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自覺”是不是偽命題？(2)

　　“文學自覺”是一個漸進過程，不是突發性的，不是說昨天還沉沉大睡，今天一覺醒來就自覺了。另外，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反復多次覺醒，不是自覺完了以后就不用再自覺了，而是可能在自覺之后的有些時代它又不自覺了，有的時候它有倒退。

　　文學的自覺不是個別人先知先覺，不是一兩個人就代表文學自覺了，它是社會性的、群體性的，必須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撐，這才能夠自覺。就是說必然有一個群體，有普遍的社會性。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你們兩人還在自說自話，水金先生能不能直接針對炳海先生的觀點提出你的見解？

　　程水金：說實在話，我沒有專門研究“文學有沒有自覺”“什么是自覺”“什么時候自覺”等問題，我只是思 考文學觀念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的文學觀念是19世紀歐洲的文學觀念，不僅不能說明中國的文學現象，甚至連西方的文學現象也不能涵蓋。比如18世紀末19世 紀初法國女作家與批評家史達爾夫人《論文學》發表之前，歐洲大陸一直認為文學包含修辭學、詩歌、歷史、哲學和宗教，這表明在西方18世紀以前，文學觀念也 是包含著這些復雜的內容的。既然19世紀歐洲的文學觀念不能闡釋他們自己的文學現象，自然就更不能闡釋中國的文學現象了。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要劃出一 條界線：在所有的以語言作為媒介的言說方式中，哪些言說方式是文學言說，哪些言說方式不是文學言說。給它們劃出清楚的界線，然后才可能去討論有沒有自覺的 問題。這就涉及一個哲學的問題，即文學的發生問題。所以我是談文學的發生，不談文學的起源，因為文學的起源是一個歷史問題，探討文學從什么時候開始；而文 學的發生是一個哲學問題，探討文學發生的機理。換句話說，我是在思考“人類為什么需要文學的言說”以及“在什么場合需要文學的言說”的問題。

　　把這個問題想通了之后，我發現，只要是文學言說，本身就是自覺言說，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要千方百計地打動某個特殊的個人或者某個特殊的群 體，就是說文學并不是面對所有受眾，也不是沒有任何功利和目的，他總是面對特定的對象，從而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言說對象與言說動機都是決定文學言說方式 的重要因素。在思考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覺得有幾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人類在什么情境或場合會發生文學，是什么機理和什么樣的內在動機促使人類需要文學的言 說。我把它界定為“四個說”：第一，說不可說。就是很難用現有的抽象化語詞來表達你心目中所想象的那個對象，這就是劉勰所說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 巧”。為什么“言徵實而難巧”呢？就是有些東西他難以說，沒有辦法說。怎么樣“說不可說”呢？必然是譬喻形容，這樣文學就發生了，這就是文學。第二，說不 能說。是指說了這個東西會有后果。《戰國策》載靖郭君田嬰要“城薛”，他的門客都反對，但靖郭君說誰來勸諫就殺誰的頭，并告訴守門的謁者不讓談“城薛”的 人進來。有一個門客要來勸諫此事，但又不能違反殺頭的禁令，這就是“不能說”的場合，結果他就說了“海大魚”三個字便扭頭逃走。靖郭君不但沒有殺他，還讓 他把話說完。于是他就把“薛”和“齊”的關系比喻成“魚”和“海”的關系，說失掉了“海”，“魚”不能獨存，失掉了“齊”而“薛”也不能獨存。這就是一種 文學的自覺言說，這就是文學。“說不能說”必然要隱晦含蓄。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說：“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 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你以為他是在寫洞庭湖的宏偉壯觀？他實際是說：“給我一個官吧！”這就是“干謁文學”，把這類話直通通地 說出來很不得體，只能隱晦其辭，于是文學也就發生了。第三，說不易說。就是說不清楚，說起來很復雜，很難說，不好說，那怎么說？鋪陳描述，文學不也就發生 了嗎？第四，說不屑說。就是那種很私密的，稍縱即逝的小感受，或者現在叫作“小資情調”，比如李清照的那些詞，這些都是不屑說。那么如何“說不屑說”呢？ 借用王充《論衡》的說法，就是“藝增語增，巧言繁飾”，就是偏偏要把本來是芝麻粒的小事兒說得如何不得了。這就更是文學了。

