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平：用邊界理論來研究沈從文和香港文學

黃子平部分著作 《文學的“意思”》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7年4月版

《害怕寫作》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遠去的文學時代》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歷史碎片與詩的行程》 香港三聯書店 2012年12月版

　　《沉思的老樹的精靈》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年11月版

　 　黃子平 文學評論家，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77級畢業。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座教授。論著有《沉思 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學》《革命·歷史·小說》《邊緣閱讀》《害怕寫作》及《遠去的文學時代》等。參與編著《文化：中國與世界》 叢書、《漫說文化》叢書以及《中國小說》年選。

　　日前，文學評論家黃子平在深圳舉行了題為“沈從文與左翼文學的糾葛”的講座，話題涉及沈從文與丁玲、胡也頻的恩怨糾葛，與左翼文學的理念爭論，沈從文后期創作等，新的材料和觀點讓現場書友獲益匪淺。25日，他再次來深，做客鳳凰書院，講述“沈從文后半生的幾個瞬間”。在兩次講座的間隙，晶報記者專訪了黃教授，聽他暢談自己的沈從文研究，以及在其他一些領域的研究心得。

　　沈從文研究還是要回到人性角度

　　晶報：您近年醉心于研究沈從文，您和沈從文先生有過交往么？

　　黃子平：沒有交往，我一個師兄叫凌宇，專門研究沈從文。他和沈從文是老鄉，都是湖南龍山苗族人，他經常去拜訪沈從文。有一次他準備了20多個問題寫在一張單子上去采訪沈從文，但沈從文不跟他聊文學，總和他聊鄉下的事情，對他的問題都是三言兩語就打發了(笑)。沈從文那段時間給很多青年學者回信，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勸大家不要研究他，理由很奇怪：研究我對你們沒好處。

　　晶報：您研究沈從文是從大學時候開始的么？

　　黃子平：不是，我正式研究沈從文其實是去年年初才開始。我覺得凌宇和趙園研究沈從文都很好了，都給他們講完了(笑)。去年人民大學文學院要我做一個系列講座，我就說講沈從文吧，算是正式來研究沈從文，當然我一直在讀沈從文的文章，然后又看到一些以前未見的材料，覺得還是有些自己的東西可以講講。

　　晶報：您研究的立足點是什么？

　　黃子平：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人性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沈從文說的，他要建一個希臘小廟，里邊供奉的是人性。上世紀八十年代沈從文和朱光潛兩個老朋友重新見面，沈從文給朱光潛講他的文物研究，講匠人的生命如何凝聚在綢緞衣飾壇壇罐罐而傳之久遠。朱光潛正在翻譯意大利思想家維柯的《新科學》，覺得沈從文的工作對他理解維柯大有啟發。這里的核心概念就是人性，人文主義。當然人性的概念后來被解構主義給解構了，有人就此覺得人性是一個虛構的神話。現在研究界的鐘擺又往回擺，要重新回到人文主義的角度來閱讀、理解文本，強調一種閱讀倫理，用類似一種師徒教學的方式來傳遞人文精神。復旦大學的張新穎老師，就覺得我們一向把沈從文讀“小”了，沒有認識沈從文的“大”，他們提出來“天地”這個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發生了很多殘酷的事情，悲慘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可是人們還是得活下去，生生不息地活下去。

　　晶報：您的講座主題之一是沈從文與左翼文學，您認為沈從文和左翼文學是對立的么？

　　黃子平：理念上可算是對立的，沈從文一直批評左翼文學的公式化寫作，寫來寫去都“差不多”，批評他們是高爾基或辛克萊的題材、寫法的二道販子。他覺得左翼文學作家基本上是住在租界里道聽途說，根本不了解農村、不了解農民、不了解社會，而憑概念寫作。但在個人交往上，沈從文不參加任何組織，在左中右派里都有很好的朋友。

