，而沒有放在更寬廣的文化視野來考察。20世紀30年代的方孝岳似乎就已 認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文心雕龍》“是總括全體經史子集的一部通論”。不過他還是只在文學批評領域討論問題，并沒有進一步的拓展。張少康先生在談到《文心 雕龍》未來研究時認為，從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可取路徑。中國文化有很濃厚的詩性特質，所以從文化角度切入《文心雕龍》的研究，關注其詩性特征是繞不開的話 題。李建中先生指出：“長期以來，海內外的龍學研究，常常過于推崇邏輯性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它所特有的詩性智慧，從而遮蔽了《文心雕龍》的東方特色，遮蔽 了以《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不同于西方文論的民族特色。”

    時代在發展，學術研究要創新，《文心雕龍》研究面臨更新研究方法、轉換研究視角的問題。我們綜合考慮張少康、李建中兩位先生的意見，也就是說，從文化的視野研究《文心雕龍》的詩性智慧是可取的創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