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資訊 >> 正文
簡介:劉恒,生于1954年,作家、編劇,1986年發表小說《狗日的糧食》開始引人注目,一些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如《菊豆》《本命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編劇作品有《秋菊打官司》《集結號》《金陵十三釵》《窩頭會館》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金鷹獎”最佳編劇獎等多項國內外大獎。
他用毛筆寫繁體字。這也罷了,還用毛筆寫劇本;82場、100頁,每次當他停頓,毛筆涮好一擱,欣賞碼得整整齊齊的稿紙時,他心里舒服極了。
這就是眼下的劉恒。用毛筆寫電影劇本,這在文壇、在電影界都是獨一份兒。
他起初臨貼,顏真卿、王羲之、蘇東坡……不過癮,索性用毛筆寫劇本,魚和熊掌兼得。寫的時候字斟句酌,于內容是一種思考中的沉淀,于書法是一種用筆間的揣摩。做編劇,本來是自己喜歡的事情,用毛筆寫,便又增加了新的意義和趣味,他覺得跟文字更親近了,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感。
被譽為“中國第一編劇”,誰不知道一集劇本的含金量有多少呢?和被粉絲與資金雙重驅動下多數網絡寫手每日海量的灌水不同,劉恒似乎生活在他的“小圈子”里,這“圈子”不受任何利益的干擾和牽制,始終保持自己的節奏和習慣。這大概是他溫和敦厚的表象下一種固執的堅持。
從1977年劉恒發表第一篇作品算起,文學之路一晃已過40年。如果說70年代的愛上文學還有炫技的想法,那么現在,他所做的一切,從內容到形式都是一種淡定從容向古典的致敬與回歸。
1969年,15歲的劉恒穿上了軍裝。稚氣的臉上掛著單純的笑,軍裝在他或許也尚顯肥大,但他卻已是有著7年俄語經驗的“老兵”。在做偵聽的業余,他狂熱地迷上了魯迅
讀書報:您多次說過,自己的小說創作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魯迅的什么?
劉恒:比較吸引我的是魯迅的鋒芒。他作為個體承受的苦難和不如意,向外界表達不滿和憤怒的鋒芒,符合青年人的狀態。行動上不能反抗,至少要有語言上的反抗。
這里也有信息源比較單一的原因。那時候沒有其它的文學書,前蘇聯的作品也有,魯迅的著作占有壓倒性地位,雜文結集出版了很多單行本,我都買來看了。
讀書報:但是今天對魯迅的評價有所不同。
劉恒:現在從官方到民間對魯迅的看法都有一些變化。任何輕視他的做法和觀點都是目光短淺的。他們可能抓到了某一個魯迅的弱點,或者他與現實的不和諧,就企圖全盤否定,這是錯誤的。魯迅的自我反省和對社會的丑陋面的批判,永遠是有價值的。
周作人對哥哥有一個很“毒”的評價,他說魯迅是“富有戲劇性”的。他們兄弟間了解應該很深。褒義地理解,可能是說魯迅有浪漫主義的一面;貶義地理解,周作人可能擴大了自己的憤怒或者自己的正確。
從某種角度來說,任何文人在以自己的文字表達思想時,都帶有戲劇性。嚴格地說文字是一種表演——所有的文字,包括給人寫信時的文字。
讀書報:您怎么理解周作人所說的“戲劇性”?
劉恒:不管別人說魯迅什么,我還是非常崇拜他。魯迅是偉大的前輩,他最大的價值,是對國民性弱點的痛恨和仇視。國民性的弱點現今仍在膨脹,這種痛恨也依然存在。比如馬路上的不守規矩,沒有羞恥感,狂妄,狹隘……我們每天都在接觸這種國民的弱點——也包括自己。我更感到魯迅的那種痛恨是一種很無奈的表現。現在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也依然無奈,只是表現的態度不同,有的人可能激烈一些,有的人緩和一些。我今年63歲,沒有什么鋒芒,一切都可以容忍了。
讀書報:曾經有過的鋒芒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恒:有一些是政治上的。我是從文革走過來的,回憶起來還是有一些憤怒,雖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對文革中發生的現象還是不能容忍。至于對現實的憤怒,不言自明。久而久之,這種鋒芒慢慢淡化了。不知道是更客觀了,還是更無奈了。我自己反思,我畢竟是這個社會變遷中的既得利益者——當然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社會發展中,獲得了一些利益,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在利益獲得一定滿足的情況下,斗志有可能被瓦解。這是從貶義的角度說。從另一個角度說,年齡增長后心態自然變化,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對很多事情不較真兒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不論是好的作品還是好的思想,恐怕還是適度走極端好一些——不適度也沒關系,超常地走極端或接近精神分裂,像卡夫卡、托爾斯泰。當然走極端和瘋狂也都可以表演。有人認為托爾斯泰的出走是表演給世界看的,以離家出走的瘋狂舉動,向世界謝幕。我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他只是追隨本能罷了。
對電影的愛和夢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或因觸動他的某個畫面,或因一句記憶深刻的臺詞,總之,當他瀟灑地轉身投入編劇,未嘗不是一種遲到的回歸
讀書報:1977年7月,您的短篇小說《小石磨》是發表在哪里?最初走上文學道路時,哪些人對您幫助較多?
