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詩之本 詩是人之光

——散論20世紀的舊體詩詞

　　“笑問蘭花何處生，蘭花生處路難行。爭朝襟發抽花朵，泥手贈來別有情。”——這首絕句的作者，是20世紀早期著名的湖畔詩人應修人。他的新詩《妹妹你是水》《小小兒的請求》等流布頗廣。他的舊體詩詞的光芒，往往為他的新詩成就所遮蔽。

　　像應修人這樣的舊體詩詞作者，在20世紀燦如繁星。不少寫新詩名世的詩人，也都有一些優秀的鮮為人知的詩詞作品。只是因為他們新詩方面的盛名，這些舊體詩被掩蓋了。比如徐志摩這首《清明雨中》：“檐溜潺潺插柳斜，異鄉佳節不須夸。暫時為客還非客，此日離家總憶家。聽雨有愁宜中酒，尋春無夢到看花。隔墻薄暮新煙起，暗減心情負歲華。”詩中描寫了杭州清明雨中的感悟，表達了思鄉和少年特有的一種透明的悵惘。語淺情長，辭美味醇。這些詩詞作者數量紛繁，面目各異。他們寫作舊體詩大都不是為了發表，而是隨感而發，觸景生情，隨意揮灑，所以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色，更加容易保留歲月和歷史的原生態樣貌，更能折射這一特定時期的詩人心態和社會細節。這些作品有詩的魅力，同時也有史的質素。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詩詞作者和作品并沒有得到更充分的認識和研究，但確實是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開滿鮮花的迷人的原野。

　　清末民初正是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詩詞的多元流變和多元生態，折射出了這個時代變革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而接踵而來的20世紀諸多歷史事件，恰好為這些悲劇、喜劇、壯劇、慘劇做了詳細的注腳：庚子事變、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日本入侵、國共內戰直至“反右”“文革”、改革開放……一個個社會大事件給詩詞作者帶來各種各樣的心理沖擊，也為形形色色的作者搭建了新鮮的性靈舞臺。他們的詩詞作品是時代變遷的活的精神標本，尋找他們失蹤了的軌跡和光芒，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段段時間的背影和風雨的痕跡。

　　要研究現當代的中國，要研究20世紀的中國人的心靈密碼，無論是同光體還是南社，無論是毛澤東、陳毅、葉劍英還是胡喬木，無論是魯迅、郭沫若還是胡適、陳獨秀，無論是蘇曼殊、郁達夫還是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甚至無論是袁世凱、徐世昌、吳佩孚還是汪精衛、王揖唐……都是無法繞過和回避的文本存在。

　　我對20世紀詩詞的關注，先是源于上世紀80年代對郁達夫詩詞的喜愛，而后則是因為對大學里的老師許桂良、顧之京夫婦的父親顧隨先生的敬重。我還記得在大學圖書館里借到郁達夫詩詞選之后的驚喜——“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等等詩句，就像楔子一樣直接楔在我的心上。之所以用到“驚喜”這個詞，是因為此前我竟然沒有注意到過，在我的閱讀視野之外，還有這樣一種又新又舊、新舊難分、魅力無窮的文學存在。

　　上世紀8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的時候，讀得最多的是舒婷、顧城、江河等朦朧詩人的作品。他們被稱為崛起的詩群。徐敬亞先生在論文《崛起的詩群》中有這樣一段話：“詩壇上升起了新的美。于是，通向美的道路，便又一次次出現了無數種可能性。無數！而不是唯一。”他提到的這無數種可能性中，并不意味著伴隨著新詩的崛起，古典詩歌的藝術營養和藝術形式也就都應該一股腦兒扔掉了。艾青、田間、胡風他們是一種道路，而魯迅、郁達夫、聶紺弩這些人，其實也是一種道路。事實也證明，舊體詩詞不僅至今頑強地活著，而且還呈現出朝氣勃勃、生意盎然的和諧藝術生態。舊體詩特有的聲、韻、調組成的韻律之美，是令人迷戀的。在高速公路上行駛，和在田野里漫無目的地亂闖相比，速度和效率畢竟是不一樣的。

　　“五四”以來，新詩雖然在主流文學界有了重要的地位，但其自身的某些缺陷所招致的爭議也是一路相伴而來。魯迅在1934年致竇隱夫的信中就曾說過：“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此后至今已經整整80年了，盡管舊詩仍然沒有從人們的腦子里被“擠出”，但舊詩被主流文學界所忽視甚至說歧視，也仍然是客觀的文學現實——除了引起廣泛聚焦的少數領袖和社會名人的作品之外，很少有研究者關注20世紀舊體詩詞的整體創作成績。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也是和20世紀舊體詩詞的創作水平和美學影響不相稱的。

