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抗戰小說的藝術功效

　　艱苦卓絕的偉大的抗日戰爭，留給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是銘肌鏤骨的，既難以忘卻也不應忘卻。70年來承載這一沉重“歷史記憶”的抗戰小說歷久不竭，廣為流傳，構成我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維度。21世紀以降，抗戰題材小說創作攀升至新的歷史高度和精神高度，日益深入人文價值立場腹地，在抗拒消費主義和抵御市場利益的誘惑中，呈現出重塑民族形象、復原歷史本貌、檢省人道人性等特點，確立起本土性和世界性相互交融的藝術風貌，為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發揮了獨特的藝術功效。

　　重塑和提升民族形象

　　抗日戰爭成為檢測國民形象的試金石，也成為展示民族形象的絕佳機緣。作為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重要載體的文學作品，理應對抗戰的戰局戰事和英烈義士加以書寫和狀繪，講述中國抗戰故事，展現中華民族形象。事實上，這種文學創作自抗戰爆發起就已經開始，許多作家通過報道前線戰事、宣傳抗日英烈自愿加入到尋找民族身份、維護民族尊嚴的歷史使命之中。進入21世紀，抗戰題材小說作品賡續了這一使命，為重塑和提升中華民族形象提供精神支援。張廷竹的《中國無被俘空軍》恪守英雄是民族精神化身的創作信條，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國民黨空軍軍官閻海文用生命鑄塑的不屈英魂，用熱血奠基的不朽豐碑。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秉承呼喚英雄主義回歸的意旨，在張弛有度的敘述中，將一介草莽梁大牙塑造成令日軍心懼膽寒的抗戰英杰。徐紀周的《永不磨滅的番號》以倒敘方式講述了八路軍九縱獨立團團長李大本事、一營營長陳大山、二營營長孫成海、三營營長陳峰等率眾為掩護主力部隊和當地群眾轉移，與日軍浴血奮戰直至全部犧牲，他們以血肉之軀鑄就了獨立團的傳世英名。都梁的《大崩潰》以如椽筆觸切入正面戰場，以宏闊視角俯視戰爭進程，再現了國民黨高級軍官蔡繼剛、蔡繼恒慨然赴死的剛烈壯舉和普通士兵滿堂、鐵柱橫刀敵陣的鐵血氣節。何頓的《抵抗者》以主人公黃抗日一生經歷為主要線索，通過敘述和追記發生于湖南境內的安鄉保衛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等著名戰役，貢獻出以黃山貓、田國藩、龍營長、毛國風等為代表的一群毀家紓難、義薄云天的抗戰勇士。民族形象絕非抗戰英雄的單維構成，更是普通群眾抗戰行為的多元集合。葛水平的《黑雪球》中的主人公伍海清，正直善良，膽怯懦弱，但在遭受日軍蹂躪和目睹侵略者暴行之后，勇敢地協助八路軍武工隊炸毀日軍火車。張者的《零炮樓》通過描寫張寨賈寨兩村村民面對外敵入侵的自然反應，形象地展現了中原農民卓異而獨特的抗戰史，使百姓體認個人命運與整個民族存亡是休戚相關的。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運用柔里含剛的手法，精妙地展現了風塵女子面對偽頑敵寇時的剛毅決絕與奮起抗爭，讓人們感到傳奇人物僅僅是歷史變量，而普通和平凡才是生活常態。范穩的《吾血吾土》，通過回望一個遠征兵顛沛流離的蹇窘命運，凸顯了傳統文人戰時桀驁不馴的風骨和寧折不彎的脊梁，向讀者傳遞出中華民族愈挫愈奮的精神訊息。這些小說既與傳統歷史敘述保持呼應，也形成自己的話語言說策略，鍛造和點繪著新歷史主義語境下的民族精神，使人們始終對民族形象葆有一份認同和敬奉。

　　全方位展現抗戰歷史

　　進入新世紀以來，抗戰題材小說的敘事模式產生了深刻的嬗變，由以往的單頻道發聲轉向多維度敘述，“意識”和“階級”從敘事核心中被放逐和淡化，摹繪客體得以豐富和擴充，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廣泛的典型性，敘寫境域也由過去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鋪陳到國統區的正面戰場。

　　溫靖邦的《虎嘯八年》以廣角鏡頭宏觀展現了國民黨軍隊在臺兒莊和徐州奮勇御敵的真實場景；都梁的《大崩潰》不吝筆墨地追憶了抗日戰爭中最為悲壯慘烈的衡陽保衛戰，徐晨達的《滴血的刺刀》極為詳盡地講述了由國民黨軍隊將領薛岳指揮的長沙會戰，這些作品都力求還原中國抗戰正面戰場的原態和本貌。另外，新世紀抗戰小說中的很多作品不再采取二分法單向度地敘寫國軍御寇或我軍殺敵，而是將二者或多者并置共敘，凸顯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真實歷史圖景。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以展示中國男人血性和自信為切入點，從一個側面演繹了國共兩黨槍口對外、攜手抗戰的盟友關系，賦予了抗戰歷史以表情與溫度。石鐘山的《遍地英雄》通過對熟諳內斗的各路“胡子”的細膩狀繪，展現了面對日寇時捐棄前嫌、合力抗戰的時代主題。常芳的《第五戰區》通過描寫開明士紳在民族危亡之際深明大義，襄助義舉，為廣大讀者洞開一個窺視抗戰秘境的新異視角。特別是都梁的《亮劍》，將李云龍和楚云飛兩位分屬于國共陣營的軍中翹楚置于救亡圖存、捍衛民族大義的共同歷史情境中，實現了對歷史的深度思考。