劉恒:《小石磨》是紀念長征40周年時寫的。寫作完全是自我摸索,我把小說寄到《北京文學》雜志,第一次投稿就被采用了,責任編輯是郭德潤。后來我被調到《北京文學》做實習編輯,以公代干,一直做下來,1985年上干部專修班,脫產上大學,算有了學歷,之前填學歷都寫初中二年級,連初中都沒畢業就當兵去了。
讀書報:在《北京文學》時和哪些作家有過交往?
劉恒:那時掛在編輯部的有楊沫、浩然,但是接觸不多。八十年代初,我去你的老鄉韓石山家里約稿,他當時在汾西的一個公社,正聊著,公社廣播讓他開會。我去西安郊區找賈平凹約稿,去陳忠實當時所在的文化站組稿,我們一起蹲在馬路邊上吃過泡饃。那個時候國家剛剛蘇醒過來,有著純樸向上的氛圍,大家都很友善,官員都很樸實,老的規矩都在起作用。
讀書報:1986年,您的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發表后引起了較大反響。這部作品是在什么情況下創作出來的?在西學思潮涌入的80年代,您的創作受到影響了嗎?
劉恒:讀大學后有了完整的時間,《狗日的糧食》就是在那個時候寫出來的。80年代改革開放后,很多經典名著翻譯進來,都是很好的營養,只是我消化不良。有一段時間迷戀哲學,尼采、叔本華、薩特、克爾凱格爾等都接觸過,多少都受了些影響。
人所需要的思想的武器并不多。要掌握很多武器具備強大的思想能力,幾乎不可能。每個人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武器。有的時候沒有效果,就是選擇的武器不正確;有的人用簡單的武器取得好的成果,是因為選擇了正確的武器。
讀書報:您早期的創作,如《心靈》、《小木頭房子》、《熱夜》、《愛情詠嘆調》、《花與草》、《堂堂男子漢》等,多在探尋人生的意義。能談談這一時期自己的創作狀態嗎?
劉恒:早期的作品帶有浪漫主義,是沒有心機的。我還在生活的表層滑動,好像在湖的表面玩水;到《狗日的糧食》,開始接觸到水里的污泥,不再象過去那么風平浪靜。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蒼河白日夢》。
到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次轉折。我覺得快被污泥濁水窒息了。對抗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參與治理污泥的工程,一是與污泥共存。世界到處都是細菌,有的細菌是致命的,消滅不了,就與之共存。實際上還是承認了心理上的堅持有強大的支撐作用。一個人只要心理強大,污泥不會把他怎么樣。
阿Q在心理學上有特別積極的因素,大量心理學都與精神勝利法有關。宗教的信念就是最大的精神勝利法。教徒對世界的看法,盡管表述不一樣,實際上也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我看到了自己的軟弱、無能和吝嗇。不愿意為了某種信念獻出既有的東西,不愿意付出,縮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這可能是出于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人最終還是圍繞自己個體的生命生存,別人沒有保護你的義務,也不可能依賴別人保護你的利益。
讀書報:那么在《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是否找到了一些樂趣?
劉恒:是乏味。我對文學有點喪失信心,覺得沒有大的趣味。這是出乎我意料的。也就是說,文學一旦喪失了攻擊性,也失去了誘惑力。現在看來,文學對社會或對人類攻擊時,應該能刺激起人的激情,為文學做出更大的思想投入和感情投入;而文學一旦成為平衡性的工具,本身的吸引力就喪失了。
讀書報:90年代后期的《天知地知》,使您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自十幾歲就讀魯迅,又獲得這一獎項,是否有格外的感受?