　　詩歌與時代有著天然的聯系，從20世紀詩詞中我們能夠真切地接收到時代前進的跫音。請來看袁克文的“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這兩句表面是寫游頤和園的感受，抒發了淡泊功名、不貪戀權勢的明智的人生態度，實則曲折表達了對父親袁世凱竊國稱帝的勸諫和諷喻。再請看張恨水寫南京大屠殺的這兩句：“城里遺民三十萬，可能一哭似予無？”其筆調沉郁蒼涼，凄清苦澀，讀來如在昨天。還請看張大千寫鄉愁的這兩句：“半世江南圖畫里，而今能畫不能歸！”因為戰亂阻隔，作者漂泊海外，不能歸國，畫梅杏而思江南，感嘆只能畫卻歸不得。詞調明麗，而心境悲涼。下面再來看看沈祖棻筆下的春愁：“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這句“有斜陽處有春愁”使沈祖棻贏得“沈斜陽”的別號。這首詞寫于1932年，表現的即是踏青引發的春愁，實際還有隱含了“九一八”事變后國人對山河破碎的家國之憂，已經遠甚于一己幽怨了。

　　新中國成立后知識分子的復雜心態，也能在舊體詩詞中辨認出清晰的雪泥鴻爪。林散之在《七零年八月初三夜》中說：“江上青留點點山，別來無恙在人間。”一句“別來無恙在人間”，依稀讓我們感受到平靜水波之下的內心渦旋。聶紺弩的《驚聞海燕之變后又贈》是一首特殊年代的奇異的愛情詩：“愿君越老越年輕，路越崎嶇越坦平。膝下全虛空母愛，心中不痛豈人情。方今世面多風雨，何止一家損罐瓶？稀古嫗翁相慰樂，非鰥非寡且偕行。”作者服刑后獲釋，卻驚聞愛女海燕早已自殺，隨后寫了這首七律送給老伴。全詩淚中含笑，笑中含淚。寫的是家事，而從“方今世面多風雨，何止一家損罐瓶”這樣的詩句，又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悲劇性的記憶。

　　以上例舉，僅僅滄海一粟。實際上，20世紀有不少非常優秀的詩詞佳作，但大多在讀者中并沒有達到耳熟能詳、廣為流傳的程度。因為對其缺少文本意義上的理論研究和有效的媒介傳播，致使這些詩詞作品在公眾視野中處于一個邊緣化的尷尬境地。詩歌寫作是一種艱苦的人生體驗，需要最大限度地逼近人生，最深程度地體驗人生。20世紀詩詞決不僅僅是辭藻層面的，技術層面的，而更是生活化的、開拓型的、建設性的。20世紀詩詞作者中的很多人，公眾并不一定把他們當作詩人來看。但是他們自己對詩人的身份和詩詞作品卻看的十分重要。比如羅癭公先生生前就曾告訴弟子程硯秋，死后墓碑只寫“詩人羅癭公之墓”七字。鐘敬文先生有類似的遺言，書畫名家林散之先生自題的墓志銘上，也只有幾個字：詩人林散之墓。羅先生的書法潤格很高，鐘先生在民間文學界是權威，林先生的詩名也并不及他的書畫名之盛，他們回首平生，為什么只提自己的詩歌呢？倘若這些傳說無誤的話，我相信羅、鐘、林諸先生肯定是把“詩人”這兩個字看作了美好人生的象征。不凡的人生旅程，自然是有著多彩多姿的內容，而他們自己則以一言以蔽之，曰：“詩人。”人是詩之本，詩是人之光。“詩人”是個美好的稱號。其美在詩，其美更在人。

　　據周曉川先生回憶，著名詞學家夏承燾先生極為看重自己的《浪淘沙·過七里瀧》。他臨終之時囑咐身邊親故：“我過老時你們不要哭，在耳邊哼這首詞就可以了。”詞是這樣寫的：“萬象掛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搖夢過江城……當頭河漢任縱橫。一雁不飛鐘未動，只有灘聲。”這首詞作于1927年，寫夜過富春江七里瀧的感受。20世紀舊體詩詞的美學歷程，也如七里瀧的素淡而奇絕的秋光一般，徐徐展開，就是一幅淡雅畫卷，引人入勝，余韻悠悠。

　　到了21世紀，舊體詩詞逐漸從復蘇走向復興，從復興走向振興，掀起一陣陣令人欣喜的文學新潮。這一傳統詩體簡練、凝重、典雅，把漢語的聲韻美、形式美推向了極致，是漢語言中最美麗的藝術花朵。文脈綿長，福澤深遠，既是民族智慧的美好載體，又是文明傳承的優秀媒介。日前詩詞寫作的重現或曰回歸，并不是對既往新詩寫作的簡單否定，而是有益的調節和科學的補充。詩詞新潮，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文體回歸話題，而更具有了一種別具風姿的傳統文化的象征意義。回眸20世紀的舊體詩詞，研究20世紀的詩詞演變和美學嬗變，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歷史細節和生活原態，可以呈現當時的社會心理與精神生態的真實狀況，可以為21世紀的詩歌發展提供有益的藝術借鑒和歷史經驗。

　　(作者為中國文化報理論部主任、《中華詩詞》雜志執行主編、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