　　總之，不是首先談“文學是什么”，應該先界定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以及文學在什么情境下發生。按照這個文學觀念，我認為文學從它一開始產生 的那一瞬間就是自覺的，不存在到哪個時代才自覺的問題。只要是文學，就是一種自覺言說。也就是說，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是以現有文學觀念為前提的，但跳出了 這個框架，轉換了思維路徑，也就不存在自覺不自覺的問題了，況且即使在這個共同的框架之下，“自覺說”本身也是觀點五花八門，更加消解了它的科學價值。

　　三

　　主持人：水金先生要從根本上建立一個新的文學觀念體系，來否定或反思現有的文學觀念。這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聽到，啟發很 大。我也確實很佩服他這種對現有文學觀念，尤其是對“文學自覺說”帶有顛覆性的思考。但是寫作本身是不是就已經帶有一種自覺？是否就是對文學的理性認識？ 感性和理性本身有沒有區別？比如我想要說服你，就分為幾種情況：一是我可能就是想要說服你，沒有想到如何修辭；二是我在對你說的過程中想到該如何修辭；三 是可能我對你說的過程中有修辭，但沒有意識到那就是修辭，雖然都是同時發生，其中有沒有一個感性和理性之分的問題？

　　李炳海：水金教授反對用西方的框架來解說中國的文學，包括文學史的書寫。可是他自己說的這個話語本身就 是用一個西方的框架在言說，比如“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說法，它就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如果一切行動都是自覺的話，那么創造世界就太容易了。《禮記·樂 記》說：“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說明中國古代人也認為文學是不自覺的，所以恐怕水金 教授的命題是站不住腳的。另外水金教授要用中國本土的文學觀念來看待文學自覺問題，那什么叫文學？中國關于文學的最經典的命題是《周易·系辭》所說“物相 雜，故曰文”，把不同的東西混雜到一起，這就叫文。音樂是把五音配在一起，繪畫是色彩配在一起，可以說開始時，舞蹈、音樂都是這么一個總體的觀念。而我理 解的自覺，是當文學已經相對獨立了，從文史哲中分出來，從詩歌舞“三位一體”中分出來，并琢磨著怎么能把它寫得更美的時候，文學就開始初步自覺了。到戰國 后期莊子、屈原、宋玉走到了這一步，它就自覺了。就是說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自覺不是一個理論上的論戰，我們要靠實踐。如果從理論上開始，便不會有結果。

　　程水金：李先生要求文學自覺要從個案找實證，可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保存，有很大偶然性。說莊子、屈原、宋玉代表了文學自覺，是因為這些著作有幸保留下來了，如果沒有保留下來，我們怎么辦？

　　詹先生說到感性和理性的問題，意思是說“我覺得就這樣說”和“我想怎么說”，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但我覺得既然要“說不可說”“說 不能說”“說不易說”以及“說不屑說”，就表明他是要想辦法說服對方，這本身就是一種理性，只不過這里邊有水平高低的問題，比如“說不可說”，必然是譬喻 形容，以警拔脫俗為上。第一個用花比喻美女的是天才，第二個如此用就是庸才，第三個依然如此用就是蠢材，所以說這不是感性與理性的差異問題，而是一個水平 高低的問題。

　　李教授說在過去詩樂舞是不分的，而后來有專門寫作的案頭文章，這就是一個自覺。其實這不叫自覺。詩樂舞放在一起，并不是詩樂舞本身不分，而 只是一種傳播手段，即借助這種方式更有利于傳播和接受。這就類似于明清小說里面的插圖繡像，明清的小說家為了促銷，配上圖案，不識字的市民不能看文字，他 光是看圖畫，也覺得很好玩，總不能因此就說明清時期的小說是繪畫和小說融為一體，也是不自覺的呀。因為詩樂舞也是把它言說的東西宣傳出去，讓更多人接受， 這是類似于促銷的一種傳播方式，并不是說這里的文學就沒有獨立，文學就沒有自覺。

　　李炳海：你是把現代人的觀念強加給古代人，古代人沒有傳銷的觀念，好多人就生活在詩的境界里，比如他們有時候說話、吟詩，就是要唱，這與現代傳銷觀念完全不同。

　　程水金：我不認為這是現代的傳銷觀念，也不認為古代沒有傳播意識。詩樂舞結合本身就是一種傳播方式。 “不歌而誦謂之賦”，它為什么不去讀而要誦呢？為什么要誦而不是直接抄寫呢？因為識字的人不多。詩樂舞一體是一種擴大影響的傳播手段，不是文學本身，因此 不能用來說明就是文學沒有“自覺”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