劉恒:這部作品寫得比較松弛,和我早期表達憤怒的作品有區別。
在如日中天的小說舞臺上退出,是否也算是一種適度的“走極端”?現如今,“電影的生命被抽空”了,劉恒又該如何面對?
讀書報:對文學喪失信心的同時,是否也感到一些悲哀?
劉恒:和我對文學最初的設想有很大差距。
讀書報:對文學最初的設想是怎樣的?
劉恒:有宗教感,有神圣感。從事文學的時候,有一種朝圣的感覺。當朝圣的目的喪失了,動力也弱化了。我那時候開玩笑說,是上帝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安排,讓一小部分人繼續走極端,繼續沖鋒陷陣,讓另外一些人落伍,被淘汰。
我親眼目睹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風云變化,太多的人從文學這趟火車上走下來。這種淘汰可能有肉體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或者是厭倦了,或者喪失了能力。
讀書報:走上編劇之路是出于什么機緣?
劉恒:1990年,《黑的雪》被改編成《本命年》,我朦朦朧朧的電影夢實現了,一發而不可收。
讀書報:之后就完全脫離了小說創作嗎?
劉恒:就是剎不住車了,完全是自然的選擇。就像巴甫洛夫心理學,一旦嘗到甜頭就會繼續下去。我在部隊的時候,寫小說之前就嘗試過寫小話劇和電影劇本,我對重現某種畫面非常向往,看電影的某個鏡頭時,瞬間被打動。我就想某一天自己的創作也達到這種效果,也能感動別人。這是我最初對電影懷有的期待,可以更直接地和觀眾交流。這種情緒一直持續到去年,電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讀書報:這種變化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恒:資本介入。影視完全淪為資本的玩偶。電影的生命被抽空了。從精神角度看是不好的;從市場的角度,是順勢而為。現在整個世界被金融操盤手操縱,而且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讀書報:您怎么看待這種“電影生命被抽空”的現象?
劉恒:我不確定是一種自然的生態變化,還是真的有某種智慧在操縱。90年代出生的孩子,從小看動畫看卡通,他們的思維自然會受到影響。這些電腦游戲、卡通大部分是完全超越現實的。現在電影的題材,表達方式和這些小孩從小習慣的營養有關,直接對他們的胃口:夸張、無厘頭,想入非非,充斥熒幕的多是思想含量非常小、但市場回報非常大的電影。這種局面的持續,下一步怎么樣很難說。但是傳統電影不可能回歸了。
電影蓬勃發展,大量資本涌入,無數資本在擠一個梯子。每一個稍好點的項目,都有無數資本在等著,幾十個億的資金盤在找孵化的渠道。這種狀況從去年開始,對創作者有極大的沖擊,張藝謀他們這一代電影工作者都面臨極大的挑戰。
讀書報:具體到您本人,所受到的沖擊是怎樣的?
劉恒:主要的“敵人”就是觀眾。無法找到征服他們的“武器”,真正征服他們的應該是年齡段相似的人,我們這一代人都不知道他們在想什么。我和我愛人去看電影,旁邊的年輕人笑得喘不過氣來,我們琢磨不透有什么可笑的——也許神經類型都不一樣了吧。
讀書報:您的創作受影響嗎?
劉恒:我還是按部就班,盡量在題材里塞入我的私貨、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而且我想趁著體力還沒有喪失之前,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做幾個電影。比較可喜的是,也有資本愿意支持。這是不幸中的萬幸,任何事物都并非鐵板一塊。
不論“污泥濁水”到什么程度,荷花還是能長出來,并且出污泥而不染。實際上這都是生態的一部分,沒有意義的電影就像沒有營養的食品,盡管充斥市場,精華的東西也仍然有生存的空間,而且必然是生命力最強的,經典的作品必然會留存久遠。精神產品有的時候不在于短時間內覆蓋面多大,而在于時間上的延續。
讀書報:您打算自己做電影,會在哪方面側重?
劉恒:還是向傳統的經典電影致敬,就是回歸。現在的電影視聽的效果占的比重太大,電影的技術手段越來越簡單,內容反而輕了。我不知道不憑借花里胡哨的技術手段,內容是否還能夠強大到對觀眾有征服的力量。我想試一試,也是對編劇生涯做個總結。
讀書報:哪些作品會被納入您的視野,選擇的標準是什么?