　　晶報：那蕭紅的《呼蘭河傳》和葉紫的《豐收》等算左翼文學吧？他們應該算了解農村吧？

　　黃子平：左翼陣營有時候不知道拿蕭紅怎么辦，不好定位。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學標準的《生死場》被視為其代表作，而《呼蘭河傳》和《小城三月》等名作則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馬伯樂》，從誕生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長達四十年間，只有一篇評論。蕭紅本來要去延安的，到了西安就沒去了，倒是蕭軍去了。像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就算左翼文學作家。葉紫可算作左翼作家，《豐收》魯迅寫過序，其實很概念化。

　　晶報：您被大雨阻礙的另一個演講題目是《沈從文后半生的幾個瞬間》。您打算講沈從文晚年哪些瞬間？

　　黃子平：會講幾個點，第一個是參加土改。沈從文從精神崩潰中恢復過來以后，很想回到“群”里邊來，參加土改是一個機會。他做了很多前期的準備，請教有經驗的丁玲等老朋友。他其實一直很抗拒階級話語，想想他在參加土改這種大規模的階級斗爭時會有什么反應，這很有意思。那個時候他有很多書信留下來——土改家書，這個今天討論的人比較少，講得比較多的是土改時他在垃圾堆里撿到一本《史記》，藉《史記》講“有情”與“事功”，他怎么參加斗地主這種階級斗爭沒人關注。

　　第二個是1956年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有機會到處走走。在走的過程中，他重歸舊地就會回憶以前的事情，哪一年在哪里發生了什么等等。我關注“回憶”在沈從文后半生中起的作用，這種回憶對他晚年生命帶來的滋養。

　　第三個是1966年到1976年他的人際關系，包括親情、友誼等，大家討論得比較多的都是沈從文在這段時間堅持不懈的文物研究方面。我則更多關注他在這個時期的人情、親情，很多都讓人非常感動。舉個例子，在離鳳凰很近的地方有個銅仁(貴州地名)，有一年沈從文回到鳳凰，有三個銅仁來的貴州人，見到沈從文就下跪，可沈從文并不認識這三個人，原來這三個人曾在北京走投無路，沈從文給了他們回家的路費，當時沈從文已經不記得這些事情了，張兆和就說其實發生了很多這種事情。浩劫中的親情、人情，把沈從文凸顯出來了。

　　晶報：沈從文解放前寫小說，解放后轉到文物研究，這兩段經歷有什么同與不同？汪曾祺曾說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學，您也指出沈從文的考古研究是抒情氣質和科學條理的完美結合，和他的文學創作方法相通。

　　黃子平：現在很多研究者確實想把這兩者(小說創作和文物研究)統一起來，建構類似“形象史”、“抒情考古學”這樣的研究領域。我感興趣的是“邊界理論”，可以參考俄國思想家巴赫金的“邊界理論”(邊界理論是巴赫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文化的多元性，承認邊界的歷史性，關注發生在邊界的行為和事件，肯定越界的合法性，是巴赫金看待世界、看待文化的重要方式)，包括邊城的邊，張家界的界——界其實是湘西一帶非常重要的概念，三省交界等。后來沈從文研究服裝史，衣服其實就是身體和世界的邊界，人的主體是由邊界構成的。這是一個研究設想，把沈從文研究和巴赫金的邊界理論結合起來。

　　香港小說家很有想法，想法很可貴

　　晶報：您主編的“香港散文典藏”出了香港版和內地版，廣受好評。當初編這套書的緣起是什么？在編輯選稿以及資源整合(牽扯到幾家出版社)上有什么趣事？

　　黃子平：這是基于一種判斷，如果香港文學分別看不同的文體，散文成就最高。編的緣起是香港中華書局100周年，想出一套叢書，大家討論結果是香港散文值得出一套典藏。關于選誰、選題什么的討論了很久，最后定的是9本，其實編倒是不太難，因為好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最大的麻煩就是版權問題。我們都在責怪中華書局，你在香港100年，香港這么多優秀的作家的書都給其他出版社出了，現在要出典藏版，還要一家家去談版權，費老鼻子勁了。過去100年中華書局都在出古籍啊、文物啊、食譜啊，這也可能是香港出版分工的問題，文學書香港三聯書店出的比較多。

