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體驗到“中國故事”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學如何立足本土，認識中國和表達中國？作為一名作家，他的本職首先是寫，但是如何去寫，寫什么，如何在純文學式微的大背景 下滿懷信心地構建自己的城邦和王國，固守自己的疆土，如何把最具中國特色的中國故事講好，如何在把中國故事講好的同時，保持自己文本和語言的個性、特色和 人文情懷，確實是我們寫作者應該認真考慮和謹慎實踐的一個問題。

　　作為一名多年生活在基層的寫作者，其實我極少思考這些形而上的問題，因為我時常沉溺于生活本身，并且不能自拔。淹沒在蕓蕓眾生中的我，最重要的 創作源泉其實就是身邊這些最普通的中國人。從我小學四年級到達這個縣城后，多年之內，它并沒有什么顯著變化：彎彎曲曲的主道，郁郁蔥蔥遮人眼的柳樹，主道 兩旁低矮的門市，理發的、開川菜館的、開一元店的、開門診的、售南京板鴨的，這些操著不同職業的人，每日將門臉敞開，讓平原上平鋪直敘的陽光打進。這些 年，那些門市里的商人換來換去，門市里的商品也換來換去，然而不變的，是我每天都要經過這些街道，經過這些或陌生或熟稔的小鎮人。這是有意思的事，即便參 加陌生的飯局，看到那些陌生的人，你也會覺得他們那么眼熟，只因這些年里，沒準你就在什么地方碰到過他或她：破舊的電影院里、接送孩子的學校門口、縣政府 的某個會議上、醫院里的某個病房、賣安徽板面的破房子里……總之，那些你以為你從來沒有遇見過的人，其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與你擦肩而過。另外一群人，則是 時刻與你朝夕相處的人，他們是你的朋友，而且職業各異：有賣文玩的，有賣觀賞魚的，有開小飯館的，有政府秘書，有房地產老板，還有賣摩托車電動車的……他 們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知道他們都有波瀾壯闊的內心世界，在他們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擔當，什么是責任，什么是勇氣，什么是羞澀，什么是妥協，什么又是小 農意識。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沉默，只有在特定時刻，他們身上才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同時，作為小鎮上的居民，他們都保留著“復制人”的美好品德——你無法在 他們身上刻意挖掘出更多的情感類型和不安因子，你只能依賴自己的想象和略顯粗糙的技法，將降臨到你身上的靈感戰戰兢兢地轉化為人們稱之為“小說”的東西。 所以我想，對我這樣一位寫作者而言，身邊這些有個性或者沒有個性的男人或女人(如穆齊爾所言)，在他們身上顯露或隱藏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背后不為人知的 緣由，可能才是最真實的中國人的故事，才是有個性的、獨立的，甚至是永恒的故事。他們貌似波瀾不驚，其實真相早與鏡像融為一體，你無法用更多的技法和力量 去做更多的闡釋與勾芡。

　　那么，如何藝術地、技術地去構建和表達這些人？這是一個宏大的論題，我只能簡單地說點自己的淺薄認識。文學普泛審美價值的存在，賦予了文學標準 一定的世界共性。但是因為民族心理差異、習俗差異、藝術表達方式的差異這些標準的介入，國外的故事跟中國的故事，講述的重點和意義肯定有所不同。跟國外 70年代作家作品，譬如《夏屋，以后》《母豬女郎》《當“9”翻轉歸0》《一切破碎，一切成空》《白牙》《失去的遺產》等作品相比較，我們這代人的寫作姿 態其實有些保守和自足。90年代先鋒文學的終結，拓展了小說的敘事疆域，更新了小說的敘事理念，但是21世紀以來，我們重歸傳統的現實主義，以故事為核 心，不自覺地遵循著某種機械的、有套路的寫作條規，反倒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和延拓。生活在我們筆下煙火氣十足，卻缺乏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打撈，也 缺乏對文本的創新意識。當然我不是說故事不重要，我想說的是我們寫小說不單單是講一個精彩的中國故事，另一方面，我們對“故事”的理解跟西方作家對“故 事”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這在短篇小說文體上表現尤其明顯。跟國外同齡同行在文體上的自覺追求和勇毅實踐比較，我們在小說創作上呈現出某種可意會可言傳的沉 默，這使小說的同質性和模糊性日益明顯，同時，也讓我們所講的中國故事顯得有些呆板、木訥、拘謹，缺乏神采飛揚的自信。

　　我想，只有立足和深入現實的問題意識，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想和表達方式，同時自省地、自覺地對文學表達方式與表達內容進行探索或者哪怕是微 不足道的創新，才有可能是中國文學真正立足本土、深刻表達中國的要素。賀仲明在《重建我們的文學信仰》中，曾經有如下論點，我非常贊同，不妨把它作為我這 次發言的終結：

　　“它需要有特別的深度意識。作家們不能滿足于書寫生活的表面和外在形式，而是要揭示出表層生活背后的獨特文化底蘊，激發出獨特民族審美精神的活 力，呈現出真正內在的民族個性；其次，它需要更清晰地辨析和揚棄自己的民族文學傳統。對文學本土精神的強調絕對不是封閉保守。本土精神主要體現為一種姿態 和向度，不是以之對文學創作做簡單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對傳統，需要遵循批判和創新的重要前提；同樣，對本土生活本身的沉潛也不能被生活局限和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