劉恒:有對我原來小說的改編,以及文學圈里幾個邊緣的作品。選擇的標準,還是根據自己的好惡,比較能感動我的作品。
現在的項目規劃堆積如山,好多事情想做,精力完全被占用了。我努力地把那些雜事推開或扔掉,騰出手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緊迫感,有大量的寫作計劃,但是沒有時間完成。做與不做,可能最終也將是上帝之手安排。我最近做了兩件事,寫了82場的電影梗概,還寫了一個項目策劃案,專業評價非常高。我覺得能力在衰退,但是憑著經驗出手還能放出光來,這讓我感到高興。
張藝謀說,“劉恒是唯一一個只要創作就能成功的編劇”。的確,但凡他出手,幾乎無往不勝
讀書報:雖然有些人看輕編劇這一行當,但實際上寫好劇本很難。圈里好多作家嘗試寫電影劇本,并沒有成功。您被稱為“中國第一編劇”,對您來說還存在難度嗎?
劉恒:寫小說,文字可以控制。你設計了非常獨特的驚人的情節,能達到什么效果,一切在小說家掌握之中。編劇中間隔著很多層,導演和演員都有自己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有可能和你的表達相差很遠。導演如何能最大限度地和你同步,不產生歧義,這個境界很難。雙方能達到默契的時候是最令人高興的。好多時候,碰到思路不一樣的導演,也不免失望。
讀書報:和張藝謀合作《菊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釵》,和馮小剛合作《集結號》。您對這些導演有怎樣的印象?或者概括一下中國最優秀的導演有何共同的特質?
劉恒:他們都是業內的精英,都對事業癡迷,比一般同行更能整體控制自己的創作對象。這一行沒有任何混水摸魚的余地,有強大的才華支撐才能走到這一步。天才和能力超常的人確實是少數。
讀書報:《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部笑里帶淚的作品。您的作品特別接地氣,語言是不著痕跡的爐火純青。能談談您對語言風格的追求嗎?
劉恒:我的語言風格受魯迅影響最大。魯迅和周作人都愛用相同的文言虛字,我到現在寫文章,還喜歡用虛字。這個時候,魯迅的那個味兒就出來了。
有一段時間的創作,文字是不由自主流出來的。這是寫作微妙的地方。老了之后反而搜腸刮肚。像《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逍遙頌》《虛證》,都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寫出的。寫《虛證》時,我從早八點寫到晚八點,像開火車一樣能聽到文字的聲音,詞句奔涌而來。那種創作狀態不可復制。
有好多作家,曾經非常精彩,一下子大轉折,文字突然沒有靈氣。大概就是所謂江郎才盡。
最典型的是沈從文。他在40歲之前,尤其是寫湘西的文字,文筆在民國數一數二。在大學當教授之后,他還在寫小說,但是文字沒有感覺了。這種狀況,在現在很多作家身上存在。這也跟生理上的衰老有關。
讀書報:您的小說,特別善于抓住人物的內心世界,善于處理矛盾沖突,總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劉恒:其實我的情節感較弱,編織復雜的情節能力不強。這和我對情節研究不多有關。無論寫小說還是寫劇本,我做得比較多的是人物分析,寫的時候也是跟著人物走,人物始終處于第一位。這和好萊塢的電影相違背,他們追求人物為情節服務。
讀書報:《窩頭會館》是您第一次創作話劇,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您在節目單前面還專門說了一段話,想把觀眾引到您希望表達的方面,但大量觀眾并不在意。對于這種誤讀,您是否也很苦惱?
劉恒:作品呈現的東西和觀眾的理解有距離。還是得跟觀眾進行雙方“博弈”,也是一種文字上的“誘騙”。不把話說明,觀眾無法理解潛臺詞,這就逼著你把潛臺詞說出來。
讀書報: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覺得小說更合自己的心意?
劉恒:寫小說,觀眾的反饋就更少。任何作品,包括小說、電影,所有接受評價的作品,權威的評價非常重要。諾獎評選委員會幾個評委的評價,相當于文學皇帝所發出的聲音,有強大的影響;億萬讀者的評價是分散的。茅盾文學獎的投票,也決定和影響著俗眾。
讀書報:在您的創作歷程中,有沒有感受到周圍評價對自己的影響?