　　晶報：我們知道，散文是香港文壇長盛不衰名家迭出的一種文體，也是香港文學高峰，您怎么看待香港的散文傳統？

　　黃子平：香港散文一個比較重要的園地是專欄，這也是中國現代散文的重要陣地。報刊副刊專欄寫作是一個很好的傳統，幾個專欄作家固守在一個版上，天天寫，好像一棟公寓樓，每人守一塊，大家成為鄰居，彼此的感覺好像“我樓上那位”似的。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當然后來也分化了，包括飲食、旅游、政治、文化等主題，但會堅持，有的是每天寫，有的是七個女子分著寫一星期，專欄叫“七好集”。每星期寫一篇，那也是堅持啊。天天寫，這就是一種生機。

　　晶報：香港散文的興起與報紙發達有著密切關系，如今新媒體涌現，比如在內地，報紙不再是稿件主流平臺，香港散文有沒有這種問題？

　　黃子平：我倒是還沒太注意到香港的新媒體。我還很好奇人們怎么在手機里看文章，因為社交媒體里大家都是曬一些食物啊、小孩啊、寵物啊，寫文章的倒是不多。香港我知道有個新媒體平臺——端傳媒辦得還不錯，它以一些記者寫的深度新聞為主，還有一些書評，港臺作者文章也有，寫得很有深度。

　　晶報：相比散文，香港的詩歌、小說在華語文壇并沒有太大的競爭力，您怎么看香港詩歌小說的現狀和未來發展？

　　黃子平：我有一個判斷是，香港小說家還是很有“想法”的，包括臺灣的小說家，雖然他們不一定寫得很多，但幾乎每一篇每一部都很認真，都在思考小說的“本質”，小說能做的事情是什么。而內地的小說家好像很能寫，文筆也不錯，但有些沒有“想法”，連形式上的追求也欠奉，像余華、蘇童等人還是八十年代那種寫法，當然他們不斷地在寫。

　　也許香港作家的文字跟不上想法，但“想法”很可貴，給我們一種讀了會覺得“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感受，比如方言小說，國內我知道的就一個上海話的《繁花》。北方方言雖然容易引入普通話寫作，但是提煉不夠，比如老舍以前寫的北京方言，是提煉為文學語言的。湖南的周立波以前寫《鄉村巨變》，會融入一些方言，今天湖南作家有沒有繼續？韓少功還會寫一點，他對語言很感興趣，《馬橋詞典》嘛，我覺得方言小說是很值得注意的。

　　晶報：董啟章、黃碧云是近年香港小說界的標志性人物，您看他們的作品么？怎么評價他們這批中生代作者？

　　黃子平：我讀他們的小說。董啟章讀起來比較累，黃碧云就讀得很開心。黃碧云自己就說她不用考慮生計的問題，她老公賺錢，她自己就琢磨小說。她會花很多時間、下很大的工夫去寫一個不長的小說，比如《烈佬傳》，采訪一個老人——他曾是一個香港黑社會的打手，還吸毒，現在老了，她采訪了很多很多次，最后凝練成一本很薄的長篇小說，在國內大概沒有人會這樣去做。

　　晶報：近年來對身份的焦慮似乎成了香港的社會病，而事實上香港一直以來就有著身份的焦慮癥。您覺得香港文壇的中生代、新生代作者在這個社會問題的表達上有相關作品么？

　　黃子平：身份認同是香港文學持之以恒的一個主題，當然表現形式會不一樣。關于歷來的社會動蕩主題，香港作家都不是很直接地去描寫現實，都會轉換一下、消化一下。描寫香港社會動蕩主題的書倒不是很多。