　　在民族戰爭背景下，重大的軍事斗爭固然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最能吸引后世讀者的，但是對于真實歷史而言，那些微小瑣細的人物和故事是接續和構成歷史的生動細節，所以，近年來民間抗戰也陸續進入作家的視野。鐵凝的《笨花》、張者的《零炮樓》、尤鳳偉的《生命通道》、閻欣寧的《走入1937》等作品，把有組織的阻擊與自發式的抵御有機融合，一方面展現了普通民眾以原始方式從事的鄉土抗戰，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戰爭生活的豐厚內蘊。

　　如果把這些作品連綴組合起來加以解讀，不難發現抗戰的場面陡然拉大，一幅全民抗戰的恢宏畫卷舒展開來，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讀者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也使公正客觀地袒露中國抗戰歷史真相成為可能。

　　揭示和呈現人性狀貌

　　在戰爭這一人類活動的極端形態中，人性面臨著非同尋常的壓力與考驗，呈現出詭異斑雜的狀貌。抗日戰爭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抵抗外敵入侵的軍事活動，既是對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考量，也是對民族心理、人心人性的蠡測。

　　近年來伴隨整個社會對人性的深度認知和對人文主義精神的不斷揚厲，摒棄傳統歷史敘述模式，觸摸歷史文化中的人性肌理，逐步成為我國新世紀抗戰題材小說的意旨取向。基于此，新世紀許多抗戰題材小說作品，對社會底層和普通大眾在戰爭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難，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和審視，將人物塑造從“臉譜化”“概念化”和“符號化”中解放出來，繪就了形神畢肖、斑斕多姿的人物群像，使審美模式趨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李西岳的《血地》透過對個體情感糾葛和命運軌跡的細膩展示，折射出全民抗戰的時代風貌，作品的氣象和成色并未因聚焦個體而逼仄和降低，相反卻由于寫出了人性的深邃和幽微而更顯朗闊與大氣。尤鳳偉的《生存》將宏大的戰爭場景處理成了具體可感的生命境遇與生存境遇，以自己的思考和良知發掘被戰爭忽略的角落、人群和人性中的求生質素，進而建構起藝術連接生命的橋梁，獲得一種強大的精神意識的支持。劉震云的《溫故1942》通過追憶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里300萬河南農民面對天災人禍表現出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將人還原為鮮活的人，將善與惡、堅強與軟弱、善變與執著等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袒露出來，體現出對生命意識和個體生命的珍視。

　　戰爭形若一只碩大無朋的顯影儀，人類的優長與缺憾、聰睿與愚頑、理智與瘋狂、善良與邪惡……都在其中得到嚴密過濾和集中呈現。徐貴祥的《八月桂花遍地開》通過對活躍在陸安州這片土地上幾股抗日力量的工筆式勾勒，試圖喚醒蟄伏在國人血液中、骨骼里和基因深處的自尊和自信，以求臻于弘揚民族堅貞不屈和自強不息精神的目的。石鐘山的《遍地鬼子》把來自不同國度不同民族諸多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融進抗戰這一宏大歷史事件之中，由于生靈相殘致使每個愛情故事都以悲劇收尾，以此提醒人們邪惡戰爭摧毀的不是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民族，而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戰爭扭曲和摧殘著人性，將人改造成魔鬼；戰爭也鍛鑄和升華著人性，把人塑造為天使。閻欣寧的《中國爹娘》敘述了抗戰結束后日軍在東北留下許多孤兒，這些戰爭的遺棄品被以女主人公杜鵑為代表的中國婦女和老百姓，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收留并撫養成人。杜鵑這一形象表征著中華民族善良、仁慈和寬容的美德，而這恰恰與日本侵略者的獸性形成鮮明對比。朱秀海的《音樂會》描寫了日本逃兵松下浩二在與抗聯戰士相處過程中消解敵意，切身體驗到世間大愛和人間真情。正是在人性的感召驅動下，松下浩二放棄了脫離戰場、返回故鄉的良機，而是在雙方交換戰俘時用自己換回了抗聯游擊隊長汪大海，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挽救和保全。當然，由于迄今我國部分作家對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還不夠自覺和深透，以至于以闡發和弘揚人性為旨歸的小說作品還沒有成為新世紀我國抗戰題材文學發展的主脈。

　　黑格爾說：每個時代都具有如此獨特的環境，每個時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狀態。抗戰題材小說創作，歷經戰時的鏡像式反映，到新中國成立17年的敵我“二元”結構和“文革”期間的“紅色英雄”情結，再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史實探頤和真相索求，再到新世紀的人文關照和人性發掘，在70年的發展演進歷程中，從有選擇、有限度的文學書寫遞嬗到多元化、全景式的文學表現，走出了一條由局促到開敞、由單極到多維、由平面到立體的文學創新之路。

　　盡管彌漫于7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抗戰硝煙早已散去，但摹寫中國抗戰的真實歷史故事遠未終結。事實上，在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人民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作為戰爭主要策源地的日本不僅沒有對侵略行徑作任何懺悔和反省，反而冥頑固執地躲避遮蓋歷史，變本加厲地為軍國主義招魂。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題材的歷史敘述非但不能減斂弱化，更應以更強勁態勢向深層拓展和開掘，這不僅是對抗戰歷史抗戰英烈的最好祭奠，也是對蓄意篡改歷史者的有力回擊。

　　(作者為編審、哈爾濱工業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