劉恒:用現代所謂傳播學和信息學的理論,我應該主動去影響他們。比如應該有一些策略上的考慮:故意表演給你看,直接把對胃口的東西給你,以此擴大我的聲音。但這些在我寫作的那個時代幾乎是零。現在青年人要想擴大影響力可能有這一層面的考慮。對于潔身自好和孤僻的作家而言,不屑于也無力做這些事情。
讀書報:無論像《張思德》這樣的“主旋律”或非主流的電影,都是一片叫好。做編劇多年,能談談您的創作體會嗎?
劉恒:用我生命的一部分做這個事,我特別珍惜。不管別人怎么評價是否值得,是否高貴,是否卑賤,我覺得這件事有意義,去做了,就好好做。最低限度是希望和我合作的人認可,最大的限度還是希望在知音那里獲得反響。這就很滿足了。再有,我也不是白干。
讀書報:您在大家心目中是一位有才華的小說家。當這才華用于編劇放棄小說,很多人會覺得惋惜。
劉恒:坦率地說,你要是可惜自己的人生,是可惜不過來的。有很多生命的軌道和自己設想的有距離。你選擇的是你喜歡的事情,你確實取得了巨大的利益,給你帶來平靜的生活狀態,這挺好,是上帝的恩賜。上帝沒有恩賜我在小說之路上繼續馳騁,也給別人的馳騁讓出了道路。
讀書報:越來越多的影視劇改編自網絡小說。您關注網絡小說嗎?
劉恒:我不太關注,基本沒看過。
讀書報:很多網絡寫手一夜成名,當然也許我們只看到表面的鮮花和掌聲。沒有一個寫作者的成功易如反掌。但是,和您青年時期寫作的情況相比,也有很大區別了。
劉恒:時勢造英雄。資本膨脹,盯住了網絡傳播的巨大能量。IP關注的人多,想當然地以為含金量非常高。實際上有的含金量很低,像開采礦石一樣,大量的礦石就是石頭,如何冶煉成貴金屬并制造成工藝品,需要大量的智慧投入,掌握這種智慧的人是有限的,有才華的操作者非常少,所以大量項目死掉,這也是風險投資的風險所在。隨著這一過程的延伸,資本也許會慢慢清醒一些。
他也用微信,只是為了便于和家人及朋友聯絡,在朋友圈也只是潛水。他甚至故意刪掉手機里有趣的東西,以防浪費太多時間。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認,被網絡耗費的時間算不得少
讀書報:一位作家朋友對我說,過去他每天睡覺前是固定的閱讀時間,現在改成看微信了。“太可怕了,連寫作的人都不看書了,這書指著誰看?”他的這種憂慮,算是杞人憂天嗎?
劉恒:這是很實際的感受。網絡提供了生動性和不可測性,大量信息的生動性超越人的控制力,很容易讓人上癮。我有時候會故意把手機里有趣的軟件刪掉。人不需要那么多信息。開發商利用了人的本能——這也是淘汰機制之一。用這種方式,把你的精力吸走。只有不被干擾的人,還繼續留在思想的火車上。
有的時候,讀書也是一種淘汰機制。有的人成為書籍的容器,可以把知識有條理地分門別類,但是他自己的創作力是停頓的、萎縮的,喪失了行動的能力,這也是巨大的淘汰機制。人很容易落入種種不同的陷阱。
讀書報:您怎么看網絡時代如此龐雜的信息?
劉恒:網絡是雙刃劍。利的一面是極大地發揮每個人的潛能和可能性,表達自由度比過去高得多,視野空前開闊,可調配的知識資源空前龐大。如果真有才華,可以不受阻礙地盡情展示;弊的一面是,人也更容易被網絡背后的力量操縱——網絡上的精英除外。大部分人是網絡的炮灰,被廉價的知識層層覆蓋,像陷入污泥濁水,最后只有少數精英脫穎而出,利用網絡奪取至高地位并獲取自己的利益。
絕大多數是蕓蕓眾生,他們的個性在網絡中被淹沒。比如游戲者就成為電子游戲的零件,自己從網絡獲取很少,反而將自己掌握的錢財和生命一點點獻給別人。這也是重大的淘汰機制。所以說,網絡留給精英的余地非常大,聰明的孩子會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