　　今天的身份焦慮問題越來越激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個全球化的直接反應，在這個“平”的世界上，原來不怎么接觸的人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密集接觸。比如歐洲難民的問題、墨西哥移民的問題。首先是資源，資源有限的時候，你就會劃出一個界線，提出分享資源的資格問題。身份焦慮和身份認同不光是香港的問題，它是一個全球的問題。創造一個有利于身份融合的社會環境，好像越來越難了。

　　讀者多少比文學地位高低更重要

　　晶報：作為文學評論家，您對目前中國文壇有著怎樣的觀察？對年輕一代的作者有了解么？您曾說自己讀到余華就不怎么看中國小說家作品了，為什么？

　　黃子平：我現在真的不敢回答類似的問題，因為我讀得很少。我以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讀小說，人家問我有什么好小說，我就很有把握推薦，說出個甲乙丙丁。現在反過來到處問人家有什么好小說，沒想到朋友們都很自豪地說：“我早就不讀小說了”。(笑)

　　我的閱讀幾乎就到余華、賈平凹這些人為止。我一直和學生說，批評應該是批評同時代人的作品，今天的新生代寫作者很寂寞，因為老一輩批評家都不讀今天的新生代的小說，而他們的同代批評家都是研究、批評上代人。我發現詩人比較幸運，他們有自己的主張，會抱團，成立詩社，他們會主張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

　　晶報：1985年，您與陳平原、錢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和一般文學史分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分類有什么不同？能簡單介紹下背景和訴求么？

　　黃子平：這個概念消解了兩個時間點，一個是1919年，一個是1949年，用當時的說法，是把“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的劃分“打通了”。那兩個時間點是用來界定“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的，因而是一個純政治的劃分，未必符合一個世紀的文學發展的歷史。

　　晶報：您們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指出20世紀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一個世紀，您認為今天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地位如何？接下來會如何發展？

　　黃子平：“世界文學”仍然是一個烏托邦想象，盡管各民族的作家、作品和讀者的交流交往前所未有地頻密了，但中國文學還在“走向”之中。中國作家拿到國際大獎也不少了，諾貝爾獎，卡夫卡獎，雨果獎，但是最重要的是，讀者到底有多少？我現在不太在意“地位”一類的問題了，“拿來”也好，“走出去”也好，“軟實力”也好，都不是文學家要關心的。

　　晶報：聽說您已經結束了人大的教授工作，返回香港。您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黃子平：我退休前，那些已退休的人就警告我說“你退休之后會更忙”，我還不信，現在發現真的比退休之前還忙。

　　晶報：您現在有沒有成型的寫書、編書計劃？

　　黃子平：手頭還有一些稿子沒整理出來，但現在沒有太多空閑機會來做。我一直都是寫散篇文章為主，比較抗拒專題、成體系的專題寫作。比如關于沈從文的研究并不多，幾篇而已，還在到處“亂講”。(笑)大概明年會把關于沈從文的一些研究、演講集結成書。

　　晶報：之前聽您說曾有過兩個讀書計劃，一是從法國大革命讀起，讀此后發生在世界上的一次次革命的書；一是關于俄國文學，您完成了么？您還有這樣龐大的讀書計劃么？

　　黃子平：哦，那是上大學的時候自己制定的，沒有完成，因為后來發現越來越多的書，來不及讀。倒是俄國小說很多都讀了，先是托爾斯泰、后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就是契訶夫一路讀了很多，很喜歡。

　　現在沒有這種成體系的讀書計劃，又回到我更年輕的時候的讀書“壞習慣”，就是同時讀三四本書，隨便抓到什么讀什么。隨便翻開就讀，也未必讀完。

　　晶報：最后，請跟《晶報》讀者分享下您的讀書方法與閱讀心得。

　　黃子平：我覺得我的這種讀書方法都不能推薦給別人，就是魯迅主張的“隨便翻翻”讀書方法。現在更糟糕，又要網上閱讀，隨便點點，更淺更泛，重要的是會停下來，做點筆記。